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7日，知名媒体人胡锡进对于“起诉莫言”一事，首次发文称：

“有人向法院起诉作家莫言，指控其在作品中‘涉嫌抹黑英雄先烈’‘涉嫌美化侵华日军’，并且将此事拿到网上炒作，获约万人投票支持。这件事就是一场个别人用‘打莫言’自我炒作的闹剧”。

“……起诉者是瞄上了互联网上的民粹资源，觉得这样找莫言的麻烦，给他扣‘侮辱先烈’的帽子‘很安全’，别管收益多少，都能‘只赚不赔’”……”。

“像莫言的这个起诉者，完全是在扣帽子，断章取义……又一次打开互联网上恶意构陷的边界和想象空间”。

“……他们热衷于搞对立，以此吸引眼球，刷流量和存在感。他们在网上很活跃，形成了对“政治不正确”的某种定义权……动辄以‘民意’自居。客观说，那些声音已经对我们社会的现实产生了负面影响……”

而那位起诉莫言的碌碌无名之辈，一见网络大V的胡锡进也对其进行批评，便像见到又一块鸡血般嗅到了流量的浓味，立马就来了劲儿——此人第一时间便高调宣布：我要将胡锡进也起诉了！

4月3日，胡锡进针对“起诉莫言”引发的风波，第二次下场，再发一篇长文进行评论：

胡锡进称：“起诉者为自己收割流量的闹剧……能够在今天的网上活灵活现上演……这可能导致政治构陷风在互联网上的发酵升级”。

“很重要的一条是，莫言在国内创作，而非出走西方，用文学羞辱故土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国内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也就是说，中国的体制肯定了他的创作，他的成功首先是在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的成功”。

“如此对待一个中国体制内成长起来的主流作家，完全迈过了文艺批评的界线，如果我们纵容这种做法，就形同打开了一个用严重政治定性打击、迫害文学创作者的新空间。……做出一个用构陷、撕咬他人谋取个人成名之利的示范”。

“文学的功能之一是批判，而那些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如果用严厉的政治尺度肆意牵强附会，多少人和多少作品能够被罗织出‘居心叵测’‘实施政治攻击’”的罪名，那将等同于打开构陷整人的潘多拉盒子”。

“莫言获得诺奖，就倒推他的作品有政治问题，这种思维也是极其有害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确经常掺杂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意识形态也非它的唯一指标……”

“如今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非常极端并且活跃的‘政治审查者’，一些账号打着‘爱国’‘正能量’的旗号，将政治正确的大逻辑简单化成具体、绝对的标签或禁忌……现实中横冲直撞，不断揪住一个人和一件事进行政治吊打，将正常的商业行为和创作表达，或者一些技术性差错上纲上线成‘别有用心的对抗’”，在网上营造出一种攻击性很强的戾气，对中国宪法秩序下宽松和对外开放氛围形成了破坏……”

“这不能不让人产生警惕……这会鼓励激进的东西得寸进尺，更加嚣张……我们要坚决反对这种蛊惑人心的激进表演，坚决阻遏极端势力在我们社会中扩张、发酵”。

……

从胡锡进的两度评论中，不难发现，他这次还真的没有了过往那种所谓“理中客”的态度——其既没有“骑墙”，也未再玩“飞盘游戏”，而是完全对“起诉莫言”的碰瓷炒作行为，进行了下重手的反击与批判。

其一，作家莫言，事实上得到了读者与国家的双重肯定。

胡锡进认为：莫言是“一个中国体制内成长起来的主流作家”，他并非是一位“出走到西方，用文学羞辱故土的作家”。

同时，莫言拥有很广泛的读者与支持者，他还用国内最重要的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证明了自己。

而且，莫言的作品不仅一版再版，都能通过国内严格的审查，且在他获得诺奖后，国内的主流官媒，甚至是政治局常委，都代表党和国家发去贺信，给予莫言极大的表扬与肯定！所以，胡锡进称莫言是“得到人民与体制的双重肯定”。

其二，应尊重文学的内在规律，而不应随意上纲上线地批倒斗臭。

文学是一种“虚构”，这说明，老胡是在用艺术的方式讨论艺术——这是对文学、艺术独有创作规律的一种尊重，这也是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基础所在。

因此，胡锡进认为一些人的“肆意牵强附会”，就会让无数人和作品被罗织出“居心叵测”“实施政治攻击”的罪名——这将“等同于打开构陷整人的潘多拉盒子”。

而那位起诉莫言者，从作品中寻字摘句，找到的所谓20余条“罪证”，如果是放之于上下文的语意与情境中，甚至更应置于全书的语境中，其实才能完整地理解作品的应有之意，也就难以恶意地进行误读与歪曲了！

比如，这位起诉者列举的“莫言将革命军队描绘成披着狗皮的狗”之“罪证”——事实上，看看上下文就知道，是“土八路”为了更好的掩护自己，将狗皮披在身上，去打击鬼子；还有通过一个孩子的角度说“鬼子脸上露着笑，并不可怕”之类的描述，其实再看看上下文，到最后情节转变为鬼子凶残的杀人后，孩子的感受发生重大改变等，才能明白这些被专门被人挑刺的语句，不过是一种“鸡蛋里挑刺”的找茬而已。

莫言只是使用了一些国人并不太熟悉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而没有运用大家更为熟悉的传统的正面描写而已，但最终表达的意图与效果，显然仍是更贴近于真实的抗击侵略的主题！而非像起诉者抹黑的那样，这是“污蔑先烈，美化侵略”。

但是，那些“自我充当道德警察、政治审查者”的所谓“爱国博主”，用字缝里看出字来的挑刺手段，就是想制造出惊人眼球的东西，这样才能吸引关注，获得流量，最后收割“韭菜”，完成其“流量爱国生意”的最终达致！这也正好证明了胡锡进所言的“做出一个用构陷、撕咬他人谋取个人成名之利的示范”。

三、“向左猛打方向盘”的极端逆流，既要坚决反对，也要重视和解决其存在的社会根源！

胡锡进在评论中，竭力反对的“蛊惑人心的激进表演”“上纲上线成‘别有用心的对抗’”“打开构陷整人的潘多拉盒子”等语，其实，这才是包括胡锡进在内的人们，最为担心、最令人可怕的一种倒行逆施！

这种思维的最大吸引人之处，就是广大的社会底层人民，对于社会公平的渴望与追求——在这个层面上，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完全正确的一种思想！这也是我们的先辈们为之牺牲、为之奋斗的最重要目标与伟大理想！

但是，如何实现这样的理想，特别是下层人民最为渴望的“共同富裕”？

这显然是一个必须逐步达成共识的大问题：我们是追求过往那种已被证明但并不现实的“平均主义”？还是在公平竞争之下，追求相对平均的合法致富？

显然，无论是从人性本质的角度看，还是社会实践的现实检验方面观察，可以说，目前的社会发展环境与程度下，处于社会底层人士容易倾向的“绝对公平公正”，是极难满足、并不现实的一大奢望！

所以，当社会无法完全满足这些人的生活追求与上升空间，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会有着“方向左倾”的思维，也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了。

而一些本就受此思维影响与左右的公众人物——比如，像这次竭力支持起诉莫言、猛批胡锡进的郭松民，还有一向以“反美是工作、去美是生活”自居的司马南们，这些所谓的“舆论领袖”，就会为了网络爱国流量生意的生财之道密码，宣扬一些令此类群体最易被洗脑的话术与内容，因此可以吸粉上千万，大有一呼百应之势，形成了一股逆社会潮流而动的歪风邪气。

虽然被嘲讽为“骑墙派、飞盘派”，但胡锡进仍是曾与司马南们“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但事实上，在骨子里，老胡更多的仍是一个对“改革开放”的赞美者与守护者，这也是从《环球时报》总编位子上退休后，胡锡进开始变得观点更为坚定，这次他更是站在了起诉莫言者、郭松民、司马南们对立面的重要原因！

我们当然应重视这一社会群体的一些合理诉求，要在发展中解决共同致富的问题，在根本上，还是要让全社会最大比例的底层人民，获得改革开放的好处，让国家提出的“共同致富”目标，最终能最大程度和最大限度地普惠于人民，这样才能解决这一群体容易被蛊惑、被洗脑、被利用的问题。

四，假借“公平、爱国”名义之外，披着“法治”羊皮的花衣更具迷惑性。

一如胡锡进所言，这些人往往是借助所谓“爱国”或“公平正义”的字眼，营销其极端的观点，宣扬极端的思维，比如现在，像这位起诉莫言者，更是拿出了一大更具迷惑性的外衣——“法律、法治”，其支持者也是将此作为攻击胡锡进、莫言及其支持者的最大法宝：“法治社会，为何不能对莫言依法起诉呢”？

事实上，这位起诉者在法律地位上，他还真的没有起诉者的主体资格，这也是他炒作了一把“到法院起诉莫言”后，很快又跑到检察院要求“公诉莫言”的原因。

对于社会上真正的丑恶现象，比如经济犯罪、贪污犯罪等有钱有势力背后的社会丑陋之事，这些人却不会也不敢如此大张旗鼓地疯狂碰瓷，但对于相对权力极小的作家们，他们却会选择性的“捡软柿子捏”，并用一些莫须有的方式，对于特殊精神产品类的文艺作品，进行“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政治找茬”，玩起了一出出当代版的“清风不识字”等抹黑、诬告把戏。

比如，像这位起诉莫言的人，他现在虽满嘴都是什么“法律、法治”，但人们一翻其之前的言论，竟然有多条内容是“莫言，我要是告不倒你，我就会使用暴力手段”云云——这样的人，只要袖子上再缠一条红布头，岂不就是离我们不远的那个荒唐年代中，“文攻武卫”的悲剧在重演了吗？

而像胡锡进，现在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以整人、内斗、内讧为能事的“左棍”们，当然是值得肯定与赞扬的方面，但是，不知老胡自己可想过、或反思过没有？——这些“戴帽子、打棍子”的极端之人与极端做法，难道不是因为，对这些人的长期“养蛊为患”有关吗？

像老胡本人，如果翻看一下自己过往的言论，他还会好意思质问“这是怎么了”吗？——难道，老胡你们不比我们对此还更清楚吗！

显然，对恶的纵容与绥靖，最终，将会让恶果吞噬了我们所有人！

“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于难”！——这也同样会包括起诉莫言者及其支持者们，因为，只要回看逝去并不太遥远的历史，你就能触目惊心看到那个极为残酷的答案！【原创评论：瑜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