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的公开身份是军统（保密局）天津站少校机要室主任、中校副站长，这在当时是不太合规矩的：军统时期，天津那样的大站，副站长至少应该是上校；军统变为保密局，天津还是编制最多的假种站，少将当副站长也很正常——老蒋的地盘越来越小，站长位子越来越少，很多省站少将站长自己的地盘丢了，要是能在天津当个副站长，给毛人凤磕八百个响头都愿意。
军统变为保密局，可不仅仅是换个名字，还有一大半特务被裁撤，“失业特务”衣食无着，只好跑到紫金山趴在戴笠坟头哭，结果当然是哭了也白哭：毛人凤笑嘻嘻地假装没听到，吴敬中和余则成抱着玉座金佛数美钞，才不管那些变成抹布的小人物有没有饭辙。
“大人物小人物”并不是吴敬中首创的“官阶相对论”，不管在什么朝代，朝中无人、江湖无友，都很难混得滋润。吴敬中在蒋家王朝有太子小蒋和郑介民做靠山（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吴与蒋同班），毛人凤也拿他无可奈何；余则成不但备受戴笠、毛人凤青睐，而且江湖地位也不低——天津卫青帮大佬龙二唯其马首是瞻，替他干了很多脏活儿。
龙帮帮主龙二跟余则成的关系，并不是上下级，而且天津的青帮势力很强大，龙二为什么对余则成服服帖帖，我们细看军统青浦特训班创始人的回忆录才明白：原来余则成是青帮三巨头之一杜月笙的门徒，而且是杜月笙最器重的那一批门徒中硕果仅存的几人之一，论起资历，他也能算“学字辈”大哥。
熟悉青帮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青帮前二十四辈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学；后二十四辈为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渡、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照、乾、坤；续二十四辈为绪、结、昆、计、山、芮、克、勤、宣、华、转、忱、庆、兆、报、魁、宜、执、应、存、挽、香、同、流。
杜月笙是“悟字辈”，燕双鹰说自己也是“悟字辈”，所以在青帮老巢上海滩无人敢惹，天津卫也是青帮重要基地之一，余则成能混到“学字辈”，也可以在九河下梢横着走了。
有人说龙二之所以服余则成，是因为龙帮帮主龙二走私假酒被美军抓获，是余则成找武翻译把他捞了出来，但事实上在龙二卖假酒被抓前，已经帮着余则成把斯蒂庞克轿车换成了七根金条和两沓美钞，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谁欠了谁的人情。
龙二是江湖中人、一帮之主，而余则成当时只是保密局天津站机要室少校主任，还不如情报处中校处长陆桥山、行动队中校队长马奎李涯权力大，龙二不理手里有枪的马奎陆桥山，却对余则成实心实意，说明这里面另有原因。
余则成和龙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余则成在进入军统临澧特训班之前是做什么的，好像也没有谁完全清楚，他跟龙二什么时候结识的，就更是很少有人知道了。
很少有人知道，并不意味着没人知道，起码军统临澧特训班的一位创始人就能知道淋漓特训班的学员是从何而来，最后又到何处去，以及特训班在上海抗战中的幸存者余则成，为什么会跟江湖门派之主龙二相交莫逆：余则成不但是杜月笙门徒，而且还可能是青帮“学字辈”大哥，“龙帮主”也得给他三分面子，然后处成十分交情。
为什么说余则成是杜月笙门徒、青帮“学字辈”大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还得从军统临澧特训班创始人之一文强的回忆录说起。
文强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但是曾任忠救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少将政治部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就是《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直到1975年3月19日，才跟数十名军统少将、中统站长级特务（中统特务除了在军队中有兼职，一般都没有军衔，军统和保密局都属军队建制）一起最后一批特赦。
军统青浦特训班，就是文强和戴笠共同创建的，他们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杜月笙：经费杜月笙出，学员也从杜月笙的门徒中精选。
那是在1937年９月４日的晚上，戴笠拿着老蒋的电报来到楼下文强的房间（当时他们走住在无线电训练班的办公楼里，戴笠住楼上，“参谋本部上校高参”文强住楼下）：“校长来的电报，要我跟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内组织一万人的别动队，。把上海的日本特务肃清，来保障我们军队做战。办这样大的事情，我身边没有人哪，我正要跟你商量，我们计划怎么办啊？首先我们要起草个大纲，要搞个几条，好跟杜月笙谈，我的身旁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
文强跟戴笠关系很好：文强是黄埔四期，戴笠是黄埔六期；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文强与组织失去联系，是戴笠和张治中、程潜等人担保，才让文强有了新工作；文强比戴笠小十岁，但是戴笠一直称文强为“念观（文强字）兄”而不直呼其名。
老蒋当天给戴笠发电报，第二天就要别动队组建计划，戴笠文化水平有限，只好求助“文高参”，文强也不负所托，一夜之间就把万人别动队如何分为五个支队，如何补充给养、军需的计划做了出来。
9月5日一大早，戴笠和文强喊上余乐醒（沈醉的姐夫，跟吴敬中一样，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后叛变的）一起去找杜月笙谈判。
杜月笙跟戴笠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甚至还有一些过节，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记录了戴笠对他讲述的杜、戴恩怨。
当年杜月笙走私鸦片的时候，被戴笠扣留了，当时杜月笙大发脾气，说戴笠这个家伙不给面子，就要暗杀戴笠，最后是杜月笙的法律顾问章士钊出面牵线搭桥，把两人拉到一个饭桌上，两人一笑泯恩仇，戴笠率先表态：“我很对不住你，你送钱我没有收，请我吃饭我也没有来，得罪你啦。现在我们两个交个朋友。我们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禁烟委员会，想请你当南京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卖鸦片把自己卖臭了，当上了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就变成了一个正当的人了。你为什么不走上这样一条光明大道呢？你又不是没有钱，何必卖鸦片呢？不要那样搞了。”
杜月笙也很爽快：“这个禁烟委员会委员，我当，我当，以后再也不卖鸦片了。”
江湖上讲究花花轿子人抬人，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得饶人处且饶人。戴笠与杜月笙“不打不相识”，很多戴笠不好出面摆平的事情，杜月笙都可以替他出头。
沈醉的回忆录也能证实文强的说法，沈醉没当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之前，当了很多年行动特务（军统四杀手和三剑客，都有沈醉的名字），他在行动中没少借助青帮势力：“我当行动组长不久就发现，在租界上追捕、绑架地下党和刑事犯，大都能得到那里帮会和巡捕房的协助，唯独追捕、绑架、暗杀各地方军阀与反蒋势力的代表时，他们却不大肯帮忙。这主要是因为帮会在全国各地都有组织，他们要在那里站住脚，还需要地方势力给他们捧场。”
有人很搞笑地问张作霖和杜月笙打架谁先认怂，文强和沈醉听了一定会发笑：城市帮会和绿林响马谁更狠不用问，再大的帮会头子，也惹不起军阀，张要灭杜，那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杜月笙惹不起张作霖，也不能不给戴笠面子——如果戴笠带着三十万军统特务（包括交警总队）混社会，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连饭都吃不上。
戴笠的经费，老蒋发一小部分，大部分靠“做生意”筹集（我们在《渗透》和《伪装者》中看到的很多情节，都来源于真实的史料），组建万人别动队，戴笠也得去杜月笙那里打秋风。
“水果月笙”比吴敬中可精明多了，他答应跟戴笠合作并出人出枪，是有附加条件的，戴笠很长时间才琢磨出不对劲儿，文强在回忆录中记载了戴笠的担忧：“杜月笙很有心计，五个支队，其中三个支队都是他自己的人，还让大胖子刘志陆（与杜月笙为‘悟’字辈兄弟，当过广东陆军第一混成协第四标标统、广西陆军第七协协统、独立旅旅长、讨龙第三路总司令、护国军第四军军长、广东督军府参谋长、潮梅镇守使兼潮循道道尹、粤军第二军军长、直鲁联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胶东防御总司令）当总指挥，戴笠也不好说什么。戴笠对我说：‘别小看杜月笙手下的这个刘志陆，很厉害呀，他把我们的人都拉过去了。这一万人，我最多还能安两个支队进去，这一步我们没有防备，吃亏了。’”
看着戴笠抓耳挠腮，文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把没有好工作的黄埔生都请来，让他们把别动队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队长都顶下去，这样，大队长、中队长、中队副就都成了戴笠的人。
有了战斗骨干，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黄埔生学的都是正规作战，搞别动队是外行，领导江湖人士也没有经验，于是文强又给戴笠出了一个主意：“在青浦、淞江这两个地方办两个训练班，挑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训练一个月，安置到部队当指导员。”
戴笠到处张贴招生广告，但是报考者寥寥无几，跟别动队需要的一千干部相差甚远，而张治中、张发奎却只肯给一百五十人，杯水车薪。
万般无奈之下，戴笠只好在别动队中的青帮门徒中挑选了七八百有文化的，让他们跟着余乐醒和谢力公（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叛徒）学习特种作战——两个特训班的主任都是戴笠（余、谢以副主任管实务），这些杜月笙的门徒，又成了戴笠的门生。
淞沪抗战，两个特训班折损大半，幸存者少数跟着余乐醒和谢力公撤往湖南办起了临澧特训班——《渗透》中说店小二许忠义在青浦班、临澧班都当留级学员，那是不符合史实的：青浦班幸存下来的都是精英，到了临澧班最差也能当教官。
除了少数撤往湖南，大部分有帮会背景的都在上海、天津、北平等地潜伏并执行暗杀和爆破等危险行动，余则成以“蟹”为代号打入“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就是因为他能在上海站住脚——“蟹”和“学”字用方言念起来差不多，戴笠给余则成取这个代号，也在暗示他的“青帮学字辈大哥”的身份。
如果没有帮会身份，余则成在上海根本就呆不住；如果在青帮辈分不高，龙帮帮主龙二根本就不会给余则成面子。吴敬中专门请示戴笠，把余则成调到天津，也是要借助帮会的势力，给自己捞钱找几只白手套。
杜月笙发起狠来，连吴敬中的同学小蒋“打老虎”都得功亏一篑，余则成有帮会背景，吴敬中自然要高看他一眼。
结合文强与沈醉的回忆录分析，《潜伏》中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余则成不是青帮“学字辈”大哥，龙二凭啥给他跑腿办事？如果余则成没有青帮身份，凭啥在天津卫手眼通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