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年古城砚州，有一口名为包公井的古井，它是宋朝重臣包拯留下的传世遗迹。包公以清廉为官、以公正治事著称于世，他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可以说，在那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包公如一股清流，扫除着官场上的污秽。他不为金钱所动，不受权势所胁，将清正廉明的标准贯彻到底，成为了当时最受人敬仰的官员之一。那么他的俸禄有多少呢？

宋朝在制度上继承了唐朝的开放，但在地方势力方面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和收权，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大权都归于中央，以此稳固了统治地位。这种政策使得宋朝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就以宋神宗年间为例，当时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约2,000万户，相当于约1亿多人口。同时，耕地面积也扩张到了7.2亿亩，这使得宋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国家之一。据说，当时宋朝的GDP占据了全球的60%，人均GDP收入约为2280美元。

如果我们用当时的购买力来计算，开封米价在熙宁年间为400文一石，而宋代一石相当于66公升，约合100市斤。按照如今市场上2.50元每市斤的普通米价来计算，400文就相当于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这样一贯钱就相当于481.25元人民币。

据统计，熙宁十年，国库的收入为7070万贯，这意味着当时的年收入约为340.24亿元人民币。与此相比，整个明朝的年总收入不超过4,000万两；到雍正年间，由于各种政策的实施，国家财政收入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共达到了7000多万两，这与宋朝的收入相比也不过是相差无几。

这些数据都表明，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庶的朝代之一，其经济水平和国家收入在当时堪称一流。

在《东京梦华录》的《会仙酒楼》中，记载着宋朝时期都城的风俗，其中提到了高档餐饮的消费水平。据记载，一顿高档饭菜可能消费近百两银子，这在当时的社会中可谓是极为奢侈的行为，除了王公贵族的聚会外，一般人很少有这样的消费水平。

这并不代表宋朝解决了贫富差距的问题。普通百姓的工资水平远远无法承担如此高的消费，他们的生活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官员和商人的收入要高得多，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消费并不算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宋中期的消费水平总体上有所提高，但贫富差距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源分配不均和人口快速增长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比如，杭州地区的人口已经接近300万，但消费水平并不均衡，与汴京相比，差距较大。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大部分人只能勉强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而一些被社会所看扁的职业则成了他们的生计之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贪官污吏依然存在，而像包拯这样廉洁的官员却并不多见。

那么，包拯的俸禄又是多少呢？

包拯是宋朝开封府知府，担任过御史中丞、三司使和枢密院副使等职，被认为是一品大员。根据统计，他的年收入约为21878贯，相当于现在的1367万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在当时足以让他生活富裕，但在包拯去世时，他家里却一文不剩，只有几套旧衣服和几本破书。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与宋朝官场的潜规则有关。官员们需要进行各种社交活动，包括大型应酬和各种开销。还有就是包拯有两个儿子，但由于需要支付高昂的嫁妆和举办体面的婚礼，要不然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媳妇。而且宋代的法律规定婚嫁财产属于妻子个人财产，婆家不得动用，这使得男方需要承担更多的婚礼费用。

即使收入很高，官员们也可能因为这些社交开销而过着贫困的生活。包拯的收入虽然可观，但大部分是实物而非货币，这也导致了他看起来比较贫穷。在那个时代，人们富贵的标准与现在有所不同，富贵是根据实物的多少来衡量的。因此，即使收入很高，也不一定能保证官员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总的来说，包拯虽然有高额的收入，但由于官场的潜规则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他最终还是过着相对朴素的生活。

在宋朝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官员的贪污行为主要是对金钱的贪婪。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官员们的金钱收入并不丰厚，但他们却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获取丰厚的实物收入，这些实物收入足以养活数百甚至上千口人的大家族。

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例，他们的金钱收入并不比包拯多，却能够养活众多家庭成员。这说明包拯的收入相当可观，他的生活并不贫困，最重要的是他不愁吃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并没有贪污的念头。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戏剧或文学作品中描绘的贪污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的政治实情。在元朝以前，白银并没有成为流通货币，人们主要使用金块和铜钱作为货币。因此，官员们要贪污的对象也并非是银两。

总的来说，宋朝时期的官员贪污行为并非主要是针对金钱，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实物收入，这种贪污行为更多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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