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晚期，在思想文化方面，各种思想千帆竞发，呈现出与经济政治类似的纷繁复杂的格局。程朱理学已经难以保住一家独大的地位，阳明心学影响日益壮大。

阳明心学一反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建立了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把封建伦理道德的评判权，从高高在上的天理收回到了人人具备的内心，进而为个人精神独立、敢于挑战权威等启蒙精神提供了理论土壤。

随着阳明心学的迅速发展，社会学术氛围为之一变，到李贽活跃的时期，阳明心学在思想学术界，已经足以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李贽深受阳明及阳明后学的影响，他的童心说内核即来源于阳明心学。

佛学因其与阳明心学的渊源，也再次兴起了研究热潮。程朱理学是性理之学，佛教是心性之学，传统儒家一直视佛学为异端，直到阳明心学兴起，佛教的心性之学，得到了儒家学者的广泛研究，从而形成了儒佛交涉、儒佛调和的局面，佛学也受儒家的影响，由出世之学发展出了现实经世思想。

李贽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对佛学有着深入研究，走的正是儒佛交涉、儒佛调和的路线。明中晚期，由于朝政腐败，社会动乱，程朱理学已经成为了，维护这种腐朽统治思想工具，读书人都空谈道德、废弃人事，不屑于外在的事功。许多有识之士目睹这样的现实，纷纷推崇实学，重视闻见之知，包括社会治理、科学技术等方面。

第一次西学东渐，给明中后期的实学思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徐光启、李志藻等实学家对西学就有相当的吸收，与利玛窦都有密切的来往。李贽非常推崇徐光启等实学家，与利玛窦也有交往并对他十分钦佩，因此李贽的功利主义等思想，与当时的实学思潮也密不可分。

因此，日益壮大的阳明心学、再次兴起的佛学研究热潮，以及与针对务虚的程朱理学应运而生的实学，都成为了李贽启蒙思想形成的重要文化背景。李贽启蒙思想的形成，不仅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还与他的家庭及其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李贽出生在泉州，在他中举做官之前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泉州度过的。泉州的社会状况对其启蒙思想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自唐代以来，泉州就有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到了宋代，泉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元、明两朝，泉州海外贸易重镇的地位也从未动摇。因而，泉州资本主义萌芽的脚步来得早、影响大，几百年来的商业社会传统，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在风俗习惯、思想文化上都给当地的人民产生了深刻影响。

李贽启蒙思想中很多反映市民思想的内容，与他从小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容易同情和接受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他站在新兴市民阶层的角度和立场上，产生带有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启蒙思想。明代泉州地区的思想界，较之当时的主流思想，更趋复杂。

在明王朝政府的倡导下，儒家文化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化代表，自然有很大影响。泉州是一个宗教众多、信仰复杂的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文化交流极为活跃，摩尼教、婆罗门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泉州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宗教文化或多或少，对李贽青少年时期思想的产生，具有一定影响。

此外，李贽启蒙思想的形成与他的家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李贽的家族谱系庞杂，先祖们主要都是商人，其中不乏大商巨贾。有的出海从事跨国贸易，做过商队的通事官即翻译，频繁接触外来思想。正因如此，其先祖们的宗教信仰也极为多样，有佛教徒、伊斯兰信徒，甚至还有摩尼教徒。

在其家族中，与伊斯兰教徒通婚的亦不在少数。李贽的直系亲属虽然不是大商业家；但是，大多与商业有关。不过，李贽的父亲并没有从商，而是做了一名教书先生，因而李贽得以从小跟随父亲读书习文。

商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地位是非常低的，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居末。商人在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下，自然要为自己的自由发展、平等地位等方面而抗争，他们要求冲破封建教条束缚，要求宽松的社会环境、受到公平的对待。

一方面，李贽家族世代从商的家庭背景，他自小就在心中埋下了，异于儒家正统封建思想的民主自由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家族中信仰繁杂，儒家的封建观念，并没有在其家族中形成垄断，这也有利于李贽反思封建教条，形成反传统的思想。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李贽自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正因为这样，他才在十二岁就写出了《老农老圃论》，对孔子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对朱熹的伦理思想，也自信的表达出了自己的困惑与反感。对于外界纷繁的文化思想，他自幼就能够立住本心，加以甄别，养成了独立思考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