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台酒的配料表上，只写着三种成分：高粱、小麦、水。
然而如此简单的配料，却使茅台酒天下闻名。茅台酒成名的原因有很多，但与领袖们的交集是密不可分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一起在吴晓波新书《茅台传》中，去揭秘国酒茅台与领袖的生活点滴。
窑洞共饮茅台，陈毅叙旧写“军诗”
茅台酒一度有“军酒”之称，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抗美援朝、70 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茅台酒常常成为冲锋前的壮行酒和战斗结束后的庆功酒。深究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便是那份浓烈而自豪的长征情结，它成为中国军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红军到达陕北后，“两万五千里长征”成了一个传奇。特别是 1937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曾译为《西行漫记》），蜚声中外，大大提升了共产党的声誉。同时，国民党及右翼报纸则极尽诽谤之能事，其中一例，便是有人嘲笑红军没有文化，竟然把茅台酒用来洗脚。1943 年，大律师沈钧儒的儿子、画家沈叔羊在重庆举行画展，有一幅题为《岁朝图》的水墨画，绘了几朵秋风中的菊花、一个茅台酒壶、两只酒杯。民主人士黄炎培在画上题诗云：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到 1945 年，为了推动国共两党谈判，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等六位国民参议员组团飞赴延安斡旋。正是在那次访问中，黄炎培与毛泽东在窑洞里促膝对谈，讨论如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有了著名的“窑洞对”。
在枣园的会客室里，黄炎培意外地看到，沈叔羊的那幅《岁朝图》居然悬挂在黄土壁上，一问，是董必武购回送到了延安，黄炎培大为感慨。新中国成立之后，黄炎培以民主人士身份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952 年冬天，他去南京调研，陈毅以茅台酒设宴款待他。席间，陈毅感叹道：“当年在延安，读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酒酣兴起，陈毅即兴步韵赋诗：
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笔传韵事，需在江南饮一杯。
黄炎培随即和诗一首：
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海桑田客去来。
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
在茅台酒厂的档案室里，有数百份史料和口述文件，记录了当年的种种逸事。它们构成了茅台酒与国家记忆之间的微妙关系，让品牌具备了难以复制的势能和历史资产。
共饮过“赖茅”，毛主席点拨“再做他一万吨”
1958 年，一次谈话又改变了一切。那一年，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余，毛泽东参观杜甫草堂，周林（（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贵州省省长））随行陪同，
两人有了一段对话。
毛泽东问周林：“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
周答：“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
毛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
回到历史的叙述中，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浮了出来：为什么很少饮酒的毛泽东会提出要搞一万吨茅台酒？
人们大多认为是主席关心民生消费，此外，也许还跟外贸换汇有很大关系。
1958 年，正是中国力图“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年代。如果能有一万吨茅台酒，便可以换回40 万吨钢材，几乎是当年一个中型钢铁厂的产能。
在茅台酒厂工作了 45 年的一位老员工在1983 年去北京看望周林，谈及“一万吨”，周林回忆说：“钢铁是元帅，茅台是皇帝，烤好茅台酒出口创汇可以换来钢铁和技术。”
在杜甫草堂谈话的当晚，周林就把相关精神传达给了遵义专署，一位副专员第二天就赶赴仁怀。当时，全国大炼钢铁，连农村的生产队都在垒土窑子炼钢。厂长郑光先汇报说，酒厂也正准备大批抽人兴建炼铁炉。周林得知后，立即制止了这个计划。他对酒厂下达指示：“现在全省抓钢铁生产，是钢铁元帅升帐，可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茅台酒是‘皇上’，必须保证茅台酒的生产。
周总理曾向尼克松道来：“国酒”茅台酒也曾做药
国宴期间，周恩来向尼克松介绍说：“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 50 度以上。”尼克松笑着说：“听说有人喝多了，一点火他自己爆炸了。”周恩来听了开怀大笑。他当即叫人取来火柴，划着后点燃了自己杯子的茅台酒，他一面点火，一面向尼克松说：“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他还补充说，茅台酒虽度数大，但喝了不上头。
周恩来亲自点燃茅台酒，顿时把整个现场的热烈气氛都点着了。
尼克松接着问周恩来：“听说总理的酒量很大？”总理回答说：“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一次喝过 25 杯。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尼克松显然来中国前，做过关于茅台酒的“功课”，他说：“听说红军长征时攻占了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喝光了？”
周恩来说：“长征路上，茅台酒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当时我们缺医少药。
第二天，全世界最重要的报纸几乎都刊登了周恩来与尼克松举着茅台酒相谈甚欢的照片，这成了 20 世纪改变历史的经典时刻。
王立的文章还记录了一则发生在十多年后的，仍然与尼克松和茅台有关的趣事。
1987 年，担任驻美大使馆参赞的他前往纽约的尼克松寓所探访，这位前总统取出一瓶茅台酒招待中国客人。他小心翼翼地给每个人倒了一点点就停手了，然后不好意思地说：“这是 1972 年周恩来总理送我的酒，现在只剩半瓶了，所以不敢多倒，请原谅。”在温暖而略带伤感的气氛中，现场的人都怀念起了已经去世 11 年的周总理。宾主一起，“为真诚的友谊干杯”。
开国大典前，“国酒”瓶子装白水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前的国宴。 这场宴会在怀仁堂大礼堂举办，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五大书记”宴请观礼的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
曾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王鹤滨写过回忆录，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在怀仁堂大厅里已经摆好了宴会的餐桌，一瓶一瓶的中国名酒， 茅台白酒和通化红葡萄酒也都已摆放在餐桌的一角，正等待着招待嘉宾……
为了保证中央五大书记的健康，要消除由于健康原因不能登上天安门的因素。在国宴开始时，站在怀仁堂东南角过道入大厅口处的 汪东兴（中央警卫处处长）和李福坤（副处长），把我叫到他们的面前。李福坤低声地嘱咐说：“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
我没有时间再考虑，因为宴会就要开始……
办法终于逼出来啦。事不宜迟，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给参加宴会的首长们喝，保证不会“醉”倒一个；于是，我将 我的“发明专利”向汪东兴、李福坤作了紧急报告，又经过首长杨尚昆的首肯后，就执行了……我们利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 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并马上和几位卫士长当起“招待员”来，把我们的“特酿好酒”斟进了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王鹤滨的这段饶有趣味的“解密”，证明开国大典前的那场国宴，白酒用的是茅台酒，不过领袖们喝的，都被他临时换成了白开水。
酒杯碎了，周总理重新设计，现新意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多年里，茅台酒在外贸和外交两个领域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正因如此，对它的高品质要求从来没有被放弃过。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企业的内在基因。
有一篇回忆文章记录，周恩来总理甚至亲自参与了茅台酒的酒杯设计：
解放初期在北京盛茅台酒的杯子是普通酒杯，有点头重脚轻。有一次，周总理接待外宾，服务员不小心把杯子碰翻了，小姑娘急得哭了，总理不但不批评，脑子里还在构思一个新的杯子，既要稳又要美观。据董总介绍，现在人民大会堂用的茅台酒杯是总理亲自审定的，杯子上的花纹是总理亲自要求添上去的。
据卫士长成元功的回忆，周恩来是在吃饭的时候，听说茅台酒在评酒会上得了第五名。他觉得有点诧异，当即让秘书过问此事：
评酒结果是在吃饭桌上给他汇报，我听到的。总理就说，茅台酒是几种酒兑出来的，要放
多少年，才是真正的茅台，拿刚出厂的茅台去评怎么行，要拿老茅台、真正的茅台去评比。他让秘书顾明去问一下。
这一“问”，牵出了中国白酒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技术大拐点。
由于是编码盲品，这个结果在事先无人可以干预，因此算得上公平公正。然而，得分排序出来后，还是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撼，原因是茅台酒排在第五，而汾酒则落到了第七。来自黑龙江的高月明是白酒组的评委，根据他的回忆：
评选结果出来后，周总理要求轻工业部到他那里做一个专门汇报。部里也很紧张，在汇报前特意重新召集评酒的原班评委们又搞了一次复评，结果还与之前是一样的。在听完了汇报后，周总理说，看来茅台需要帮助。
正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轻工业部组织两支专家队伍分赴贵州和山西，展开“茅台试点”和“汾酒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