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的社会形势，就算用“天崩地解”四个字来形容都丝毫不为过。
人民苦不堪言，自然是要揭竿而起的。
红巾军在江淮一带发家，迅速发展壮大，也可算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实力较为强悍的一支了。
然而，在历史记载中，他们的皇帝徐寿辉最为人称道的却不是政治军事上的才能。
徐寿辉究竟是靠什么当上了这样庞大的农民起义军组织的领袖？
杀害徐寿辉的陈友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徐寿辉死后，红巾军又何去何从？
傀儡领袖，胸乏致政之术赵匡胤曾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一举成为天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元末也有一人被黄袍加身，拥立成了一方起义势力的领袖。
可惜他的黄袍加身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实权并没有落到他的手里。
他就是徐寿辉。
起先，徐寿辉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卖布商人，只想在乱世中混个温饱罢了。
但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
彼时的红巾军正处在拉拢农民势力的重要阶段，带头的袁州和尚彭莹玉遇到了徐寿辉。
这一见，真是惊为天人，看着相貌堂堂又面相善良憨厚的徐寿辉，一个大胆的主意在彭莹玉心中形成了。
他将徐寿辉带回去，直接推举他做了首领。
是的，徐寿辉就是这么好运，从一个小贩一跃飞上枝头成为了土皇帝一般的存在。
现在的人们听了这样一个故事，或许会觉得荒诞可笑，哪有人会因为长相成为皇帝呢？
可当时的红巾军就是依托着宗教的幌子在各地聚众作乱，徐寿辉的到来并不是为了带兵打仗出谋划策，而是在精神上给所有人吃下一颗定心丸。
徐寿辉自己也确实是一个正直忠厚的好人，起义军们对于“明王现世”“弥勒转生”深信不疑。
精神领袖的最大作用，在于凝聚人心，让人们自愿自发地加入进来。
但事实上，徐寿辉只能算是一个傀儡领袖。
真正的权力，仍然是掌握在彭莹玉等人手中。
好在红巾军行的都是正义之事，他们纪律严明，不淫不杀，又不强制底层百姓归顺，因而深得人心。
就这样，红巾军发展到几十万人，再到逾百万之众，也只用了短短两三年的时间。
长江南北都是红巾军的天下，形势一片大好。
究竟是谎言说久了就连说谎的人也信以为真，还是彭莹玉等人真心认为徐寿辉就是能救世的神仙转世，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但显而易见的，徐寿辉在红巾军的高层中是很得人心的。
尽管史书评价他“胸乏致治之术，力歉控敌之策”，可他手下个个都是猛将，他这皇帝即便没有实权，每天和部下喝酒聊天，日子过得也很是快活。
只不过到了至正十三年，彭莹玉战死。
徐寿辉自此彻底成了傀儡，再也没有任何话语权，一切权力都被丞相倪文俊掌握了。
但很快，倪文俊阴谋败露，身首异处，可徐寿辉没想到，自己是才出虎口，又被一匹恶狼盯上了。
不择手段，弑主称帝夺权这匹恶狼，就是陈友谅。
陈友谅的出身和徐寿辉其实不相上下，他本是渔家之子，原是应该姓谢，祖先入赘到陈家便改姓了陈。
有传言称，陈友谅少时遇到过一个算卦先生，先生看了他祖先的墓地后，留下了一句“法必贵”，意思是说，陈友谅会大富大贵。
自此，陈友谅开始了他追功求名的一生。
最开始，他在县城里做一个小小的吏员。
可这怎么能算是富贵呢？
再说了，大元朝的江山朝不保夕，在官府当官哪有什么出路！
正赶上红巾军势头大好，至正十五年，红巾军攻破沔阳。
陈友谅心一横，组织了黄蓬起义，投靠了徐寿辉的起义集团。
陈友谅读过书，刚刚来到倪文俊手下时，他被安排去当一个小小的档案管理员。
如此，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做小吏员，如何能满足陈友谅呢？
很快，陈友谅就凭借卓越的功绩被提拔到了元帅的位置。
天赐良机啊，倪文俊叛变，谋害徐寿辉未成，逃到了陈友谅所在的黄州。
陈友谅不仅把这送上门的肥羊直接宰了，还吞下了倪文俊的军队。
自此，陈友谅的野心暴露无遗。
至正十八年，陈友谅挟持徐寿辉，收池州，攻太平，自称汉王。
至正二十年，徐寿辉死在了这一年。
或许是陈友谅积累了足够的兵力，又或许是他垂涎帝位已久终于不愿再忍耐了。
陈友谅居高临下地站在徐寿辉面前，野心已然要从眼神里流出来了。
徐寿辉连连哀求，哭嚎着想让陈友谅饶自己一命。
看着这一幕，陈友谅也只是阴冷地笑了。
徐寿辉在他眼里，大概从来不是什么“弥勒转世”，只不过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老好人罢了。
徐寿辉的哀求，只得到一句冰冷的回绝：“你活不过今天了。”
陈友谅一声令下，士兵们便冲进来，用锋利的铁器当场击碎了徐寿辉的脑袋。
鲜血溅在地上，徐寿辉的哭喊犹在耳边。
陈友谅却笑得更加张狂，他满心以为，从今天起，整个红巾军，都将为他所用！
可陈友谅做出这样不择手段的事，徐寿辉的那些将士们作何感想？
红巾军的最高精神领袖骤然被杀，还能继续收服人心吗？
心狠手辣，背叛早有预兆前文提到，倪文俊谋害徐寿辉，可惜阴谋败露，逃到了黄州。
可是为什么是黄州，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因为，此时陈友谅驻扎黄州，而倪文俊因为信任陈友谅，前来投奔。
只可惜，徐寿辉信错了人。
陈友谅杀倪文俊，全是为了一己私利，并不存在什么保皇的想法。
倪文俊骁勇善战，手下掌握着兵权，彭莹玉死后，倪文俊更是大权在握，彻底将徐寿辉架空。
这样一来，陈友谅的主要目标就是倪文俊。
要不怎么说是天赐良机呢，要不是倪文俊逃到了陈友谅处，陈友谅怎么有机会格杀倪文俊。
只要能带来利益，陈友谅轻而易举地就将其背叛。
他甚至砍下了倪文俊的头颅，靠着这颗旧上司的头，坐上了平章政事的位子。
背叛的种子，并不是在这时种下的，但这却可以视作后来陈友谅背叛徐寿辉弑君夺权的一个预兆。
或许也可以认为，陈友谅本身就是一个只图功名利禄的人。
他曾经只是一个渔民的儿子，读书也是为了改变命运。
可他不满足，贪欲太重，读书多年求来的职位说不要就不要了。
在红巾军这里，他也并不是像许多士兵那样因为宗教信仰或是单纯信赖徐寿辉，更与憎恶朝廷昏聩，想要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的正义感无关。
陈友谅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只是图一个利字罢了。
倪文俊刚死，他就按捺不住，将徐寿辉的亲信随从杀了，半胁迫地控制了徐寿辉。
而陈友谅的政治理念也与徐寿辉所带领的红巾军有很大不同。
红巾军在奉徐寿辉为领袖后打出的旗号是“摧富益贫”，他们在行为上也非常向贫苦百姓靠拢，因此颇得人心。
可陈友谅在加入红巾军前，就曾以起义的名义在周围村庄剽掠，令百姓苦不堪言。
难道他在加入红巾军之后就真的会改过自新？
自然是不可能，他只完全将红巾军作为一个往上爬的杆子罢了。
陈友谅早在加入红巾军之前，他的阴狠毒辣就已经显露了出来。
也正是因为他本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在他杀害倪文俊之后，在他劫持徐寿辉之后，他的真面目也彻底暴露了出来。
其实自从彭莹玉战死，红巾军的势头就大不如前了。
外有朝廷的铁腕手段，要强行镇压；内又起了动乱，去了倪文俊这员大将。
而此时，朱元璋的势力也已经虎视眈眈，想要将红巾军所占据的地界抢下来。
陈友谅在这时弑主登基，究竟是好是坏呢？
史书记载，陈友谅登基的那一天，天降狂风骤雨，什么礼仪规制都办不成，大臣们只能匆匆忙忙地在沙地上行了个礼。
《明书》评徐寿辉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今名不正言不顺的，俨然已经变成陈友谅了。
众叛亲离，登大宝难成王早先徐寿辉还在时，红巾军里的气氛是相对轻松的。
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能跟徐寿辉说上几句。
这不仅仅是因为徐寿辉是个老好人，在加入红巾军之前就很受乡亲喜爱敬重。
更多的是因为，红巾军的聚集在一定程度上有宗教信仰的功劳。
靠着精神上的凝聚力聚集在一起的集体，是很难被分割的。
其实即便彭莹玉离世，也是因为战死，于名声上不仅没有损害，还会激起红巾军将士们的斗志，他们只会更加痛恨朝廷。
而徐寿辉也能继续凭借“弥勒转生”的身份继续在红巾军中当一个领袖，哪怕是傀儡领袖，也并非没有半点作用。
他和他的部下是完全相互信赖的关系，那些将士甚至愿意为了徐寿辉和红巾军奉献性命。
如今徐寿辉不仅死了，还是因为受到了接连背叛，这让那些将士如何不气，如何不恨呢？
他们对陈友谅是百千个不满意，百千个恨。
至正十九年，陈友谅挟持徐寿辉但还不满足，便将徐寿辉的一员大将赵普胜骗去杀了。
这下更是激起众怒。
丁普郎、傅友德二人一怒之下，直接投靠了与陈友谅对立的朱元璋。
这就使得陈友谅即便夺权称帝，也只能是个光杆司令。
更别提徐寿辉死后，明玉珍悲痛又震怒，带着大批军士转移到重庆，另起炉灶，建立了大夏国。
明玉珍还命手下建庙，祭祀徐寿辉，还将徐寿辉追尊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
多番痛骂陈友谅行如此悖逆之事后，明玉珍发誓，这一生都与陈友谅势不两立。
陈友谅空有一个皇帝的宝座，可事实上他已经是兵不强马不壮了。
此时，还留在他手下的人也大多数阳奉阴违。
而许多将士叛逃时，也带着自己手下的兵马，甚至是将自己的驻地一并献了。
就这样，朱元璋慢慢蚕食着陈友谅的势力，他曾说陈友谅临阵弑主何其愚蠢，或许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陈友谅能够走到这样一个众叛亲离的地步。
陈友谅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最终只做了四年。
这四年里，他贪图享乐，穷奢极欲，大肆挥霍，就连原本在黄州收编的部将也在他的猜忌和疑心之下渐渐离开了他。
最终，陈友谅在战乱中被流矢射杀，终年四十四岁。
陈友谅称帝的礼制不齐全，夺权的来路又不正，荣登大宝后又没有负担起哪怕一点皇帝该承担的责任。
只能说这样一个人，即便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也没有人真正将他当做皇帝来尊敬。
毕竟一个不得人心的领袖，也只能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罢了。
于是陈友谅一死，明玉珍很是高兴，朱元璋也长出了一口气，说：“友谅亡，天下定也！”
在那个时代，陈友谅的果断、狠辣，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他的军事能力无疑也能帮助他成长为一方枭雄。
只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徐寿辉那样一个老好人金玉在前，陈友谅的所作所为也就更加为红巾军所不齿。
他性格多疑，对谁都不信任，为了一己私利什么都干得出来，丝毫不懂得人心的重要性。
算卦先生说陈友谅会大富大贵，他做了皇帝，倒也算是应验。
只不过陈友谅的失败根植在他的性格基因里，他不是做皇帝的好料子，最后的失败是早就注定的。
文献参考[1]申万里.陈友谅的形象及相关问题考略[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04):35-41.
[2]杜洪涛.元明之际辽东的豪强集团与社会变迁[J].史林,2016(01):56-65+220.
[3]展龙.元末士大夫视野中的农民战争及其思想意义[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35(04):5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