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人类最原始、最纯粹的语言,能直抵灵魂深处。

在现代社会，音乐无疑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然而在古老的先秦时期,音乐却远不止如此！

你绝对想象不到，古人居然把音乐当成了一种修身养性的工具，一种教化人心、涵养风俗的重要手段。

在那个专制极权的时代，音乐的作用被推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古代先哲们为何如此看重音乐？他们又是怎样将音乐与道德教化紧密联系起来的？

上古时期属于乐的积累阶段,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礼乐”上升至国家制度层面,周朝之乐是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宫廷音乐,周乐尚雅,雅者,古正也,亦可称之为“雅乐”。

《尚书大传·洛诰传》记载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殷周之际“德"意识觉醒,《易传》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人继承殷商“崇命敬神"观念的同时,对从“无”到“有”的天地万物“生”之“德用"有了深刻思考。

王国维先生曾评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周公“制礼作乐"意在以“德”构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闸释周朝“其命维新”的统治合理性,“礼乐”的内涵从“事神致福”转向“尊道崇德”。

《诗》之“雅颂”与《书》之“周诰"中“德”字习见,周朝文献中多有将“乐”与“德”相联系的记录，《诗·皇矣》:“貊其德音,其德克明。”

周人对“乐”的理解融人了“德音”的价值内涵,周朝的雅乐体系紧紧围绕“德”意识而构建。周朝宫廷雅乐是与礼相互依存的制度性存在,呈现出丰富的内涵与完整的体系。郑樵《通志·乐略·乐府总序》谓:“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

强调礼乐系于一体的特点。周朝雅乐的体系性构成通过礼仪活动的内容与形式表现出来,与周王朝的政治活动密切关联。周代的《三礼》文献为研究周代用乐情况和雅乐体系提供了文献上的支持,《三礼》文献呈现出周朝礼乐制度的理想形态,周朝“雅乐”的完整体系包括了乐官制度、用乐场合、雅乐文本、音律实践、乐器功能、雅乐演奏、音乐理论、乐教功能等方方面面。

据《周礼》记载,周朝的乐官体系非常完备,周人具有职责分工明确的乐师系统,有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典同、磬师等复杂的乐官体系。用乐场合包括祭祀、典礼、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不同的仪式活动有对应的礼乐流程与规范,不同的场合使用相应的乐器与乐歌。周朝的雅乐文本包括祭祀祖先的颂赞之歌,采自邦国的观风之乐,宫廷飨宴献诗赋诗,公卿大夫的讽谏之诗。

《诗》是周代雅乐文本制度化、经典化之后高度普及的文本,从《诗》的文本构成可以窥见周朝雅乐文本的内涵。周人对音律有清晰的认识,包括六律(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同(大昌、应钟、南昌、钟、小吕、夹钟),五声(宫、商、角、徵、羽)。上古雅乐以“钟磬之音”为代表,“六律六同"是先秦钟律的核心概念,“五声"是周人对五度音阶的清晰认识。

乐器方面,周人按材质将乐器分为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具体的乐器有钟、磬、埙、、琴、棁、笙、箫等分别用于不同的乐歌与礼仪场合。雅乐演奏习见于《三礼》文献,包括奏乐、雅歌、乐舞等部分,仪礼·乡饮酒礼》与《仪礼·燕礼》中对乐工的升、降、兴、拜、间歌、合乐有清晰的记载,《左传》中的外交用乐场合也可见乐工演奏的制度。

从音乐理论上来说,包括《礼记·乐记》《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等文献中对音乐理论的论述。《三礼》文献中呈现出的成熟的周朝雅乐体系只是一种理想形态,但对于揭示周朝礼乐制度具有独特的价值。

上古之乐的教化作用倾向于社会教化,属于广义上的“声教”。百工学官的职事教育侧重技能传授,缺乏义理层面的解释。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周代雅乐以体系性和制度性的存在为“德育"提供了途径,礼乐成为周朝贵族专门教育的内容。“乐教”成为周朝教育的制度性存在,周代文献中对“乐教”的内容和形式有清晰的记录。

职责分工明确的乐官都承担着相应的“乐教”之职,乐师掌国学之政,教国子小舞乐仪。大胥掌管学士名籍,春人学合舞,秋颁学合声,小胥辅助大胥征召学子并负责相应的奖惩。大师教以“六诗”,小师教声乐演奏技巧。关于“乐教”的具体形式,《礼记·文王世子》曰:

《礼记·内则》云:“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诵诗”“弦歌”“乐舞”是周朝“乐教”的具体形式。《韩诗外传》记录了孔子向师襄子学琴的过程，礼记》中孔子与宾牟贾谈论乐,孔子详细地讲解了《武》乐,此外魏文侯向子夏问乐,子贡向师乙问乐,这些都是“乐教”的生动范例。

由此可见,周朝在礼乐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完备的“乐教”方式。雅乐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从西周初年继承上古“六代之乐”而初创,到周穆王时代雅乐体系逐渐完备而初步定型。周朝建立之初,周公借鉴前代,损益夏商,制礼作乐,其核心目的在于消解殷人“有命在天”的统治合法性,并通过颂赞祖先的方式来讲述周民族的历史,阐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时代特征并强调周朝祖先“以德配天”的历史内涵。

周朝雅乐在前代祭祀乐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周存“六代之乐"包含了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大武,六代乐舞是黄帝、尧、舜、夏、商、周六个时代的民族史诗。周初颂赞先祖的祭祀乐歌奠定了周朝雅乐的雏形,从今本《诗经》的“雅颂部分"可窥其本源。

《绵》称颂古公亶父迁岐创业之艰辛,大明》盛赞王季、文武之德,歌颂周朝克商的民族史诗,清庙》《维天之命》《维清》于祭祀典礼之上盛赞文王德行与功绩。周初雅乐始创,形式简单,注重意识形态的建构。

周公还政之后,成康之治,天下安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周朝统治得以巩固。昭穆时代,西周社会进人最繁盛的时期,经过周初的礼乐文化积累,雅乐体系在周穆王时代逐渐完备。礼乐仪式由简到繁,礼乐以制度化、经常化、普及化的特征,自上而下深入到贵族、平民的生活中。

萌发自殷周之际的“德”意识依附于雅歌深入人心,周人淡化了“天命”观念,周朝以“惟德是辅"的统治合理性替换了殷商“有命在天”的权力合法性,周初百年的礼乐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另一方面,周穆王征伐犬戎,失德于四夷,作《吕刑》之辟,严刑峻法,刑法制度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以“德政”为内涵的礼乐制度,为周朝由盛转衰埋下伏笔。

周懿王时期,王室衰落,戎狄人侵,百姓疾苦,于是讽谏之诗集中出现。周人意在讽谏君主回顾周朝先祖以“民为邦本"的“德政”内涵,刺诗以“变风变雅”的形式融入雅乐文本,《诗经》中的颂赞乐歌为“诗之正经”。当刺诗与颂歌同用于政治、祭祀,“诗”“歌”合流,周朝雅乐内涵得以扩充。

周朝东迁,王权衰落,诸侯僭越,西周“雅乐"体系受到郑卫世俗之音的挑战,雅声浸微,溺音腾沸。郑卫新声摒弃了雅乐庄重严肃、中正平和的特征,摆脱了西周“德音"价值的束缚,以轻快的曲调替换了雅乐缓重的演奏风格。

《礼记·乐记》中记录了魏文侯听古乐与新声之后的感受:“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郑卫之音脱离了雅乐制度的规范,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因诸侯常用于享乐而被称为“淫声”“靡靡之音”。孔子主张:“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子夏评价郑卫之音:

东周时期宫廷雅乐在郑卫新声的冲击下走向衰落,故《汉书·艺文志》云:“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当西周的礼乐制度流于形式,“乐"成为贵族享乐的手段,贵族随意的“僧越”行为打破了西周以来礼乐制度的权威,形成了“礼坏乐崩"的时代格局。史家将“礼坏乐崩"的社会危机概括为“文蔽”,即贵族深涉于礼乐之“文”后,玉帛钟鼓流于缘饰。

孔子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语可谓是对“文蔽”局面的一语道破。雅乐的“德育"教化作用被淡化消解,“乐”陶养人性情的本质被享乐性倾向蒙蔽。贵族的僭越、享乐只是雅乐流于形式的表象,更深层次的危机是雅乐的价值与存在的必要性被普遍怀疑。

老子认为人过多地涉足于礼乐之“文"而导致了对自然之性的蒙蔽于是提倡“复归于朴”的自然之德。到墨子时,已经将“乐"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儒家“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法家也排斥音乐,《商君书》以礼乐为“淫佚之征”,《韩非子》以“好音”为“人君之过”。

面对“乐”的信仰危机,如何复兴雅乐“德音”的价值内涵成为了东周乐学的发展方向。孔子因熟悉礼乐而深知雅乐的教化作用,鲁国礼乐传统深厚,且较完整地保存了西周的典章制度,孔子接受了鲁国礼乐氛围的润养与熏陶。在历史文献的记录中,孔子善于鼓琴、弦歌,即使困于陈蔡之际,依旧讲诵弦歌不衰,孔子对“乐”的学习与体悟,使孔子能深刻地领会“雅乐"的内涵。

传世文献中孔子论“乐”的言论颇多,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感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作为周朝雅乐体系中的典范之音,孔子评价为“尽美矣,又尽善也”可见孔子对雅乐的推崇。孔子在教育过程中重视“乐"对人性情的润养,并以“施教立言”的教育实践方式推动雅乐从历史权威转型成思想权威。

孔子的“正乐”之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赋予雅乐“仁"的价值内涵,二是其“复礼正乐"的教育实践,三是“成于乐"的教育理论主张。面对“礼坏乐崩"的时代格局,郑卫新声的享乐性特质冲击着雅乐“德音"的价值内涵,周朝礼乐宗法制度的权威性被外在的“僭越”行为摧毁。

孔子将目光转向内在于个体的生命力量,立足于每个人心底都存有的“良知”与“公意”,并以立教的方式唤醒人生命中有其根芽的仁性,因此孔子提出“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克己"意味着人从自身的角度克服私欲,遵循礼乐规范的引导,“仁"在真切的生命实践中被感知与觉悟。孔子对众弟子问“仁”的回答各有不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弟子的心性不同,另一方面是孔子指点弟子从自身实际出发而“求诸己”。

孔子所要确立的正是立足于个体自身的“为已之学”,使人在实际的践行中体会源于自身的仁性。孔子以身体力行的教学方式为弟子启示了“为学”的方向,并以真诚的生命感召引导学生。

《论语·乡党》记录了孔子不仅在庙堂上谨言慎行,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亦处处依礼得体。孔子在教育实践中为礼乐确立了“仁"的价值内涵,故《论语·八佾》中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复礼正乐"之举意在以“依于仁”为礼乐“德用”的价值内涵提供源于人心的切己的教化路径,是对雅乐价值的扩充。

但最后孔子“复礼正乐"并没有挽回雅乐衰微的历史命运,礼乐制度终究随着周朝的衰落而解体。春秋时代诸侯对名存实亡的礼乐制度还有所顾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后,战国诸侯彻底地撕碎了礼乐的外衣,武力权势与利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准则。

当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带头背弃了周朝的礼乐制度,周朝礼乐彻底崩溃,郑卫新声取代雅乐成为历史的必然。雅乐体系在郑卫之音的冲击和战国秦汉兵火的重创之下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乐教传统几乎中断,所幸存于民间乐师的口述言传之中。汉兴大收篇籍,设立乐府收集音乐,周朝雅乐得到了一定程度恢复,但雅乐传承终究“世在乐官”,未能与“五经"并列博士。

一代有一代之乐舞,武帝以乐府“新声变曲"为郊祀之礼配乐,被称为“郑音”“俗乐"的新声成为了祭祀之音,汉朝乐府新声终究替代了周朝的雅乐传统。回顾先秦“乐教”的发展历程,对于重新思考“乐”的动态形成、综合体系与价值内涵具有一定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