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一旦有人提起宋朝，最先想到的不是其的繁华，而是整个社会不合理的“重文轻武”制度，使得许多的将领被轻视、被陷害，造成了宋朝国力的如文人一般“文弱不堪”。

尤其是统治阶级和文官阶级的争斗，让中原的锦绣河山多次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致使原本还能被拯救的宋王朝逐渐的走向了灭亡。

著名的濮议之争便是如此，其原本是对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称号的讨论，却在当权者、文官党派争斗下变成了一件政治大事，从而影响了宋朝阶段整个历史的兴衰。

接下来从宋朝的濮议之争来分析其重文轻武的国策。

1、重文轻武的国策由多方面因素形成

相传，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因“黄袍加身”事件“被迫”上位成为了皇帝后，他即恐惧于武将兵变的力量，又害怕历史重演，于是定下了重文抑武的国策，甚至留下了“不杀士大夫”的碑文。

事实上，宋朝建立之初采用“重文抑武”、“崇文抑武”思想，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如建立枢密院、三衙来制衡禁军等，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分散武官的军权，欲达到“文武并用，垂拱而治”的局面，而不是畸形的重文轻武。

原来，宋之前的唐朝末期藩镇割据、“节度使”职位出现，让拥有了军权和地方统治权的大批势力诞生，这才导致了后来的五代十国混战，民不聊生。

前朝的血泪教训使得宋朝建立者赵匡胤不愿他人军权势力过大，且武将“功高震主”的影响比无军权的文官威胁大，故而其意图通过文官来平衡武官的权力、来阻止同类事件的诞生。

况且，自从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好战、尚武风尚盛行，社会上时常有打架斗殴现象出现，为了改善尚武的风气，以便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赵匡胤便决定了一系列的重文政策。

例如，宋朝将拥有军事能力的文官派去边关，不仅能够监督和牵制这类“节度使”的权力，还能加强边境的防御措施。

更何况，文人、士人学习的均为历来被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的儒学，这类思想更加有利于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一旦提高文人、士人的地位，他们受“士为知己而死”、“君君臣臣”的观念影响，不但可以提高文官的参政献策积极性，以巩固得之不易的政权，还能得到更加忠心的大臣，何乐而不为呢。

可见，重文轻武的国策不是宋太祖一人的决定，而是是一种发展的趋势，是那时历史的必然阶段，更是多方面因素考虑的结果。

2、濮议之争诞生的背景原因

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宋朝的重文政策和抑武政策严重的失衡，重视文官的政策不断的增多，造成了冗官冗制的局面。

后世王朝有人曾提到宋朝文官的待遇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

尤其是宋仁宗时期，其的“宽厚”的性格闻名后世，对待文官十分的优待，就连被贬官成只有正七品官阶的范仲淹，一年工资高达30万钱，相当于19万的人民币，可见宋朝做文官的待遇真的好。

正是如此，宋朝才会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诗句出现，传承千年。

当时的文臣不类其他王朝，皇帝私事、家事均会插手，尤其是选择继承人即立储更是每个王朝文臣十分关注的大事。

巧合的是宋仁宗时期，除了经济繁荣和文官的待遇、地位高等达到顶峰外，最出名便是没有亲生儿子继承皇位。

可想而知，宋仁宗在面对一批批权势和地位颇高的文臣压力多大，最后在无奈之下，收养了堂兄的儿子赵宗实即赵曙为皇子。

无奈又被迫的宋仁宗对养子的感触不是很好，再者他更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位，如史料记载：“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

而受到宋仁宗影响的曹皇后与养子也不甚亲密，这也间接导致了后来的宋英宗赵曙幼年在皇宫内生活的不是很好。

再加上其又经历了仁宗儿子出生被送出皇宫，夭折又被送回的尴尬事件，宋英宗愈发的与养父宋仁宗和养母曹皇后不亲近，反而越发的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也为之后濮议之争埋下了引子。

回到之前的话题，宋仁宗时期的文人地位也越来越高，致使了宋英宗上位时的党派之争十分的严重，造成并变相加深了开篇提到的濮议之争影响力。

时年，宋仁宗去世，作为养子的宋英宗登基，但其就在登基没几天生病了，之后大权便落在了曹太后的手上。

等到宋英宗病好以后，曹太后的势力已成、不肯归还政权，有诗为证：“诗书东阁头空白，权利迷人眼谁青”，可见权利的诱惑力

后续经过一番波折，宋英宗在韩琦即宰相等重臣的帮助下，成功的从太后手中夺回了政权。此刻夺回政权的宋英宗却面临一个问题，如何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

一般，按照流传下来的儒家宗法制度来看，宋英宗已经过继出去了，自然应称呼亲生父亲为伯父，但宋英宗不同意，他认为应该称呼其“皇考”即“皇帝父亲”。

当宰相韩琦首次上奏谈论该事件的时候，宋英宗考虑到养父宋仁宗去世不到一年，便决定等三年孝期过了以后再处理即“诏须大详后议之”，期望能够减少朝堂上的阻力。

很快，时间过去了，关于称呼问题再次被宰相提出来，基于意见不合宋朝上下基本分为了两派，一类为宰相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大臣的“黄考派”；一类为司马光、吕诲等台谏官为首的“黄伯派”。

先来看“黄考派”，实际从大臣的官职类别便可以看出，宋英宗的倾向偏向于“黄考派”，毕竟支持的臣子基本上为朝中重臣，如果没有皇帝的授意下，这些人是不会随便站队。

可见宋仁宗自身也明白他提出的要求很难实现，为此直接将朝堂让给双方打擂台，其中也未必没有坐收渔翁之利、加强自身政权统治的想法。

不久，在他的授意下一场长达18个月关于称呼问题的议战便轰轰烈烈的展开了，这使得宋英宗和曹太后双方略微缓和的关系愈发的紧张起来。

再来看支持“黄伯派”的大臣，这类基本上都是遵循儒家宗族的儒生，是儒家礼法最固执的拥护者，而这类官员能够凭借一举之力和皇帝及重臣对抗，最主要是宋朝文人身份地位极高的风气。

这也展现出了宋朝时期实行重文轻武政策后，重文的风气不仅仅让这些文人、士人变得骄傲自满于身份地位，还让他们的思想趋向僵化，愈发的保守起来。

另外，濮议之争的最初“黄伯派”的大臣是想要劝诫宋英宗一旦私自将名号冠在生父头上，与礼不合的同时还会让世人耻笑，这也是以史为鉴的教训。

再加上，没多久前才迫使曹太后还政，对于身为养母的曹太后而言，宋英宗的做法无异于卸磨杀驴的行为，这也让曹太后偏向了“皇伯派”。

虽然这些理由很正当，但本就真的和养母关系不好的宋英宗不这样想，而且他还需要挑起两派的矛盾，安排自己的人手上位，自然不肯让步。

到了争执后期，两派双方渐渐不再关注最初的称呼问题，而是为了自身的权益，直指政见不合官员本身。

比如：“黄伯派”即大多为保守派与原本的保守派韩琦、欧阳修等大臣反目成仇，相互排挤对方等情况比比皆是。

由此可见当时的文人、士人之间争斗的激烈以及偏激的特点，一旦不满意或意见不和便会成为敌人，哪怕只是一件小事情也会他们无限被放大，真正需要处理的事情却置之不理，可悲可叹。

与此同时，“黄伯派”中司马光等人还“威胁”如果不同意便直接辞职，这也让宋英宗愈发的骑虎难下，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重文轻武实行后，宋朝的统治者已经“惯坏”了这些人，让他们愈发的不分事情的轻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君王也会受到胁迫。

事件最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曹太后松口并同意了宋英宗的要求，可惜的是宋英宗还没有为生父母上谥号便去世了，这件事情也便不了了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事件全程都没有提到宋朝的武官，这也变相证实宋朝武官即身份地位较低，在朝堂上又没有抉择的权利，且文官轻视武官的现象愈发的严重，直接偏离了宋太祖最初的初衷。

濮议之争，一场原本很小的事情，却在种种原因下变成了一件大事从而影响了宋朝使其由盛转衰，成为整个时代的遗憾。

在崇文轻武的风气下，宋朝的文官就如同濮议之争当中的形象一般，变得越来越保守、偏激、傲慢、迂腐之极，甚至不分轻重、小题大做。

总而言之，宋朝初期制定的重文轻武策略其主要是为了抑制武官势力过大、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策略却渐渐不再适合宋朝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宋朝积贫积弱的根源。

1、《略论北宋英宗时代的濮议之争》

2、《宋朝的基本国策──重文轻武》

3、《从濮仪之争看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