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208年）末的赤壁之战，开创了三国南北对抗数十年的政治形势。曹操失利后率众北归，此后虽有“四越巢湖”东征孙权和西赴汉中击刘备的重大军事行动，却都是在遇到僵持局面的情况下便撤军，与早年官渡之战中连月拒守、莫肯先退的情景大相迥异，可以看出他放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作战策略，准备和孙、刘两家作长期抗衡。

这与曹操实施的战略防御方针有密切联系，如王仲荦说：“赤壁战败之后，曹操清楚地看到一时不能歼灭孙权、刘备的事实，只有努力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加速恢复，使自己的力量远胜孙、刘，具备战胜孙、刘的经济条件，然后军事上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曹操这一政策也就决定了他此后对吴、蜀军事方面所采取的防御方针。”这种巩固后方、着力于防守而避免决战的韬略，虽未见曹操亲口陈述，但从魏国大臣的言论中可以得知，如孙资对魏明帝曰：“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

纵观三国的历史发展脉络，赤壁战后南方孙、刘集团势力开始扩张，周瑜和刘备联手夺取了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大部分地区，孙权在扬州进攻合肥，占领了江北的历阳、濡须、皖城等重要据点，这一扩张趋势最终以刘备入蜀后攻取汉中、上庸等地而达到高潮，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末戛然而止，当时曹操调兵击退了围攻襄樊的关羽，孙权与刘备反目而袭取其荆州。随后曹操病薨，曹、刘、孙三家相继称帝，其疆域基本稳定下来。魏国在长达数千里的边界上构筑了坚固防线，“东自广陵、寿春、合肥、沔口、西阳、襄阳，重兵以备吴；西自陇西、南安、祁山、汉阳、陈仓，重兵以备蜀。”使敌人的多次入侵无功而返。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防御体系是曹操在赤壁战后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才建立起来的，并为后人所继承。

曹操初据许昌时仅有两州之地，自称“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后来他擒吕布，平定徐州和扬州北境；剿灭袁氏后领有幽、冀、青、并四州，又迫降刘琮，兼并荆州；赤壁战前西至峡口、东到广陵绵延数千里的长江北岸，除了刘备、刘琦盘踞的夏口（今武汉市汉阳区）地带，几乎全部在曹操的统治范围以内。赤壁战败后曹操率领军队主力北还，处于东、南、西部三面受敌的被动状况。如王夫之所云：“曹氏之战亟矣，处中原而挟其主，其敌多，其安危之势迫。”东边扬州的淮南是孙吴军队的主攻方向，“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

南边荆州则有周瑜、刘备的军队，他们在此合攻曹仁驻守的江陵。值得注意的是，赤壁战前孙权的军队约有十万，他对诸葛亮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周瑜向其索要5万兵力破曹，孙权借故推托，答应给他3万。“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最后由于刘备率兵助战，孙权只派出两万余人赶赴前线。“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因此，陆机称周瑜所率部队为“偏师”，而吴军的主力始终为孙权直接掌控，他得知周瑜获胜后马上渡江进攻淮南，史载：“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此处“十万众”应有一些虚夸，但也反映了他麾下兵马众多、攻势如潮的情况。

孙权

孙权以东线淮南为主攻方向的原因有两条：其一，这里距离他的根据地太湖平原较近，兵员粮饷补给方便；“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其二，由此地区进攻中原，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吴国作战倚重水军和船只运输，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淮南地区以洪泽湖及迤南的张八岭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各有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水道，东部是中渎水（后代的大运河），由于年久失修多有淤塞而不便通行。西部是溯濡须水（自巢湖东南流至今安徽无为县东南入江）到巢湖，再溯施水（今南淝河）至合肥鸡鸣山，经“巢肥运河”或称“江淮运河”进入肥水（今东淝河），顺流过寿春汇入淮河。

另外，船只自肥口（今安徽寿县八公山西南）入淮后，可以从5条河道北进中原，具有很好的通达性。如陈敏所言：“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凡五：曰颍，曰蔡，曰涡，曰汴，曰泗。”由于上述原因，濡须水经巢湖转至施水、肥水的河道成为孙吴北伐的首选途径，所经过的合肥与淮南西部则成为孙曹两家交锋的重要战场。如王象之所云：“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河，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繇肥而趣巢湖，与吴人相持于东关。吴人挠魏亦必繇此。”

相比之下，南线荆州的孙刘联军若要北伐，条件则较为不利。首先，当地富庶的江北区域受战乱破坏严重，难以为大军提供充足的物资。如庞统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其次，荆州北通中原主要是采用江陵到襄阳的陆路“荆襄道”，然后沿白河进入南阳盆地，越方城（今河南叶县北）后到达华北平原南端。《荆州记》曰：“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若用水道北行，船只可从沔口（在今武汉市汉阳区）溯沔水（今汉江）而上至襄阳，或从江陵经春秋楚国开凿的“荆汉运河”，通过扬水进入沔水而至襄阳。

但是沔水河道在襄阳折而向西，只有从南阳盆地注入汉江的白河通往北方，这条河流在大多数时节滩多水浅，不便通航。例如，“宋太平兴国三年，漕臣程能议开白河为襄、汉漕渠，直抵京师，以通湘潭之漕，渠成而水不行。端拱元年治荆南漕河至汉江，行旅颇便，而白河终不可开。”综上所述，孙吴军队若是自江陵或沔口（即夏口）北伐中原，其依靠的汉江水运路线到襄阳便中断，且荆州距离江东根据地又太远，所以不是最理想的主攻方向。周瑜死后，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就是准备集中力量在扬州东线用兵，放弃了原来周瑜提出的“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的作战方案。

曹操当时统治区域的西部以晋陕交境的黄河与潼关为界，受到董卓之乱后割据关中、陇西的凉州诸将之威胁。官渡之战前夕，“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但是这些军阀在名义上归顺朝廷，彼此又有矛盾，未能联合起来侵入中原，因此荀彧建议对他们采取安抚之策：“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曹操采纳了荀彧的建议，故暂时与他们相安无事。但是号称“天府”和“四塞之国”的秦川平原被凉州军阀们占据，距离中州重镇洛阳又近在肘腋，这股潜在的敌对势力对曹操来说可谓如芒在背，要时刻小心提防。如赤壁战前周瑜分析形势时说：“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

曹操

曹操对于上述形势有着清醒敏锐的判断，为应对这些威胁，他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先东后西、东守西攻，以消除孙权在扬州的军事威胁为首要任务，然后再逐步兼并关中和陇西、汉中等地，在西线最后让出汉中以采取守势。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曹操败于赤壁，他领兵跋涉数百里经华容回到江陵，随即又辗转千里以上，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赶到谯县（今安徽亳州）迅速备战。“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待筹措完毕后，“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由于此前孙权的进攻摧毁了当地的基层行政组织和重要水利设施，曹操来到淮南前线后予以恢复重建，“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同时又派张辽等将消灭割据天柱山的陈兰、梅成等地方武装，“遂进到山下安营，攻之，斩兰、成首，尽虏其众。”

在重建了扬州地区的防御体系之后，曹操于当年十二月返回邺城。经过岁余的休整，至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他以进攻汉中张鲁为名，派遣夏侯渊带兵入关中，与驻扎在长安的钟繇会合，故意激起当地军阀的猜疑和叛乱，然后再名正言顺地出师平叛。“是时，关中诸将疑繇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讨之……秋七月，公西征。”

王仲荦指出，这是曹操赤壁战后的重要措施，“他要进一步巩固后方，必须统一关陇，然后乘机夺取汉中，进规巴蜀。”在击溃马超、韩遂，迫使其逃往陇西之后，曹操于当年十二月率领军队主力返回邺城，留下夏侯渊等镇守关中并继续扫荡陇西的残余反叛势力，至建安十九年（214年）获得最终胜利。“南安赵衢、汉阳尹奉等讨超，枭其妻子，超奔汉中。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率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击，大破之，遂走西平。渊与诸将攻兴国，屠之……十月，屠枹罕，斩建，凉州平。”在关陇地区完全被平定后，曹操遂于次年三月出征汉中，迫降张鲁，并于十二月“自南郑还，留夏侯渊屯汉中”。

纵观曹操赤壁战后至临终前16年间的作战历程，他率领中军主力出征共有8次，其中到扬州东线的合肥与濡须口有4次，即所谓“四越巢湖”；到西线的关中和汉中合计3次，即发生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这反映了他对东西两线军事威胁的重视。但是曹操对待孙权、刘备与对待马超、韩遂等凉州诸将明显不同，前者实力较强，故曹操的策略是以稳守为主，不与对手长期纠缠，例如他两次攻打孙权的濡须口和进军汉中与刘备作战时，一旦陷入僵持便迅速撤退。而对势力分散、较弱的凉州军阀，则是坚决予以歼灭，不留后患。至于南线的荆州战场，曹操在很长时间内不大关注。

例如重镇江陵遭受孙刘联军的围攻，曹操并未给予有力的支援，最后指示曹仁放弃南郡，撤往襄阳。“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需要注意的是，周瑜死后刘备在荆州的兵力有两次被严重削弱，第一次是建安十六年（212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进攻刘璋不利，召诸葛亮等领兵入蜀。“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即使在关羽留守荆州之兵力有限的情况下，曹操也没有过乘虚进攻的打算，仍然维持着稳守襄阳的局面。关羽消灭于禁的七军后，曹操甚至打算迁徙许都以避其锋芒。

曹操

他仅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领兵开赴荆州襄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然后返回洛阳。曹操是在孙权表示归顺并撤走东线吴军主力去袭击荆州，扬州所受军事威胁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才决定南征关羽的。上述情况表明三国政治军事形势至此发生了重要转变，魏、吴双方联手对付蜀汉刘备，在力量对比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使曹操终于摆脱了长期的被动防御局面。

所谓“三征”即征东、征南、征西将军，《三国志・魏书・傅嘏传》载：“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洪饴孙注曰：“魏时征北不常置，故曰三征也。”东汉光武帝曾任命岑彭为征南大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而明帝至灵帝末惟设征西将军，负责对匈奴和羌人作战，其麾下统兵数万，拥兵最多者为永和五年（140年）拜征西将军的马贤，“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征西将军专伐一方，位高权重，担任此职甚为荣耀，因此曹操说他早年“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据洪饴孙考证，曹魏设征东、征南、征西将军各一人，“二千石，第二品”，分别负责扬州、荆州和雍、凉等州的军务。“三征”之中，最早设置的是征南将军。

建安十四年（209年）初曹操自荆州北还，“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征南将军称号前加“行”字，表示由曹仁临时摄理此职。后来他作战不利，放弃江陵，“曹操势力北撤至南郡编县（今湖北荆门）以北”。曹仁被调往关中讨伐马超、韩遂，作战结束后恢复原职，“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至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冬，曹仁平定了南阳侯音的叛乱，“还屯樊，即拜征南将军。”才获得正式的任命。他在建安后期管辖的荆州战区有南阳、南乡、襄阳、江夏四郡，即今河南南阳市与湖北襄阳、随州两市辖境以及荆门、孝感、武汉黄陂两市一区辖境的北部，战区南边与孙、刘两家接壤的疆界大致在今湖北荆门往东到钟祥、京山、应城、孝感至黄陂一线。

建安十四年（209年）冬，曹操重建淮南防线后返回谯县，临行前任命剿灭陈兰、梅成有功的荡寇将军张辽主持扬州的防务。至建安二十年（215年）张辽以寡敌众，成功挫败了孙权对合肥的进攻。“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他后来担任此职直至终身。张辽统治的扬州战区包括淮南、庐江、安丰三郡，“辖今安徽合肥以北，寿县以南，河南固始、商城以东，安徽怀远、定远以西地。”合肥、巢湖以南的滨江平原民户皆被迁徙，属于魏、吴交界的无人地带。征西将军设置于同年，曹操平定马超、韩遂叛乱后，于建安十七年（212年）“乃还邺，以渊行护军将军，督朱灵、路招等屯长安”，成为关中地区的军事长官，次年曹操在关陇设立雍州，以夏侯渊主管军务。

张辽

“是时不置凉州，自三辅拒西域，皆属雍州。”他管辖的这个战区地域辽阔，包含今陕西的关中平原、陕北高原，今甘肃的陇东、陇西高原与陇南山地、河西走廊。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韩遂的残余势力被肃清，“河西诸羌尽降，陇右平。”夏侯渊次年跟随曹操进占汉中、巴郡，“太祖还邺，留渊守汉中，即拜渊征西将军。”4年后他在定军山被黄忠所部击杀，曹操撤离汉中后，雍州战区以今陕西秦岭山脉与陇南的南秦岭山地与蜀汉交界。曹操晚年开始在扬州推行都督统兵制度，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三月进攻濡须口不利后撤兵，“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担任扬州前线的总指挥，张辽等部在其麾下，这样荆、扬、雍州主将都是由曹氏、夏侯氏宗亲担任。

两年后夏侯惇又率领各部援救襄樊，“拜前将军，督诸军还寿春，徙屯召陵。”曹丕称帝以后，正式在沿边各州设置都督为防区最高长官，随其资望轻重加以征东（南、西）将军，或镇东（南、西）将军与安东（南、西）将军称号，亦泛称“三征”。如魏嘉平四年（252年）孙权病崩，“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表请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洪饴孙曰：“三征盖指王昶、胡遵、毌丘俭，俭以镇南列三征中，盖征镇同。”

需要强调的是，扬州前线在赤壁战前是由行政长官刺史主持军务，刺史率领的是州郡地方军队。如建安五年（200年）以后扬州刺史刘馥在淮南“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曹操后来推广州郡领兵制度，他担任丞相后，主簿司马朗建议：“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获得批准施行。但地方军队战斗力较弱，遇到强敌入侵只能守城，不堪野战。鉴于此，曹操采取了留驻外军的做法。何兹全云：“留屯在外的将军及都督所领的兵，就称为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就称为中军。”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这时局面大了，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带领一支军队（虽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到处征战，因之便产生了留屯的办法。平定一个地方，即留一部分军队在那里驻防，并由一人任统帅，统摄辖区内诸军。这种留屯制，实即魏晋以下盛行的军事上分区的都督诸军制的滥觞。”像曹仁、张辽和夏侯渊，原来都是跟随曹操四处讨伐的将领，部下兵马能征善战。曹操由前线返回根据地时分别留下他们驻守边防，这样就明显增强了各州的防御作战能力。例如张辽领7000余人守合肥，却敢于主动迎击孙权大军，“折其盛势，以安众心。”这是过去州郡兵马绝不敢做的。

温恢以丞相主簿出任扬州刺史，曹操特别关照张辽、乐进说：“扬州刺史晓达军事，动静与共咨议。”说明温恢在作战方面只是个咨询的对象，并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如果不是曹操嘱咐，张辽等将领商讨军务时可以无视这位行政官员。后来孙权进攻合肥，张辽主持讨论应对办法时，到会的也只有护军和诸将，不见刺史的踪影。魏国建立后，更是明确规定刺史为“三征”的下级。如《三国职官表》载征东将军“统青、兖、徐、扬四州刺史”，征南将军“统荆、豫二州刺史”，征西将军“统雍、凉二州刺史。”

广陵示意图

需要强调的是，曹操的江淮防线在徐州地区出现一段空白，曹魏所辖徐州之广陵郡（今江苏扬州、淮安地区）与孙吴重镇京口（今江苏镇江）隔岸相对，但他没有在那里设置防区、留驻兵将。其原因之一是赤壁失利后曹操兵员不足，短期内无法补充。北方中原经过多年的战争，“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难以再提供充足的人力与粮饷。另外，广陵郡和中原的交通依赖贯通江淮的中渎水，其前身是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水盛时所在漫溢，水枯时以至干涸。水道及其穿行的湖泊一般都很浅，不能常年顺利通航。七国之乱以后到东汉时期，中渎水道情况不见于历史记载，大概是湮塞不通或通而不畅。”孙吴方面若想用它来运送兵粮北伐中原会有严重困难。例如，后来曹丕南征广陵，经中渎水载运部队而宣告失败。

“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曹操了解上述局面，所以只是下令内迁广陵的居民和治所，并未在徐州境内留驻重兵。孙权曾计划沿此道路进攻徐州，吕蒙劝阻他说：“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孙权因此撤销了行动。胡三省认为进攻徐州无法发挥吴国水军的优势，“吕蒙自量吴国之兵力不足北向以争中原者，知车骑之地，非南兵之所便也。”又称赞曹操深通韬略，部署得当。“曹操审知天下之势，虑此熟矣。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守’也。”

三国时期，在曹魏抵御吴、蜀的边境防线上出现了辽阔的“弃地”，即没有民众居住耕种的荒芜地段，给后世史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沈约记载：“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这种状况主要是由曹操防御孙吴入侵而采取的措施所致。早在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进军淮南“置扬州郡县长吏”时，已下令放弃滨江据点，将扬州治所从合肥转移到后方200余里外的寿春，合肥则由原来的行政中心变为前线军事要塞。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他率领大军第二次越过巢湖进攻濡须口，至次年正月，“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

这次战役前夕，曹操对徐、扬二州及荆州东境的沿江百姓发布了内迁命令，结果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他们纷纷渡江南逃。“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但皖城也在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被孙权攻陷，虽然曹操迁徙民众之举遭到失败，但是东至广陵、西到蕲春绵延千里的无人地带由此建立起来，沿江的守军也纷纷向北撤退。“淮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

事实上，曹操早年曾内迁黄河南岸的居民以防止袁绍军队的劫掠，获得了成功，这次他只是重施故伎，并且事前曾对蒋济说：“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蒋济反对说：“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曹操不听劝阻，仍然发布了迁徙的命令，“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他之所以不顾重大损失而坚持内迁淮南百姓，一方面，与其防御孙权、刘备的战略方针有密切联系。曹操的主力必须两面作战，东西奔波，无法在江淮之间久驻。孙权乘虚发动进攻时，当地守军处于明显的劣势，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法则是有效的对策。

曹操

曹操“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后撤防线“以主待客”，正是其中的要旨之一，作战时诱敌深入就能以逸待劳。“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另一方面，在大规模战役中长途运送粮饷会严重耗费物资和民力。因此孙武说善战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又云：“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曹操不惜代价，将江淮间数百里弃为荒地，就是为了不留下资敌的粮草和人力，增加孙吴北伐的难度。

在荆州方向，建安十四年（209年）冬曹仁奉命放弃江陵，迁徙当地民众，后退至500里外的襄阳，两地之间的江汉平原成为双方拉锯扫荡的战场，给当地的民生造成极大损害。如乐进“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县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后来随着关羽势力的壮大，曹仁又把主将治所后移到汉水北岸的樊城，“屯樊，镇荆州”。襄阳也从过去的州治变成前沿据点，由偏将吕常驻守。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曹仁、徐晃击退围攻襄樊的关羽，孙权乘虚袭取南郡，开始把附近的江北居民迁往南岸; 曹仁随后击退进据襄阳的吴将陈邵，“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至此除了柤中等山区残留少数蛮夷，襄阳以南、江陵以北的数百里中间地带基本上空无居民，平时只有双方巡逻侦察的小股部队出没。

在关陇地区，曹操先是采取积极扩张的做法，刘备夺取四川后，曹操针锋相对地在建安二十年（215年）进占汉中，开始把当地民众迁往关中平原。如张既任雍州刺史，“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后来曹操在与刘备交战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果断决定退兵，利用“西起秦、陇，东彻蓝田，相距且八百里”的秦岭作为保护关中平原的天然屏障。他撤离汉中时，又把剩余的民户随军迁走，刘备“果得地而不得民也”，西邻汉中、北近天水与南安的武都郡，“接壤羌、戎，通道陇、蜀，山川险阻”。曹操也决定将其放弃，内迁当地居民到关中和天水等地。

当时杨阜任武都太守，“郡滨蜀汉，阜请依龚遂故事，安之而已……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主持这次迁徙的还有雍州刺史张既，“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问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这样，武都郡所在的陇南山地也断无人烟，成为曹魏御蜀防线的前沿隔离地带。

经过前后十余年的防线调整和居民内徙，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初薨逝前夕，构筑了一条横贯中国大陆数千里、纵深数百里的荒僻无人地带，包括徐、扬两州南境的江淮平原，荆州的江北平原，还有雍州南界的秦岭和陇南山地，以此来延长吴、蜀军队的军事补给线，增加其人力、物资的耗费。这一举措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对于巩固边防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西线，后来诸葛亮北伐陇右和关中，屡次由于粮运不继而被迫退兵。孙权在东线数次进攻合肥与江夏未获成功，于是改变策略，企图以将官诈降来引诱魏军入境予以伏击，以免自己长途跋涉。例如，太和二年（229年）鄱阳太守周鲂伪装叛变，诱骗魏扬州都督曹休前来接应。“休果信鲂，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鲂亦合众，随陆逊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斩获万计。”

诸葛恪

曹魏方面上当后提高了警惕，此后孙吴的几次诈降都被识破而未能成功。后来诸葛恪进攻淮南，孙峻遣军赴寿春支援诸葛诞反魏，也都受挫惨败而还，再也无计可施。南朝何承天曾作《安边论》，追述了当时的状况：“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并认为这种制造隔离地段的防御策略相当成功，值得后代效仿。“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

曹操统一北方后，综合实力虽超过其他对手，但由于对吴、蜀的战线过长，其兵力仍显不足。史载，他的军队在赤壁战败后始终未能恢复到战前的规模。周瑜曾对孙权说：“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这是曹军在赤壁前线开战前的数量，曹操麾下的北方军队加上归降的刘表旧部有二十三四万，如果再加上留守荆州的曹仁等部以及中原各州屯驻的军队，其兵力应该在30万人以上。赤壁之役中曹操先是败于周瑜、黄盖的火攻，撤退时又遭到刘备兵马的追击，“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数年之后司马懿对曹操说：“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看来此时其总兵力仍低于赤壁战前的数额。另外，曹操统率出征的军队即“中军”，其人数也没有达到赤壁战前“十五六万”的规模。他四越巢湖时，“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不过是虚张声势，实际兵力只有10万左右。如傅干当时进谏曰：“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得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曹操西征汉中所领兵力也大致与之相等，如杨暨上表曰：“武皇帝始征张鲁，以十万之众，身亲临履，指授方略。”如前所述，若以全国军队总数20余万计算，在“中军”之外的十几万人，要分驻各地郡县，警卫邺城、洛阳、许昌、长安等重要城市，能够用于诸州边防的兵马数量有限，还要分布在淮南到陇西数千里的边境上，显然是有些捉襟见肘了。

曹操解决上述困难的做法是选择各地的“要害”，即地形、水文条件利于防守的交通枢要，集中兵力布防，以确保中原经济的恢复发展。如刘廙向他建议：“于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广夏，潜思于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修之旬年，则国富民安矣。”魏明帝曾追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大体上反映了曹操在边境重点设防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合肥

合肥位于施、肥二水的汇合地段，《水经注・肥水》曰：“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迳合肥县……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肥水经寿春入淮，施水流进巢湖，再经濡须水南入大江。江淮之间的上述水道及沿河的陆路均从合肥经过，因此该地成为道路要冲，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即为南北商旅往来荟萃之地。如司马迁所言：“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张守节《正义》注：“合肥，县，庐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庐州也。”就地理条件而言，合肥以东的张八岭一带峰崖散布，地势较高；合肥西边是大别山脉东端的皖西山地，有海拔千米以上的天柱山、白马尖等；可见其左右两侧受复杂地形的限制，难以做大规模的兵力运动。大别山余脉向东北延伸为江淮丘陵，其间的狭窄通道就在合肥西面的将军岭附近，沟通江淮的水道及沿河的陆路均由此经过。

三国形势图

合肥这一咽喉要地，控制了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占领它可以获得重要的军事主动权。如顾祖禹所言：“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合肥原为扬州刺史刘馥的治所，赤壁之战前夕刘馥病逝，随后曹操对当地的兵力部署进行了调整，将扬州州治北迁寿春，合肥则成为一座单纯的军事要塞，由张辽、李典等名将率7000余精兵镇守。把扬州的行政中心与军事重镇分开，这样在敌兵围攻合肥时不用耗费大量粮饷来供应官吏和居民，守军因此能够坚持更久的防御时间。

另外，曹操在建安十八年（213年）初下令收缩淮南兵力，放弃滨江诸县，将各地驻军集中到合肥、寿春。“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把战斗力最强的张辽、李典所部（原来是曹操的中军）安排在合肥前线，较弱的地方州郡兵马则驻守在后方寿春，需要时则赶赴合肥援救。扬州地方部队人数不详，但从建安十三年（208年）末孙权号称十万人马围攻合肥月余不下的情况来看，恐怕守城的扬州州兵至少也有万余人。由于部署得当，张辽、李典的7000精兵在建安二十年（215年）挫败了孙权号称十万大军的进攻，甚至没有依赖后方中军与附近州郡的支援。

（二）襄阳

襄阳是荆州地区与北方往来的交通冲要，其陆路可由江汉平原的核心地带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北上，过今当阳、荆门、宜城等地直趋襄阳，即“荆襄道”。自襄阳涉汉水后过樊城，再经襄邓走廊进入南阳盆地，然后越伏牛山脉分水岭，进入伊、洛流域，到达自古称作“天下之中”的名都洛阳。或是向东北穿越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交接处的方城隘口（今河南方城县东），进入豫东平原。荆州与中原的水运交通，可从沔口溯汉江而上，经石城（今湖北钟祥市）、宜城至襄阳后，转入三河口（或称三洲口，今唐白河口）经白河北上，夏季水盛时可以直航宛南。由于几条水旱道路在当地交汇，使其成为联络南北的重要枢纽，具有极高的军事地位。如司马懿所言：“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

曹仁

并且，襄阳所在的鄂西北地区多有低山丘陵，襄阳城南凭岘山，北临汉江，受环境局限，来犯之敌的优势兵力难以展开。对岸的樊城与襄阳仅有一水之隔，既能分散敌人的进攻部队，又可以相互支援。因此《南齐书》称襄阳占据防守地利，“疆蛮带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涂直至，跨对樊、沔，为鄢郢北门”。建安十四年（209年）末，曹操命令曹仁等弃江陵而退守襄阳。建安后期关羽所部对襄阳的军事威胁和压力剧增，曹操因此改变了荆州的兵力部署，主将曹仁率军队主力“屯樊，镇荆州”，襄阳则与合肥一样成为前线军事据点，由偏将领少数兵马镇守。如此部署，是因背水作战乃兵家所忌，关羽水军控制了汉江航道，曹仁所部主力若是驻守汉南的襄阳，一旦城陷即无路可退，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驻在汉水北岸的樊城则要安全得多，还容易得到后方陆路的支援。此外，分守汉水南北二城还可以分散敌军的进攻兵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于禁增援荆州的七军被关羽歼灭，“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时汉水暴溢……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曹仁激励将士坚守，最终盼到徐晃等援兵到来解围。由此来看，曹仁驻守樊城的兵马不足万人，吕常在襄阳的部队则更少一些，两者合计仅有万余人。据《晋书》记载，协助曹仁作战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在于禁被俘后率部投降了关羽，曹仁因此实力大损，被迫退守襄樊二城，所以此时襄阳之兵力是相当有限的。

（三）祁山

祁山位于今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城东的祁山镇，是西汉水河谷川地上突起的孤峰，高有数十丈，周围里许。“山上平地三千平方米，其下悬崖绝壁，峭峙孤险。”因为其地势易守难攻，又处在从四川盆地穿越陇南山区而进入天水渭河平原的孔道上，故曹魏曾派遣兵将在山顶筑城防御。魏明帝所言“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是说该城于曹操在世时就已经存在，其驻军人数不详，但从山城规模较小的情况来判断，容纳军队的数量不会很多，可能只有一两千人。两汉并无祁山立戍攻守之记载，顾祖禹认为该城是在东汉末年修筑的。《读史方舆纪要》云：“祁山，在县北七里。后汉末置城山上，为戍守处。城极严固……其后诸葛武侯六出祁山，皆攻此城。魏明帝所云‘西固祁山，贼来辄破’者也。”

马超‍

建安十六年（211年）末，曹操平定关中后返回邺城，留夏侯渊守长安，凉州刺史韦康守冀城（今甘肃甘谷县）。次年马超在陇右发动反攻，陷冀城，杀韦康，却没有派兵去攻打或驻守祁山，估计当时那里是座空城，并未引起马超的注意。建安十八年（213年）天水豪族起兵反抗马超，杨阜与姜叙占领卤城（今甘肃礼县东盐官镇），“昂、奉守祁山。”马超兵败后投奔汉中张鲁，数月后反攻天水，“异复与昂保祁山，为超所围，三十日救兵到，乃解。”

这是祁山城在建安中叶发生过的两次小型战斗，战斗结束后，赵昂等人也就离开了。由于南边的武都郡还在曹操手中，祁山远在对蜀作战的后方，因此还不受人重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从汉中撤兵，同时放弃武都郡，迁徙当地居民到关中，祁山成为濒临御蜀前线的要塞，它的地位才开始显得重要起来，曹操很可能是从此时“西固祁山”、加强防务的。太和二年（228年）诸葛亮初次北伐时，魏将高刚镇守祁山，尽管形势不利，却最终保住了城池。太和五年（231年）诸葛亮再次兵出陇右，“围将军贾嗣、魏平于祁山”，仍未能攻陷该城，可见早年曹操在那里据城戍守是有先见之明的。

（四）陈仓

陈仓古城始筑于秦文公时，在今陕西宝鸡市南，处于四川盆地与关中平原重要交通路线“陈仓道（又称故道、嘉陵道）”的北端。这条道路是由长安沿渭水西行，在陈仓向西南翻越秦岭山脉过大散关，沿着嘉陵江的北端而下，经过河池（今陕西徽县）、武兴（今陕西略阳）、关城（今陕西宁强阳平关镇）、白水（今四川青川县沙州镇）、葭萌（今四川广元市昭化镇）、剑阁后进入四川盆地。从汉中盆地赴关中，较为近捷的是穿越秦岭峡谷的褒斜道、傥骆道或子午道，但是栈道崎岖，艰险难行，曹操称之为“五百里石穴”。也可以西出阳平关后走陈仓道入关中，虽然路途绕远但较为平坦易行，又有嘉陵江的水运之便，所以历来受人重视。例如刘邦用韩信计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占领关中，陈仓落入其手。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汉中之役，“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池。”然后攻陷阳平关占领南郑。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从汉中撤退时，“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还屯陈仓。”堵住了刘备进军关中的要道，随即又派名将张郃到那里镇守。“太祖乃引出汉中诸军，郃还屯陈仓。”诸葛亮北伐中原时，曹魏遣郝昭拒守陈仓要塞。“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先后使用了云梯、冲车、井阑、地突等战术攻城，均被郝昭设计挫败。“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亮无计，救至，引退。”由于部署得当，曹操仅在边境的几个地点或不大的区域配置精兵强将，就得以成功地阻击来犯之敌，保障了境内的安全。

赤壁战后至曹操薨逝前夕，三国南北对抗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以孙、刘两家的扩张进攻为主流；曹操为了巩固后方、发展经济，对这两个敌手采取了收缩战线、内迁边民的退让防御对策，避免与他们进行决战。此即孙资所称“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行单纯的消极防御，曹操在此期间多次采取过“以攻助守”的积极防御策略，即采取主动攻势来挫败敌人的进攻图谋，并且收到满意的效果。

濡须口示意图

曹操把孙权当作头号劲敌，先后率领中军主力四越巢湖，开赴淮南，可是如果仔细分析这几次远征，就会发现他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和建安十九年（214年）只是兵临合肥，没有与吴军濒江交战，均停留了三五个月就挥师北还。曹操的另外两次南征分别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冬至建安十八年（213年）春、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冬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都是在进攻濡须口不利、战事胶着的情况下主动撤退，并未倾注全力破敌。曹操在赤壁失利后焚烧剩余的战船，此后在谯县“作轻舟，治水军”，多数船只体型较小，适于内河航行而不宜在大江作战。孙吴舟师不仅熟悉水战，其装备也远胜对手，“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

曹军在水战上并无胜算，也没有能力运送大军和粮草过江，孙权只要避而不战，曹操的南征注定是无功而返。正因如此，有些官员在出征前提出异议，试图劝阻他的军事行动。如傅干谏曰：“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得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但曹操不为所动，坚持出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傅干的建议道理明显，身经百战的曹操焉能不晓？他屡次兵进淮南，却不与孙权持久战斗，其真实目的应是采取“以攻助守”的积极防御策略，在敌人的主攻方向频频以重兵压境，造成孙权紧张应对，借此打消其北伐行动，并非有渡江歼敌的决心。例如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

吴军全力准备迎战，就不会再去进攻淮南等地了。曹操两次进兵濡须，也是伺机作战。若是有隙可乘，就给敌人以杀伤，“攻破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倘若无懈可击便收兵撤还，即使不能重创敌人，自己的实力也没有多少损耗。如孙资所言，曹操的这些进攻是“见胜而战，知难而退”，就是以主动出征来震慑孙权，使其不敢进攻，借以达到消除或减轻扬州前线防御压力的目的。上述作战意图，曹操不便泄露明说，傅干等人又缺乏远见，自然看不出其中蕴藏之深意。

张辽

另外在战术层面上，曹操也力倡在局部防御战斗中实施“以攻助守”的策略，以阵前出击的积极进攻来打击敌人，并且获得奇效。例如建安二十年（215年）他远赴汉中，临行时给驻守合肥的张辽、李典等预留了作战方案。“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胡三省曰：“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众人畏惧敌众我寡，各怀顾虑，只有张辽充分理解了曹操指示的含义，决定出兵迎击。“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结果在强敌尚未完成攻城作战部署之前冲入其营，给予对方严重杀伤，重挫了吴军的锐气。孙权顾忌曹魏兵将的勇猛，不愿蒙受攻城的损失，只是在城下观望。“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此番防御战斗的胜利，固然归功于奋勇杀敌的合肥将士，但曹操事先运筹帷幄，确定了“以攻助守”的作战方针，则是魏军能够以弱胜强的前提。

孙盛对此评论说，合肥守军“县弱无援”，形势非常不利；可是吴军自恃众多，必有轻敌懈怠之心，这些都在曹操的预料之中；张辽等人乘其立足未稳主动迎击，应有获胜的可能，结果会使双方的士气和斗志发生转换，从而增强魏军坚守的决心。“且彼众我寡，必怀贪惰；以致命之兵，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他还称赞曹操精通兵法，料事如神。“是以魏武推选方圆，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

曹操在赤壁战前尚未准备边防救援的兵力部署，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他率领大军南征荆州，为了保卫许昌、洛阳等中原都市的安全，在河南留下了部分兵将。“时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但距离边境较远。赤壁失利后曹操撤往江陵，孙权乘虚渡江围攻合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扬州地方军队寡不敌众，内地和附近州郡抽不出兵力支援，曹操的疲惫之师滞留荆州，相隔甚远又多染疾病，无奈之下仅派遣张喜率千余骑兵赴救，路过豫州汝南郡时顺便补充了当地的一些部队，其中还有许多病员。“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

这样单薄的兵力仍然不是孙权数万大军的对手，最后还是依靠蒋济虚张声势的计策，使孙权受骗才得以解围。“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此后曹操吸取教训，在沿边诸州留驻张辽等将领统率外军加强防守，但是仍会遇到敌寇大军压境的危急情况。从历史记载来看，他采取过以下几种救援办法：

一是亲率中军赴救。中军是曹操的主力部队，平时驻扎在冀州邺城周围地区，战时跟随他四处征伐。边境战况危急时，曹操会亲自率领中军前往救援。例如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进攻汉中，守将夏侯渊作战不利被杀。曹操便领兵前来，“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然后返回长安，使雍州部队免遭歼灭。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围攻襄樊，曹操又率军赴救。“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

夏侯渊

二是预留部分中军充当机动兵力，以解救边防危急。三国交兵的战线绵延数千里，若是仅依靠曹操率军救援，常有远水不救近火之虞。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围攻祁山，关中诸将建议向曹操报急，夏侯渊就说：“公在邺，反覆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救急也。”张辽在合肥时也说不能指望曹操来救，“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合肥之役过后，曹操采取了新的办法，就是自己领兵出征时，在内地留下中军（平时驻扎在邺城附近）的一支人马充当后备机动部队，待边防告急时迅速驰援，这便是于禁率领的“七军”，约有3万余人，后来被关羽歼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到魏明帝时，经司马孚建议又恢复了朝廷预先配置机动兵力待命救援边境的做法。“孚以为擒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

三是邻近州郡发兵支援。东汉时朝廷禁止地方长官和军队任意出境，必须有朝廷的旨意方可，所谓“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发”。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兵进襄阳，于禁所率七军覆灭后，曹操考虑大军尚在关中，回救不及，于是命令兖、豫二州刺史带兵营救。“是时诸州皆屯戍。恢谓兖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于是有樊城之事。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由于有所准备，裴潜“置辎重，更为轻装速发”，及时赶赴前线。魏国建立后正式施行有关制度，边境各州遭到强寇入侵后，其军事长官都督自忖不敌，即可上奏朝廷请调邻州兵马前来支援。例如太和四年（231年），“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

在赤壁之役前十余年的中原混战里，曹操的实力并不占优，但他雄气风发，锐意攻取。何去非说他“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取济、兖。蹙袁术于淮南，徬徨无归，遂以奔死”。赤壁之战以后，尽管曹操的军力仍然强于孙权和刘备，可是他作战的风格却变得稳健持重，与孙、刘两家的积极扩张相对照，曹操明显是采取守势。他在徐、扬二州后撤防线，内徙居民；其四越巢湖之进攻目的也只是扫荡孙权在江北的据点，巩固淮南阵地，根本没有想横渡长江，一举摧毁吴国。荆州方面，他命令曹仁退守襄阳后，再没有对南郡之敌发起过大规模攻势。

曹操在西线打败实力较弱的马超、韩遂，占领了关陇与汉中，司马懿建议乘胜取蜀即遭到拒绝，他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表明进取四川、消灭刘备原本就不在他的战略计划之内。后来曹操宁肯放弃汉中，也不愿和刘备进行旷日持久的鏖战。曹操之所以态度保守，一方面是由于孙权、刘备智勇俱备，帐下颇有人才，并非袁绍、吕布所能比拟。另一方面，则是他拥有了北方九州的广阔领土，自认为胜券在握，只是因为长期战乱的破坏，其蕴藏的雄厚国力暂时未能发挥。如果边防安全，假以时日恢复，用北方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平定孙、刘会轻而易举。若是急于求成、全力进攻，势必陷入旷日持久的困境，从而严重损耗兵员、财力，甚至有可能前功尽弃。曹操在赤壁之役前作战的几次重要胜利，都冒了很大的风险。“于其东征刘备也，袁绍欲蹑之。于其官渡之相持也，孙权欲袭之。于其北征乌桓也，刘备欲乘之。”只是由于当时形势所迫，如果不主动出征或死守不退，局面会更加被动，乃至无法收拾。如何去非所言：“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势有不得不应。”但是现在即使赤壁战败，曹操三分天下仍有其二，就没有必要再去冒险决战了。他在战略上注重防守，收缩战线、内迁边民，稳守要害，及时救援，是尽力保住此前的胜利成果，以待来日。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就是把称帝之荣耀与统一天下的任务都交给了后人。

曹叡

在他薨逝后，曹丕不自量力，三次大举征吴都遭到挫败。而魏明帝等后继者则施行了曹操确定的战略防御方针。如诸葛亮与孙权相继北伐时，孙资建议继续奉行曹操的防御策略：“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埸，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获得魏明帝实施并成功。王夫之称赞道：“即见兵据要害，敌即盛而险不可踰，据秦川沃野之粟，坐食而制之，虽孔明之志锐而谋深，无如此漠然不应者何也。”

曹操的上述战略部署与多年建成的边防体系使疆界安全得以保障，奠定了此后战胜吴、蜀的经济基础，也引起了两国有识之士的焦虑。如诸葛亮对刘禅解释北伐的理由时说，“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只能是坐以待毙，所以必须主动进攻，寻找转弱为强的机会。“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诸葛恪亦云：“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薮……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这个预测相当准确，到曹魏末年经济恢复后，其强大的兵力已使对手望尘莫及。如司马昭所言：“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他派遣钟会灭蜀时进军势如破竹，“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西晋伐吴之役，出动5路大军共20余万，东西并进。“吴之将亡，贤愚所知。”曹操数十年前的谋划运作，至此获得了完全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