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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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中旬的一天，晋察冀军区敌工部部长厉南脚步匆匆，走进了司令部，对司令员聂荣臻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定襄县基干游击大队长樊金堂私自会见日军军官，还跟对方把酒言欢。

在非常时期，未经请示跟日军军官会面，这是违反纪律也是很犯忌的事。

聂荣臻非常重视，立即派人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此事属实。

不少人都以为，聂司令员要执行纪律，樊金堂麻烦大了。

【聂荣臻（前）率部转战】

谁知，聂荣臻司令员却说：“这家伙不像话，送他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址在河北平山县）高干科学习。”

听到说这样的处理结果，大家私下里议论纷纷。

有人说：“非常时期，经常是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的，聂司令员这是怎么了？”

有人说：“这哪是处理？分明是提拔重用。”

也有人说：“放心吧，聂司令员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就是了。”

那么，樊金堂为什么要私自会见日本军官，等待他的命运会是什么？

樊金堂是山西定襄人，1920年出生，父母是农民，家境贫寒。

父亲为了改变命运，砸锅卖铁让儿子读书。

樊金堂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县立第二高小读了几年书。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樊金堂就算不当官，也会成为一名老师，过上比较安稳滋润的日子。

可是，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樊金堂投笔从戎，加入了我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年后入了党。

1938年5月，樊金堂担任襄县抗日自卫队（定襄县基干游击大队）副大队长。

可是3个月后，樊金堂就成了大队长，原因是原来的大队长出事了。

原大队长杜志德违反纪律，乱搞男女关系，策划绑票索要赎金，装入自己腰包。案发后，受到严厉处分。

此人自知没有了前途，干脆带着几个老婆出走，撂下了一个烂摊子。

特殊时刻，樊金堂被任命为定襄县抗日自卫队（基干游击大队）大队长。

这时候，山西定襄已被日军侵占，抗日队伍跟日军的生死较量全面展开。

樊金堂虽然有文化，但他性格彪悍，作战勇猛，经常反常规作战。

而且他对部队要求严格，平时刻苦组织训练，战士单兵素质高，战术素养好，其中射击、刺杀技术尤为突出。

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队伍成为当地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有句老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有了压倒性的速度，无论是攻守都能占据主动，取得不错战绩。

樊金堂带领这支队伍参加了很多次战斗。比如，锄奸、拔据点，伏击敌军车队，到敌营捉舌头等。

1939年7月，军区抗敌剧社在定襄县北部地区演出，日军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情报，出动300余人夜行军60里奔袭，从三面将剧社包围。

聂荣臻得知后，命令樊金堂大队前去解围，并且问他有多大把握。

樊金堂说：“十成不敢说，有九成九。”

随即，他率领大队立即出发，一路没有丝毫停顿，在敌人的包围圈没有完全合拢之前赶到了现场。

樊金堂手持双枪，率领两个排猛攻日军，吸引敌人的火力，其余指战员则冲入敌阵，冒着枪林弹雨将被包围的同志救出，一个也没少。

【八路军地方武装（资料照）】

听到消息，聂荣臻觉得难以置信，说：“这个樊金堂，到底是人还是神？”

樊金堂不光有勇而且有谋，深入敌人据点“捣乱”的事也没少干。

1940年春节前，定襄县大汉奸吴某的父亲去世，驻地日军到吴家吊唁。

樊金堂带人化装成抬棺队的人员，将到场的日军和汉奸头子一个没漏全都送上了西天。

樊金堂不光会偷袭，正面遭遇的时候也让日军吃了不少苦头。

有一次，日军一个小队50多人下乡抢粮，回来的时候和樊金堂带领的一个连不期而遇。

很多时候，日军一个小队与中国军队的一个连遭遇，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训练上存在差距，还很难占到便宜。

【日军“扫荡”（资料照）】

可是，这个小队的日军出去抢粮的时候，已经打了一仗，子弹也用得差不多了。

日军小队长是个中国通，居然大声喊：“我们没有子弹了，有本事就拼刺刀！”

游击大队的战士们一听，大多说不管那么多，开枪收拾掉这股日军就行。

樊金堂却展现了他“李云龙”式的侠客性情，说：“咱就拼刺刀，打他们个心服口服。”

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樊金堂让战士们退了子弹，跟敌人进行白刃战。

总的来说，中国军队的白刃战水平是不如日军的，但樊金堂特别重视拼刺训练，经过长期的磨炼摔打，他有信心与这些日军较量，一点也不会落下风。

【八路军与日军拼刺的真实影像（资料照）】

加上大队人数上占有优势，居然杀得日军手忙脚乱，没有招架之力。

一个小时不到，十几名日军被捅翻在地。

如果不是后来日军援兵赶到，这些日军恐怕一个也跑不掉。

这场战斗虽然打赢了，但樊金堂因为意气用事，受到上级的处分，被留党察看。

经过此次事件，有人说要撤销他的职务，但聂荣臻司令员没有同意，认为不能无限上纲。

大家也知道，樊金堂有侠客性情，但对组织是十分忠诚的，经过研究，没有加重处分。

樊金堂也作了深刻检讨，表示要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

没想到，后来樊金堂的老毛病又犯了。

1942年7月上旬，樊金堂收到一封奇怪的信。

信是驻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军联队长小川写来的，内容是：“樊大队长，久闻您的大名，很想拜会，探讨一下用兵之道，未知可否？”

原来，小川之前听说樊金堂能征善战，还很讲义气，敬慕之余他有点好奇，很想看看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战士们得知之后，议论纷纷，意见不一。

有的说，这里面有阴谋，大队长不能跟他们见面。

有的说，可以将计就计，布置伏兵，到时候消灭他们。

樊金堂说：“我倒想会一会小川，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至于打伏击，我不赞成，我们要讲武德。”

于是，樊金堂就让人给小川回了一封信，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并声明绝不能使阴招，各自只带一人即可。

到了见面的时候，小川果然守信，只带了一名翻译。

樊金堂也按照约定，只带了一名队员。

会见地点是在一个老乡家，二人互致敬礼，笑容可掬坐下。

会谈中，樊金堂得知，小川原来是一名教师，并非职业军人出身。

因为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兵力严重不足，小川被迫参军。

尽管如此，他对这场战争非常困惑，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到中国打仗。

小川虽然入伍，但掩饰不住文人的气息，风度儒雅、文质彬彬。

在会谈时，小川说自己是一个中国通，熟读兵法，却摸不准八路军的套路，总是打败仗。

他天真地问：这里有无秘诀？

樊金堂听了哈哈大笑：“如果我到你的家乡去杀你的父母，烧你们的房子，你自然就会打仗了，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小川听了，不知道真懂还是假懂，连连点头。

说话间，已经是正午时分，东道主饭菜也做好了，二人在那里一边吃饭一边喝酒，一边交谈。

【日军资料照】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小川说要告辞，樊金堂起身相送。

走到门口的时候，喝得有点多的小川说：“樊大队长，今后有什么需要，不要客气，尽管讲。”

樊金堂也喝得晕晕乎乎，开口说道： “我想要一挺歪把子机枪。”

小川犹豫了一下说： “这个……没问题！”

说完之后，樊金堂也没当回事。

谁知没过几天，山里真的出现两名日军，还带着几个民夫，打着白旗，口口声声说要找樊金堂。

这两人扛了一挺歪把子机枪，后边4个民夫汗流浃背，呼哧呼哧喘气，抬了两箱子弹。

小川还捎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是以开小差的名义上报的，这两名士兵就别送回去了，那样他们必死无疑，希望你把他们安顿下来，予以善待。”

樊金堂经过思考之后，决定将他们留下，然后送去军区。

没想到，这事已经被敌工部获知，向聂荣臻司令员作了汇报。

得知会见详情，聂荣臻让樊金堂做了深刻检讨。

这样一个好苗子，他当然不会弃用。

只是樊金堂的组织观念还不够，需要加强。

当年9月，聂荣臻司令员安排樊金堂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址在河北平山县）高干科学习。

后来，樊金堂先后担任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科长、21兵团后勤处处长。

2002年1月，樊金堂在睡梦中辞世，他的传奇故事至今流传。

参考资料：

1，林鹏《回想集》，商务印书馆

2，林鹏《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樊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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