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不平凡的一段时期，因为一个新时代的缓缓开幕。

与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同时进行的还有邓小平同志的外访，只不过人们可能更多地记住了邓公在美国的经历，忽略了在此之前他还曾去过一趟新加坡。

其实，相比起访美，访问新加坡同样是一个值得说道的事情。

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人们的第一印象恐怕不外乎“弹丸小国”。诚然，新加坡的确是一个蕞尔小国，其国土面积只有719平方公里，比香港还要小三分之一，人口也比不上香港。

对于这么一个小国，能存在就已经很让人惊奇了，更不要说其在历史上还是“亚洲四小龙”之一，那就更让人惊讶了。

说起这个国家的来历，那就不得不提马六甲海峡。在初中的地理课本上就已经提到，马六甲海峡是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枢纽，堪称世界经济咽喉之一，新加坡的崛起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地理优势。

而在当地大约564万人口中，华人的数量占到了74%，这也说明了新加坡与中国的渊源。

事实上，早在宋元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出海闯荡至柔佛王国统治下的新加坡，现今有史可考的第一人就是元朝的汪大渊，而那时候新加坡还不叫这个名字，其中文名字叫淡马锡。

郑和下西洋时期，大量沿海地区的华人再次闯荡汪洋，他们很多人都留在了海外，这里面也包括了新加坡。

等到晚清时期，由于英国人在这里建立了贸易战，将这块土地纳入英国的管控之下，并大量从中国、印度等地贩运廉价劳动力到新加坡，终于形成了新加坡以华人为主的人口格局。

等到二战以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兴起，新加坡也谋划起了独立事宜，而这就引出了本篇的另一个重要主人公——李光耀。

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开国总理，其祖籍就在广东梅州，而大约是在1862年的时候，他的高祖父李木汶通过下南洋踏足了这块异国之地。

因为头脑灵活、吃苦耐劳，李木汶还真的就在新加坡闯荡了出来，他挣下了一份家业，也在当地组建了一个家庭，终于有了幸福圆满的生活。

但在后来，李木汶思念故土而执意回乡，而他的妻子不愿相随，便与儿子留在了当地。

李木汶的长子名为李云龙，他就是李光耀的爷爷。李云龙继承了父亲善于经商的天赋，也挣下了一份家业，并让李家成为了新加坡不可忽视的大家族。

但李家的第三代李进坤是一个纨绔子弟，一辈子只知道败家，他的人生成为了家族历史上的一块洼地。也正因如此，李云龙将自己的精力都用来培养家族的第四代人李光耀。

因为祖父崇尚西方文化，李光耀从小也是受其熏陶，其文化心理于是被英国化了。

长大后，李光耀本想留学剑桥，却因为二战的爆发而滞留新加坡，然后他就经历了对每一个老新加坡人来说都记忆深刻的日占时期。

屈辱的沦陷史造就了李光耀的民族心理，对他后来的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二战结束后，李光耀才得以留学英国，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也是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李光耀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的共同理想就是争取新加坡的独立，赶走英国殖民者。

没错，虽然东南亚华人很多在文化上都更倾向英国，但他们同时也反对英国殖民当局。

于是，李光耀在毕业后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并在此期间组织起了工人运动。到1954年，新加坡的左派团体成立了人民行动党，而李光耀在里面担任秘书长。

然而，李光耀等人当时并非是要追求新加坡单独建国，他们还是更倾向于与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这件事最终也在1963年实现了。

然而，六十年代的马来半岛排华情绪十分严重，这就导致马来人对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没什么好感，硬是把新加坡赶了出去。

任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被抛弃的孩子，靠着那一亩三分地，竟然在后面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奇迹。

而从1959年开始，李光耀就是新加坡的总理了，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的故事正是在他手里开启的，他本人也执掌新加坡共五十二年，直至2011年才宣布退出内阁。

华人聚居区、英国殖民地、印太十字路口、亚洲四小龙，这些都是新加坡的标签，也是邓公当年访问新加坡的一些重要背景。当然，也不能只讲新加坡的背景，还有我们中国自己的背景也得说。

说起中国当时的情况，问题就要简单很多，主要就是两点：怎么发展自身经济？怎么应对大国威胁？

前一条很好理解，中国刚刚经历了动荡，亟需重新振作经济，邓公访问新加坡就是要向李光耀取经。至于后一点，说的就不是美国了，而是我们曾经的老大哥苏联。

七十年代的世界格局是苏攻美守，红色帝国主义甚嚣尘上，苏联在中国北方一度陈兵百万，做出一副鲸吞东南的姿态。

也正因如此，毛主席去世时，我国甚至发布了一级战备命令，就是为了提防可能的威胁。

即便是平稳过渡以后，威胁依旧是存在的，但此时已经不仅仅是北方如临大敌了，南方也让我们十分担忧。

这里说的就是越南了，七十年代的越南在黎笋的带领下做出了忘恩负义侵略我国边境的行径，还悍然以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自居，计划侵略柬埔寨等国，妄图建立东南亚霸权，真是岂有此理。

其实早在1976年李光耀就曾访华，而当时这一问题就已经很严峻了，但处理此时事的时机显然还没到。

时隔两年，邓公主动登门拜访李光耀，便是奔着两件大事而来。1978年的11月，邓公乘坐一架波音707客机降落在了巴耶利巴机场，一身呢装的他出现在了李光耀的面前。

落地以后，邓公先是检阅了新加坡的仪仗队，然后坐上李光耀的专车前往总统府的迎宾别墅。稍事休息以后，下午时分邓公和李光耀在会议室开始了正式的谈话。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那就是邓公面前的桌子上一直摆放着一个痰盂和一个烟灰缸，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新加坡总统府的空调房是禁止吸烟的，这些东西本来不应该出现。

之所以会有它们，是因为李光耀在此前多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注意到了邓公的习惯，便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上，并在此次会面中破例安排。

然而，邓公却自始至终没有使用这两样东西，因为他从报纸上得知李光耀对烟味很敏感，于是一直忍着没有抽烟。

晚饭的时候李光耀还问起这件事，邓公只是说年纪大了，夫人和医生不让抽，但李光耀自然已经明白过来，并从内心对邓公感到敬佩。

随后的谈话中，邓公花了两个半小时对李光耀讲苏联的威胁以及中国停止援助越南的原因，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

说到动情处，邓公还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

到了晚餐的时候，再度提起越南话题，邓公表示：“一旦越南成功控制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战略的一步棋。”

李光耀则问：“既然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

面对李光耀的提问，邓公呢喃道：“那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要是他们的行动止于湄公河还好说，要是过了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也就是说，在当年的会面中，邓公已经向新加坡透露出中方有可能以强硬姿态解决越南问题，这也是为了给李光耀吃定心丸。事实也正如其所说，战争正是在次年爆发的。

在当年的访问中，邓公与李光耀又谈到了中国的对外方针，李光耀提出：“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

这里就要说明一点，中国长期以来都没有和新加坡建交，新加坡在国内舆论场上一直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受此影响，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都长期在广播中做反新宣传，新加坡也不得不面对这两支游击队的威胁。

于是，李光耀就谈到了中国的对外方针，邓公在当时很自然地回复说：“你想要我怎么做？”

这极大地感动了李光耀，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经七十四岁了，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尤其是在第二天考察的过程中，邓公看到了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后，他先是承认了新加坡对外开放以及引进外资的方针是正确的，又郑重向李光耀承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会承认并改正两个错误。一个是改变保守自闭，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改善中国的对外关系。”

可以说，邓公此次访问新加坡，带来了极大地诚意，也正是这份真诚之情最终促成了两国之间的合作。

说起真诚，李光耀在当时还曾这么问过邓公：“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我出生在中国，会怎么样？”

就在邓公诧异的时候，李光耀自己给出了答案：“我敢肯定你会成为新加坡的领导人，但如果我在中国，很有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开了，能走到一半就不错了。”

李光耀这样说，固然有自谦的意味在里面，但同时也是真心表达对邓公的敬佩之情。

相似的事情还发生在邓公两天新加坡之行就要结束的时候，他邀请李光耀再次去中国访问，而李光耀回答：“等中国恢复过来我就去”。

邓公表示：“那要很久。”

李光耀又说：“我不这样认为，再怎么说我们新加坡人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代，而你们有的却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如果你们真的追上来，肯定比我们做得好。”

这一次，邓公没有说话，但我们几乎可以想见，在他的心里一定是波涛汹涌的。我们不能真的就把李光耀看做农民的后代，但他的这个激将法必然会在邓公的心里引起回响。

紧接着，邓公就启程回国了。而在几个星期以后，有人把《人民日报》新一期报纸拿给李光耀看，他注意到在中国大陆官媒的口吻里，新加坡已经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是花园城市，是一个在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上都有值得考察研究价值的国家，这让李光耀感到很高兴。

后来的时间，邓公也是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做的，他以雷霆手段解决了越南问题，随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这一过程中，李光耀也继续作为邓公的朋友和两国之间的联系者，他对中国的建设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

比如在九十年代初，已经卸任总理的李光耀再度率团访华，这一次他来到了长三角地区，重点考察了苏州和无锡，这为后来的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团区的建立提供了契机，使得苏州在十年之内即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只可惜，邓公没能看到这些成就，他在1997年便病逝了。但对于李光耀，却一直把邓小平当做自己的偶像，他说：“中国的开放政策给我印象最深的特征当属邓小平的果断坚决和不遗余力。”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这个小国却在上世纪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奇迹，乃至于吸引了邓公的注意，于是就有了1978年的这次访问活动。

当然，当年的出访也有政治上的考量，只是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更为巨大。而在那次访问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邓公还是李光耀，都对对方报以极大地尊重，并真诚地交流了很多东西。

虽然新加坡华人与大陆在血脉文化上的联系可能已经十分淡薄了，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一样的，对朋友真诚以待的情谊是一样的，这必将书写一段属于两国人民的友谊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