提起张居正，大部分人的态度都是惋惜，毕竟这位先生为明朝付出了他一生的心血，结果到头来呢？却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但其实他的这个下场，早在他还主持朝政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这也是为什么明朝第一清官海瑞评价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万历十一年，整个荆州府都沉浸在不可思议的范围当中，因为前任首辅张居正的家即将被抄，而他们得知这一则消息的渠道并不是来自于地方官，而是来自于朝廷。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一则消息的确是来自于朝廷的呢？因为张府的大门已经被封上，倘若消息不是来自于朝廷，谁有胆子将张府的大门封上。

而当时张府的数十口人可都在张府当中，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呢？因为命令下达的太突然，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机会反应，而这正是朝廷高层想要的。

负责主持这一次抄家任务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

这两位在当年都是张居正的反对者，又岂能放过这一次报复张居正的机会。

而当他们打开张府大门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不是张府的各位，而是一阵阵的腐臭味，为什么会有腐臭味呢？

因为当时的张府已经丧失了食物来源，而张诚、丘橓都是从京城赶过来的，单单只是这个路程，至少都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张府拿什么供应数十口人的吃喝。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抄家单单只是饿死的人就高达将近二十位，而这仅仅只是惨剧的开端。

当时张府里面有着不少的女眷，而张诚、丘橓打着避免财产外逃的名义对女眷进行搜身。

他们的这个搜身可不仅仅只是搜身，而是故意将手伸到不应该伸到的位置，这在封建社会对于张家而言可想而知意味着什么。

别人抄家都是将家里的全部财产抄出来即可，而张诚、丘橓呢？他们原本就是奔着人来的，怎么可能将全部财产清查出来即可。

他们以不存在的银子为名，故意对张居正的子孙进行轮流的殴打，而作为长子的张敬修承受不了他的殴打，选择上吊自尽。

而这一场抄家以张敬修的上吊自尽而告终，毕竟抄家抄出了人命，死的这个人又是前任首辅的长子，要是再持续下去的话，只会彰显出朝廷太过于无情。

“江陵长子敬修，为礼部郎中者，不胜拷掠，自经死。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其婴稚皆扃钥之。”——《万历野获编》

朝廷虽然停止抄家，但对于剩余的张家子孙可没有放过，其中大部分都是流放，而对于张居正本人，他们也不打算放过。

当时朝廷有一个主要议题，那就是要不要将张居正拉出来鞭尸。倘若不是张居正在朝廷里依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说不定他真的就得被拉出来鞭尸。

昔日在荆州排名第一的张家，到此时已经破落到不到三十亩田地。

而这三十亩田地还是朝廷施舍给他们的，毕竟张居正的母亲还存活在世，要是没有田地的话，他们怎么活得下去。

张居正是明朝贡献最大的一位首辅，同时也是明朝最悲剧的一位首辅，仅次于那位被斩首示众的夏言。

而他是如何造成自己沦落到这种地步的呢？因为太有追求。

王阳明著作的《心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

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人的一生基本上不会超过百年，在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从没有机会到有机会就已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在有机会又要利用这个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基本上付出的就是自己的一生，而张居正却要一辈子做好两件事，不栽跟头才怪。

如果要详细的解释张居正变法，那基本就得需要一篇论文的量，因此只简约的概括一下张居正变法对明朝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以及对他本人造成了什么影响。

提到张居正变法，就不得不提到“一条鞭法”，有的人或许会站出来说，一条鞭法哪里是张居正提出来的，不是福建巡抚庞尚鹏提出来的吗？

况且人家早在嘉靖初年就已经提出来，而他张居正是万历元年才开始变法，这是事实，但当时的一条鞭法只在南直隶一带推行，

为什么不在全国推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条鞭法已经伤害到既得利益集团。

要知道，明朝的税收政策相当的复杂，有的百姓交粮食，有的百姓交银子，有的百姓出人力。而税收政策越是复杂，官府就越能钻漏洞。

交粮食的百姓，你明明交的是好的粮食，他偏偏说你的粮食是不好的，叫你回家重新拿。

当时的百姓普遍都是交碎银子，而碎银子熔炼成银宝是需要损耗的，至于这个损耗是多少，完全由官府制定。

出人力的百姓更是痛苦，粮食、银子最起码是实物，他总不能说你没有交，而人力他说你没有做，你就是没有做。

一条鞭法要做的就是将各种税集合到一起，只交银子，这样一来，明显会触及到底层官员的利益，而底层官员的利益有一部分会输送到上层官员的手里，相当于上下两层官员一起得罪。

更何况，当时的税收是按照田亩来收的，而官府为图省事，田亩一经核算，最起码十年内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更有甚者，数十年都不会发生改变。

而谁又能保证百姓的田亩数量一直是这个数字？

因此，一条鞭法执行必须要重新丈量全国田亩，而重新丈量全国田亩又会伤害到官员的利益。

按照正常情况下来说，一个国家的田亩数量应当是越来越多才对，但每一个朝代的田亩数量都是越来越少，明朝也是如此。

洪武年间田亩数量有八百万顷之多，但到了弘治年间，却仅仅只剩下四百万顷，其余的一半去哪了呢？当然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一部分存在的被官员隐瞒了起来。

反正负责具体收税工作的是他们，隐瞒起来岂不是简简单单。

既然一条鞭法如此明显的伤害到官员的利益，为什么张居正依旧能够将其推行下去呢？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另一项变法——“考成法”。

所谓考成法，就是将全国范围的官员都纳入到一个考勤体系，而这个考勤体系的最高领导就是张居正。

如果有官员完不成考勤的话，那么迎接他的就是开除，又或者降级，而倘若完得成考勤的话，那就是升职。

对于升职一事，没有人会不动心，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之前凝聚在一起抗衡一条鞭法的推行，而张居正时期却如同一盘散沙。

一条鞭法的推行给明朝一年带来一百万两的税银。要知道，当时明朝全年的税银也才仅仅三百万两左右，张居正此举相当于给明朝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税银。

“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明史纪事本末》

国库充盈是不假，但是官员对张居正的意见却是越来越大，他不但在税收方面从官员的身上割肉，甚至还破坏了规矩。

因为他制定的考成法体系将言官也纳到了里面。

要知道在此之前，言官都是监督别人的，什么时候会轮到别人监督，这也是为什么张居正在别人看来就是独裁者，而这也为他后来的下场埋下隐患。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在改革变法的同时，还做着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试图将万历培育成千古一帝。

要说工作繁忙，那还得是张居正，改革变法需要他一个人全程监督，而他还能将一部分的时间挤出来教导万历，真可谓是尽心尽力，而正是这份尽心尽力要了他的命。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要产生一个优秀学生，那么老师一定是严厉的，毕竟老师要是不严厉，一昧的放纵学生，就算学生是一块上好的木材，也雕不成精美的艺术品。

而居正当时也是这种想法，但他却没有意识到一点，那就是他已经越界。

张居正与万历是什么关系呢？是君臣关系，但是在万历的一生当中，与其说跟张居正是君臣关系，倒不如说是父子关系，因为张居正完完全全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臣子。

有一次万历读《论语》，只因为读错了一个字，张居正呢？竟然敢当着群臣的面大声呵斥他。这放在明朝的历史上，算得上是独一份。

而还有一次，万历喝醉了酒，耍酒疯，李太后命令他写罪己诏。他呢？当然是不肯写，毕竟这就类似于你上课犯了错误，老师叫你写一份检讨书到讲台上自己骂自己。

而张居正呢？直接抡起笔，要替万历写。要知道，他的身份可是臣子，他有什么资格代替皇帝写罪己诏。

他的种种行为都如同一个父亲对待儿子，但他与万历并不是父子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万历对张居正的抵触只会越来越深。

更何况，张居正还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高压力，每个月除了带三、六、九的日子，其他的时间都得学习。

而他的学习课程可是相当的繁重，开讲之前需要将前日的内容读上十遍，主要是四书五经。

而他是皇帝，肯定不会只学习四书五经，还要进行处理朝政，张居正将各个部门的奏章拿给他，叫他指出其中的不对。

而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基本上就得需要一个上午的时间，要知道，万历可是从凌晨就已经起床。

在这期间，他只能休息不到三个小时，到了下午，还得学习书法、历史，基本上一整天都是处于学习状态。

“皇上以三、六、九日视朝，其余日俱御文华殿讲读。非大寒大暑不辍，凡视朝之日即免讲，讲读之日即免朝庶。”——《明实录》

有的人或许会说，他一个月不是还有九天的假期吗？他虽然有九天的假期，但这九天假期的时间并不是全属于他自己，因为他还得临朝听政，进行实践。

试想一下，如果是你，对这种生活是否愿意？肯定是不愿意的，毕竟谁都想轻轻松松，万历亦是如此。

而他之所以不敢反抗张居正，当然是因为惧怕，惧怕到什么程度呢？当年他犯错，李太后曾拿出张居正威胁他，说他如果要是再犯错的话，就叫张居正废掉他。

可以说，他对张居正的惧怕程度不亚于现如今的孩童对人贩子的惧怕程度。

而这种惧怕随着张居正的去世，自然而然的变成愤怒，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群臣要求清算张居正，他这个张居正的学生竟然乐见其成。

如果张居正仅仅只是改革变法的话，那么就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将来，但奈何他偏偏要两手抓，不但要抓现在，还要抓未来，这未免不是像他这种类型的人的一个缺点，想的永远只是国家，以至于到头来忽略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