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王震司令员命令二十二兵团在玛河西岸开荒50万亩，要求水利技术人员配合。

1952年春节过后，没能等到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告一段落，我就率领新疆水利厅的十几名技术人员组成的水利工作队来到石河子。二十二兵团陶峙岳司令员和兵团政治部主任张仲瀚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们：兵团已组织了一个水利工程处，处长是兵团副参谋长陈德法同志，政委是乔茂同志，正等我们来开展工作。

水利工程处的第一任务是先找地，第二再说开垦。

我们水利工作队的全体和水利处的几位同志共计20多人，在陈德法处长的率领下，乘坐马车于三月中旬先到老沙湾打问，得知老沙湾西北的四道河子村以西有大片荒地，沙湾人管它叫“西野地”。

后来才知道巴音沟河夏天洪水漫流到西野地，沙湾四道河子农民把漫过水的地犁一下，骑着马，撒上麦子，以后直到收割再无水可浇，所以称为“野地”。

我们在四道河子找到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农许立同作向导，到农七师师部炮台，又邀了几个人一同从炮台向西经下八户，再向西南穿沙包到了西野地北部苇湖边(今122团团部北)。我们在那里露宿了两个晚上。

许老汉还领我们到他小时跟爷爷种过地的大连湖(今134团境内)。他指着荒地说:“荒地很大，向西骑马要走一天才能到三个庄子和奎屯河，向南也要走大半天才到安集海和乌伊公路。下边(指北面)叫下野地(今122至135 团部以北)，中间叫中野地(今西岸大渠渠线附近一带)，南部叫上野地(141团部以南)。”

我们骑着马在亘古荒原上转了两天，只见荒地上长着枇杷柴、铃铛刺、骆驼刺、岌岌草、甘草、红柳、梭梭、白蒿、碱蒿，干沟傍生长着胡杨林、洼地长着芦苇，土壤质地大部疏松、肥沃，很少盐碱，果然是一片难得的好地，其面积估计在百万亩以上，完全可以满足军区的要求。

根据我们的报告，陶司令员、张仲瀚主任和水利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王鹤亭同志一齐到野地踏勘。

1952年5月《新疆日报》头版头条发布了大字新闻:“张仲瀚发现下野地。”

玛纳斯河从来没设过水文站，河水究竟有多大，心中无数。于是我就派了一个刚毕业的中专生张宪政，带一个工人在玛河公路大桥设立了水文站，该站次年迁往红山嘴。

我们找到大面积荒地后，接着就是要解决如何从玛河开渠引水的问题。

由于没有地形图，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先在西野地中部测得南北地面坡度(南高北低)，然后再沿西野地通往沙湾和玛河边的马车路测一条线,按照距离和高差推算出玛河上的引水点至西野地的渠线位置。

当时一边测渠线，一边又打问可以修水库的洼地，无巧不成书，我们找到了蘑菇湖和大泉沟两个洼地，都是非常理想的库址。由于蘑菇湖高程的限制，西岸大渠渠线不能再向南移，最后就从蘑菇湖出口开始，向下和向上各按一定坡度测定了渠线。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在没有图上定线的情况下，测定西岸大渠的。这个办法当时还受到水利厅领导的表扬，认为是个创造。

西岸大渠的施工部队是骑八师22团和劳改支队共五千多人。

1952年5月初，在蘑菇湖西北一公里多的西岸大渠渠段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举行了有五千多人参加的开工典礼。

王震司令员专程从乌鲁木齐赶来，和陶峙岳司令员、张仲瀚主任一起在工地挥镐破土。

王震同志非常关心大渠施工。1952年夏天，他又来到石河子，我专程从工地赶到张仲瀚同志的房间里汇报了施工情况。当汇报到大渠渠首需要大量石料而石河子一带没有时(当时没有用卵石修工程的经验)，王震同志立即要张仲瀚同志打电话把军区运输部长陈实从乌鲁木齐叫来，命令他凡是去伊力拉粮的汽车，以后一律都要从乌市拉片石，并且运送到西岸大渠渠首杨家摆。这些片石，以后修拦河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后，国家强调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像玛河西岸大渠这样的工程，属于大型工程，一定要报中央审批。

1952年冬，中央整顿新疆工作时，中央工作组发现西岸大渠工程没报批，便责令停工。但是停工后，施工部队怎么办？问题反映到中央，中央责成水利部负责解决。

水利部即于1953年夏季派了十几个人的工作组，来石河子协助我们搞流域规划(包括今农七师垦区内的奎屯河、四颗树河在内)。

1954年7月中央水利部傅作义部长亲率工作组(包括水利部苏联专家组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李赋都部长等)，来石河子现场审定规划，共用了20多天时间。

现在建成的骨干工程，除大海子水库由于苏联专家沃洛宁的反对没有及时修建外,其余如大泉沟、蘑菇湖、夹河子、安集海水库和几条干渠，以及农七师垦区的柳沟、车排子、奎屯河水库等都是那时拍板定案的。

作者：王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