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晋（山陕）湖广代牧区（1762-1838）

根据之前的教廷诏令，虽然李成功并未能够履行他的使命，但是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开始，湖广地区依旧是脱离了四川代牧区的管辖而转归秦晋代牧区兼管，秦晋湖广代牧区的历史就此展开。

（一）远控湖广教务

在此一时期，代牧区共莅任了8位代牧主教，前后历时近80年，但由于禁教时期传教环境艰难、外籍司铎人手不足、交通条件不够便利等多种条件的限制而使得方济各会的代牧始终未能亲自来到湖广地区，故此他们通过两种方式管理湖广教务，其一，通过法国遣使会在湖广地区的会长来进行管理；其二，大量毕业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书院的国籍学生作为传道员而被教廷传信部直接派到湖广地区工作，他们成为两者之间联系的中间人，代牧主教通过书信来遥控、指导当地教务。[1]

（二）海外就读的山西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那不勒斯中国书院或称为纳玻里书院的学生名单当中笔者发现了15名来自山西的国籍学生，他们在毕业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山西及其周边地区从事传教活动。[2]另有四人则是笔者拿到的其他资料当中所提到的，他们前往其他地方学习，亦附在名单当中。而其中目前明确知道晋铎并回到山西服务教会的是郭儒旺、郭约安、王廷荣三人，樊守义则是前往了北京、鞑靼、河北及辽东，为苏努家族的布道司铎。[3]雍正元年（1723）二月，雍正先是以“办事不力”为由将苏努的两个儿子勒什亨和乌尔陈发配边疆，次年（1724）五月，又将年近八十的苏努定罪，革去贝勒爵位，发往山西右卫，当时樊守义以货郎身份作为掩护为其施行圣事。苏努到达右卫后不久就死在戍所，死因不明。苏努死后一年多，雍正又将其削籍，又五个月后将苏努戮尸，抄没家产。

表1-2 海外就读的山西学生

另一份名单，则是毕业于那不勒斯中国书院之后服务于山西的国籍司铎名单：

表1-3 毕业于中国书院之后服务山西的国籍司铎[4]

两份名单的来源不同，但可以看到其中共有八人生于山西，服务山西，最后也殁于山西，叶落归根。在不同的来源中，其资料略有参差，却可知为同一人无误，现列表如下：

表1-4 比对后的山西司铎名单

（三）代牧常驻山西

再回到代牧区本身，乾隆二十八年（1763），教廷任命方纪谷（Franciscus Ma-Gni，1723-1785）[5]领Miletopolitanus主教衔兼任山陕湖广代牧区主教，然而当时的他为了逃避官府追捕而隐匿于西安杜姓教友家中，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才在河南由南京主教祝圣。[6]

乾隆四十二年（1777），方纪谷向教廷请辞得到批准，1月13日，教廷任命当时秦晋湖广代牧区唯一的外籍司铎闵而才（Walhanael Burger，？-1780）继任，翌年（1778）10月18日在西安由方纪谷祝圣晋牧。然而由于方纪谷不希望离开传教区的工作而颐养天年，遂请求闵而才以辅理主教身份待之[7]，闵而才便委托其管理陕甘湖广教务，自己返回山西。这是一个时间上的节点，从这时开始秦晋湖广代牧区的代牧主教开始常驻山西，故而西安教区司铎胡世斌神父认为自此开始称之为山陕湖广代牧区更为妥当。[8]

乾隆四十三年（1778）7月20日，教廷诏令调任闵而才为南京教区助理主教，8月15日再下诏令任命正在山东传教的方济各会士康安当（Antonius Maria Saucmi，1714-1785）领Domctiopolis主教衔兼任秦晋湖广代牧区代牧。然而由于南京教区主教人选向来由葡萄牙以保教权推荐，而助理主教又有继承主教之权，故而关于闵而才的任命受到了葡萄牙政府的阻挠，从而使得诏书被扣留在澳门而终未送达，虽然闵而才已经得知此事却也无可奈何。乾隆四十五年（1780）8月28日，闵而才在等待中于太原安息主怀。康安当则是顺利收到了诏令，但他不愿介入是非，直到闵而才去世之后才前往山西赴任。乾隆四十六年（1781）2月25日，康安当在西安由方纪谷祝圣晋牧。方纪谷再次提出了辅理主教的要求，康安当同样允之而自行在山西绛州设立主教座堂。

图4-1 康安当

（四）浑源李培元教案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一场席卷全国范围的禁教再次开始。在整个教难期间，国籍司铎表现出坚定的信仰。在其中，笔者再次发现了两份关于大同的记录。

第一份记录来自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当时大同浑源曾发生教案一起。是年十一月初七，时任山西巡抚农起（？-1785）上奏：

浑源州地方查获李培元、李荣先、李培旺、李富先、高林五犯称系相沿传习私奉天主教之人，现在解省根究，应否一并解京质讯？[9]

针对此事，乾隆谕曰：

内地民人私习天主教自应严密访拿、照例查办，但此等人犯俱系世相传习，尚非蔡伯多禄等勾引入教者可比。若讯明与焦振纲等延请夷人传教一案并无同伙情事即可无庸解京。着传农起提集李培元等研讯明确、照例定拟。仍着暂行监禁，俟焦振纲等各犯解到……如有应行解京质讯之处再行谕知。[10]

由此可知，当时的大同浑源已有天主教徒且为世代信教之家族。

（五）范天成的信件

因为教难原因，乾隆五十年（1785），康安当、方纪谷相继在北京安息主怀，前后只差7天。[11]此后，国籍司铎郭儒旺（1743-1817）暂代教务。乾隆五十二年（1787）4月3日，教廷谕令原在山东传教的方济各会士金乐理（Mariamus Earalls，1726-1790）领Magydensem主教衔兼任山陕湖广代牧区代牧。

第二份记录来自于原籍河北景州的山陕湖广代牧区司铎范天成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3月30日由山西祁县写就的信件：

我向你们报告我来这里的情况。去年8月由北京动身，10天后平安到达山西祁县，找到鲍斯德神父，他授意我在太原下会一个多月……这些地区的情况不好……因为教难中大部分教友背弃信仰……劝化工作是艰巨的。在山西省只有我们两个人，怎么能管理五六个教士的地方，这里有一万多教友，地区相距又很远。4月3日我去大同府，远在长城外接近归化城。鲍神父去了路安府，刘成仁神父已于伊犁去世。

乾隆五十四年（1789），金乐理收到委任状，于是年4月12日在北京晋牧，之后前往山西任职，次年（1790）3月25日在潞安府襄垣县赵家岭村煤气中毒而昏迷不醒，4月6日安息主怀。

康熙五十六年（1791），教廷任命伊华物（Cavali Crescentiamus，1744-1891）为山陕湖广代牧区代牧，而此时的他在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已处于病危状态。他未能等到祝圣，也从未到达他的辖区，是年12月24日在北京安息主怀。

（六）山西修院之始

康熙五十八年（1793），教廷任命吴若翰（Joannes Baptista de Mandello，1746-1804）领Crojenis主教衔兼任山陕湖广代牧区代牧，次年（1794）接到任命后在四川晋牧。两年后（1795），吴若翰任命路类思（Aloyzirs Landi de Signa，1749-1811）为副主教，命其在山西祁县九汲村开办小型修道院，此为山西修院之始。同年因教难之故，教友们逃亡山西文水县偏僻之地形成新立村，吴若翰也于此地管理教务，此地成为新的主教座堂所在地。

在这小修院中，路类思招收了7名学生，之后有3人晋铎，而道光二十四年（1844）之前还有其他国籍司铎服务于山西，详见下表：

表1-5 1860年之前晋铎并服务于山西的其他国籍司铎[13]

（七）康福德与太原

嘉庆元年（1796），吴若翰在山西视察教务。因为教难的原因，当时的教会多由国籍司铎管理，而他们允许教徒举行已被教廷禁止的中国礼仪，吴若翰指责其事而犯了众怒，被一纸诉状告到了教廷。嘉庆五年（1800），教廷派遣在北京入会不久的康福德（Emmanudl Conforti）以宗座视察员身份前来处理问题，然而此人直接将代牧主教吴若翰下放到绛州城内，自己以领导自居，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享受优越的生活，管理着别人的代牧区。而此时的欧洲因为拿破仑（Napoleone Buonaparte，1769-1821）的战争而被政治问题所困扰以致无暇他顾，从而忽略了这个代牧区的问题。为此路类思向教廷发出了控告，要求撤销康福德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代牧区。然而因为教难之故造成信件传寄不畅，吴若翰未能等到教廷的答复。当康福德被教友们赶走的时候吴若翰已经无法正常管理代牧区的事务，便于嘉庆九年（1804）复活节祝圣路类思为助理主教。6月23日，吴若翰在新绛安息主怀。[14]

当然，在此期间康福德还是做了一件好事，便是在嘉庆五年（1800）七月二十四日接受了太原教徒李照奉献小北门二道巷的土地，也就是今日的太原教区解放路主教座堂。

立献约人李照：为爱主爱人，于上主台前，愿献己地，以留永远事缘。本地教友穷苦、艰难，主日占礼通功，无祈祷之处，司铎往来，无妥当住所。余昔年念及心伤，愿献自己白地一块，修理房屋，又出钱三十七千文。但我力量不足，幸有司铎及众教友知我心愿，成全我志共襄圣事，相帮钱七十二千六百文，共费钱一百零九千六百文。此地坐落小北门二道巷，东至己，南至李仓，西至己，北至己。自献之后，添盖正房大小五间，起东西院墙，修理水井一眼，又栽各种树木。庶几远近教士均获神益，令本地教友，不但通功方便，更能多沾圣惠，司铎随便往来，办理教务亦有栖止之所。日后此地与我子孙永远无干，与别会亦无干。但恐事远年湮，我之子孙或起争端，又恐圣教窘困或经官司，此地难保不失。特为此故恳祈大神父斟酌，善全之道，筹划妥当，务令此地管雇有人，永保无虑，庶不负我昔年之善愿、并诸位司铎及众信友相帮成全之善意矣。恐后无凭，立约存照。并原日修理房屋相帮银钱姓名开列于后。修大正房、厨房、康监牧（指康福德）帮钱二十五千，后又留钱五千修东正房用了。赵司铎（赵嘉弥即郭若望）帮钱十二千四百文，修井鲍牧（指常纳巴，易名鲍斯德）相帮二千一百文、修东正房帮钱五千文，王牧帮钱三千五百文。修大正房、厨房，众信友出钱六千文；修井，众信友出钱七千文；修东正房，田茂禄帮钱五千文；李福帮人工外，出钱二千二百文；众司铎共帮钱五十三千文；信友共帮钱十九千六百文，二宗共合钱七十二千六百文。

以上共费钱一百零九千六百文

前后经理人：李富芳

中间人：李仓 李富芳 张成花 李福

嘉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立献约人  李照[16]

嘉庆九年（1804），路类思正式接掌代牧区教务。他因年事已高，遂任命司铎金雅敬为副主教来代管代牧区事务并管理九汲村修院，自己则退居太原府晋源县洞儿沟休养。嘉庆十六年（1811）10月26日，路类思因脑出血而安息主怀。

（八）从九汲到新立

嘉庆十九年（1815），教廷任命金雅敬（Joachim Salvetti，1769-1843）领Euriensis主教衔兼任山陕湖广代牧区代牧。两年后（1817）的2月15日，其由在北京居住的南京教区主教毕学源（Gaetano Pires Pereira， 1763-1838）祝圣于北京正福寺墓地。金雅敬在任期间，嘉庆朝天赐教案爆发，禁教涉及全国各地。直到道光六年（1826）一切较为平静，代牧区才恢复了因教难而关闭的修院，这一点在国籍司铎李自标的信件当中有所记载：

图4-2 金雅敬

全教区都很平安……现任道光皇帝不反对也不支持……原九汲村修道院今年初迁到新立村，有4个学生。[17]

在道光十四年（1834）11月山西国籍司铎郭约安（1805-1884）的信件中还有另外一份记录：

6月17日我回到山西看望了我的父母后于9月20日来到陕西，现在我管理凤翔堂区……有4千多教友。在山西开办了修道院，院长是助理主教冯尚仁。[18]

道光十五年（1835），金雅敬以Sardicensis主教衔祝圣冯尚仁（Alphonso Donato，1804-1848）为助理主教来管理陕甘教务。

道光十八年（1838），湖广代牧区从山陕湖广代牧区当中分离出去，恢复其原有辖区。二十年（1840）7月19日，金雅敬祝圣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李文秀（Joseph Rizzolati，1839-1848年在任）为湖广代牧区首任主教，山陕湖广代牧区的历史正式结束。

二、山陕代牧区（1838-1845）

道光二十一年（1841），山陕代牧区主教金雅敬与助理主教冯尚仁向教廷申请山陕代牧区分治，但金雅敬未能等到教廷的诏令。道光二十三年（1843）9月21日，金雅敬在祁县九汲村安息主怀，冯尚仁接掌教务。其任职仅有20个月，道光二十五年（1845）3月2日，教廷批准山陕代牧区分治的诏令送到，此时的山陕代牧区有外籍司铎7人、国籍司铎20人、教友25000人。

是年6月13日，冯尚仁在山西文水县新立村祝圣杜嘉弼为山西代牧区主教，自己回返陕西，二次山西代牧区时期开始。

[1]刘芳著：《明清时期湖广天主教的传播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41-142页。

[2]刘芳著：《明清时期湖广天主教的传播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21-225页。

[3] [法]荣振华等著：《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耿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页。

[4]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72页。

[5]林茂才著：《天主教山陕传教史》，高庸译，秦格平修订，2018年，内部资料。

[6]宋建勋编译：《山西天主教18、19世纪的国籍神父》，载于《教友生活》，长治：天主教长治教区，1999年，第1期，第21页。

[7]李毓文译为“助理主教”有误，因方济各曾两度被新任主教任命，而辅理主教和助理主教的区别则在于辅理主教由主教任命，无继承主教权；助理主教由教廷任命，有继承主教权。详见胡世斌：《陕西天主教（635-1949）》，西安：天主教西安教区，2010年，第290页。

[8]同上。

[9]高平：《山西巡抚与大同》，载于《大同日报》，大同：大同日报社，2015年2月14日刊，第7版。

[10]同上。

[11]胡世斌著：《陕西天主教（635-1949）》，西安：天主教西安教区，2010年，第297页。

[12]宋建勋编译：《山西天主教18、19世纪的国籍神父》，载于《教友生活》，长治：天主教长治教区，1999年，第1期，第22页。

[13]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73页。

[14]宋建勋编译：《山西天主教18、19世纪的国籍神父》，载于《教友生活》，长治：天主教长治教区，1999年，第1期，第21-22页。转载于胡世斌：《陕西天主教（635-1949）》，西安：天主教西安教区，2010年，第308-309页。

[15]《李照献土地约据》，转引自宋建勋编译：《山西天主教18、19世纪的国籍神父》，载于《教友生活》，长治：天主教长治教区，1999年，第1期，第23页。

[16]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79-80页。

[17]宋建勋编译：《山西天主教18、19世纪的国籍神父》，载于《教友生活》，长治：天主教长治教区，1999年，第1期，第23页。

[1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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