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朝时期，边疆时常燃起烽火。

戎狄，这个被华夏视为蛮夷的部落群体，与周朝一次又一次的正面交锋。这究竟会是战争的烙印还是文化创新的序章？

在多次碰撞与交融中，这场拉扯的结局又会是什么？

在先秦时期，区分“戎狄”与“华夏族”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华夏族诸国占据中原，经济发达，文化先进，故在周人的心目中，华夏是所有非中原族群的中心之国。”

田继周认为：“周时的华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五大民族集团的划分，完全合乎民族划分的标准。它们的语言不通，服饰不同，习俗不同，当然也表现了经济文化的不同。至于地域之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所谓东西南北中，就是地域的划分，除此之外，甚至在人形和性格上，也有人加以描述。”

华夏族与戎狄之间的区别体现在政权组织、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等方面，可从考古发掘中探究一二。戎狄与华夏族的交往以战争和冲突为主，在交往中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说文解字》中释义“戎，兵也。”西周时期的“戎狄”更多指的是不臣服于周王室的统治的少数部族。《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戎子驹支对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戎狄的生活习性与华夏族有明显的差异，从文献来看，《礼记·王制》云“西方曰戎，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杨伯峻注“足证披发为当时所谓夷、狄之俗。”这些差异大多是由于生活地域的气候、自然环境不同导致的。

戎狄社会有自己的首领，并配有简单的政治系统，文献中有相关记载。《古本竹书纪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获“二十翟王”，翟王应是西落鬼戎的首领，“翟王”在族群中的地位尚未可知，但足以证明戎族有自己的政治体系，有自己的领导者。又见《史记·秦本纪》中记载载：“戎王使由余于秦。”

《史记正义》释：“由余，戎人姓名。”戎王指派由余使秦。又见小盂鼎铭文记载：“盂拜稽首，以兽进即大廷。王令荣……兽，厥故，（曰）：伯……鬼闻，鬼闻且以亲……从。”

李学勤认为“兽”即“酋”，鬼闻为鬼方之君。三酋向周人招供鬼方与之交战的原因，可见“三酋”应为鬼方的小首领，鬼闻则为鬼方之君。从考古发掘来看，发掘的东周戎狄墓较多，戎狄墓葬的随葬品的数量，墓葬形制都有一定的差别，等级分明，据考证一般偏洞室的墓主身份较为特殊，东周戎人墓地中已经明确地显示出阶级分化，笔者认为在较早的西周时期的戎人社会应该已经有了等级差异。

戎狄有自己的军队、兵器。多友鼎铭文所记载：“执讯廿又三人，浮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师同鼎铭文记载：“畀其井（刑），师同从，折首执（讯），寽（掠）车马五乘，大车廿，羊百挈，用（造）王，羞黾，寽（掠）戎金胄卅、戎鼎廿、铺五十、鐱（剑）廿……”

周人俘获戎人人数较多，战车多至一百一十七辆，可以体现出戎人有能力参与大规模的车战。同时戎人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可以制作青铜武器。综上所述，西周时期的戎人社会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权组织结构。

《史记》中记载：“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周人摒弃戎狄之俗时，强调定居和农业社会这两个关键性的区别。

故一般认为戎狄的经济生活以游牧经济为主，实则不然。以鬼方为例，鬼方应该是半农业半游牧经济兼有，据《小盂鼎》的铭文记载：“孚[马]□□匹，孚车十两（辆），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十八羊”可以看出周人俘获鬼方有战车，有羊二十八头，有牛三百五十五头，牛为农业经济必不可少的饲养动物，羊为游牧经济饲养较多的动物。

从俘获数量上来看，西周时期的鬼方应该是兼有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的，戎人社会并非传统观念里的单一游牧经济。所以西周通过征服手段将戎狄纳入统治系统，戎狄向农业经济转变、融入华夏族的过程才没有引起太多的不适应。

青铜器：戎人所居之地多矿产资源，如条戎、奔戎所居中条山，便拥有丰富的铜矿等资源。戎狄族群已经掌握青铜工艺，在一定时期内技术水平甚至要高于华夏族。正如师同鼎铭文所记载“寽（掠）戎金胄卅、戎鼎廿、铺五十、鐱（剑）廿，用（铸兹尊）鼎，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所俘获的青铜器数量、种类都不少，可见戎族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朱凤瀚认为“武丁时期商人与来自商王朝西方、北方的北方族群之间频繁的战争，使商人获得各类北方式青铜器，从而得以吸取北方式青铜器的有益成分，改进自己的器具。”戎族典型的青铜器器物为三足瓮，足鬲、单耳罐等，随葬品中青铜器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山西侯马上马墓地、陕西扶风刘家文化墓地、天马——曲村墓地等中都曾出这三种类型的器物。经考证陕西扶风刘家文化墓地为姜戎墓地，族属为姜戎，为宝鸡一带的土著居民，墓地中出土的高领袋足鬲，是姜戎文化的代表。

戎狄文化具有传承性。杨建华在《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墓与“河西白狄”》一文指出中随葬器物中“与北方文化有关的一种是双耳罐，一种是矮三足鬲。”经考证认为双耳罐与商末周初南流黄河两岸的北方文化有关，矮三足鬲是由北方高领带足鬲发展而来，可见戎狄文化在先秦时期的传承与发展。在发展中器物的用途发生变化，如三足瓮在发展中，逐渐形制缩小，由实用性逐渐转变为区分族属的特征性器物。

葬俗：一般认为戎族多分布于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从戎人墓葬来看，墓葬形制主要包括长方形竖穴土坑、长方形竖穴单洞室、竖穴双洞室以及竖穴偏洞室四种，一般竖穴偏洞室的墓主身份特殊。陕西长安沣西大原村西周墓葬和扶风刘家村西周墓葬中都曾发现相似的戎狄的墓葬形制。“长安沣西大原村西周墓葬中亦有洞室墓，邻近的张家坡也有发现，其形制与扶风刘家村所发现的“偏洞墓”颇为近似。”戎狄的葬俗以石棺葬、屈肢葬和直肢葬为主。

如山西境内的横水墓地中倗国的文化遗存中M1的墓主为仰身直肢葬，M2的墓主为俯身直肢葬，虽是西周的国族，但仍保留着明显的戎狄属性；横水墓地中还发现有一些小坑和柱洞，具体的用途尚未确定，应为狄族所特有的墓葬习俗。综上所述，戎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随葬品中以青铜器为主，有明显戎狄属性器物的主要是三足瓮、单耳罐等，戎狄社会有自己的葬俗文化。

西周时期山西境内的戎狄纷杂，华夏族与戎狄杂居而处。周成王将叔虞封于唐，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统治措施，以稳定政局，巩固统治。在这一政策的实施下，晋国也逐步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周人与戎狄仍冲突不断，但都为小规模战争，文化交流逐步加深。

晚商时期周人与华夏族的交战中，位于山西境内的可考的即季历征伐戎狄。史料记载：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人大败；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由上文所见戎狄的地望可知，先周时期周王季对戎狄的征伐主要是位于山西地区，虽然败于燕京之戎，但是通过征伐戎狄，获得了商王朝的牧师一职，自身的地位提高，实力有所壮大，为推翻商王朝的统治，完成西周建国准备了条件。

西周王朝建立后，对戎狄的实力有了初步的认识，为了巩固统治、稳定政局，对戎狄不以征伐为主，实行德治，因俗而治，以及通婚之类的政策，故此一时期与戎狄的战争并不多，《史记·周本纪》载“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此一时期社会安定。

西周中后期周王室国力衰微，自穆王之世始。穆王之时，民族政策变化，姚磊将学界中穆王征伐犬戎的原因的观点归纳为“穆王耀兵说、阻碍交往说、威胁统治说、犬戎不贡说和穆王周行说”几种，他推翻了这几种观点，提出“王道衰微”说。《史记·周本纪》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剌。”《史记索引》引宋忠言：“懿王自镐徙都犬丘，一曰废丘，今槐里是也。时王室衰，始作诗也。”自懿王之时，西周王朝已经衰弱，“王道衰微”之说是行得通的，穆王为了重振国威，征伐戎狄，但结果却是“自是荒服者不至。”

不仅政治目的并未达到，这一行为令戎狄对西周王朝仅存的信任和认可也消失殆尽，加之至西周中晚期西周诸王暴虐不堪，戎狄族群对其并无好感，取而代之更多的是对西周王朝不断的入侵和骚扰，周王室与戎狄族群的战争中，越来越处于弱势。宣王之时，周人与戎狄的矛盾扩大化，周人与山西境内的戎狄曾多次交战，如条戎、奔戎、北戎等。

《后汉书·西羌传》载：“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

宣王之时周人征伐戎狄的地点，可以确定的是条戎、奔戎、北戎，是位于山西境内的，太原戎的地望应也是位于山西境内的，关于其具体的地望学界中有不同的看法，持“太原戎即犬戎”的观点居多，如杨宽认为“犬戎这时正居于太原一带，即是太原之戎。”姚磊认为“太原所在，大抵位于山西南部。”周人征伐太原戎、条戎、奔戎的战争皆以失败告终，和宣王时期国力更加衰弱有很大的关系。西周末年统治者暴虐，国力衰弱，与戎狄的征伐战争中多败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