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直省行政机构，即主管军政、民政的地方官，其行政等次为督抚藩臬道府州县；二是专制性地方机构，即主管河道、漕运、盐政、学政、税务等机构。
专职性地方机构中，比较重要的是河道、漕运两项，所以专设总督以司其职。那么同样都是专职总督，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哪一个相对来说含金量更高一点呢？
首先是服务的对象不同历朝历代都将治理河道作为国家第一要务，康熙皇帝亲政后，便将三藩和河道作为优先解决对象。实际上不仅仅是清圣祖，其后的清世宗、清高宗以及其他诸位帝王，在治河上始终不遗余力。
从性质上来讲，治河主要是为了杜绝水患灾害，让沿河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其本质是“为民”。当然，治河工作如果顺利，也会为朝廷带来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收益，至少国家不用拨款拨粮赈济百姓，会减轻财政负担。
黄河、长江、淮河从来都没有停止泛滥的脚步，不管朝廷怎么花钱都避免不了水患之苦。历代皇帝也比较麻木，只是按定例旧制加以维持，即便是出现洪患，顶多也就是拨点款赈济而已，不至于伤了国家的元气。
漕运就不同了，服务的对象是皇帝、皇室以及在京的八旗兵丁和文武官员。沿江沿海的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这八个最富庶的省份，每年要向朝廷缴纳固定的漕粮。
皇室、在京权贵的口粮全靠漕粮维系，一旦漕运出现问题，京师就会大乱，也就是说漕运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根本，是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的。所以说从服务对象上来说，漕运要比河道更为皇帝所看重。
其次是职务设置不同河道总督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不同时期变动很大。顺治元年设河道总督一人，综理黄河、运河一切事务，称为“总河”，驻扎在山东济宁。这一时期河道总督权力很大，例兼兵部尚书衔，地位在两江总督之上。
康熙时期，因江南河工紧要，将总河迁至清江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命山东巡抚管理山东境内河道，如此河道总督的权力有所缩减。
雍正二年（1724年），因河南河工紧要，专设“副总河”驻扎山东济宁，专管河南之河务。总河则兼管南、北两河事务，副总河专管河南之河务；雍正四年（1726年），命山东河务改由副总河兼管，至雍正七年（1729年），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驻清江浦；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驻济宁，分管南北两河。需要注意，此时总河与副总河互不隶属，不是上下级关系。
雍正八年（1730年），因直隶河工紧要，添设直隶河道水利总督一人，驻扎天津。至此，地方河务分为北河河道总督、东河河道总督及南河河道总督。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共有三个河道总督。
乾隆十四年（1749年），北河河道总督改由直隶总督兼任；咸丰八年（1858年）南河河道总督改由漕运总督兼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东河河道总督归山东巡抚就近兼管。可以看出，到了光绪时期，全国的河道总督已无专职。
漕运总督从始至终只设一员，没有太多的变动，故从政治地位上来看，漕运总督是要高于河道总督的。
不仅如此，漕运总督在不同时期还有一些重要的兼职。如顺治六年（1649年），曾命漕运总督兼凤庐巡抚事；咸丰十年（1860年），命漕运总督节制江北各镇、道官员。可以看出，漕运总督不仅政治地位略高，实权也比河道总督大。
任职资格不同河道、漕运两督皆为正二品大员，初兼兵部尚书衔，与各省总督平级。乾隆时期，以河道、漕运总督向无地方行政之责，统一改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与各省巡抚平级。
客观地说，不管是河道总督还是漕运总督，论实权都无法与各省督抚相比，其任职资格也要低于各省督抚。
按照定例，各省巡抚缺出一般由从二品的布政使升任，个别的也有侍郎、内阁学士升任。朝廷对巡抚的任命是很重视的，一般不会出现越级提拔的情况，这主要是鉴于巡抚职责重大，非熟悉地方政务者不予。
漕运总督缺出，也是在布政使和三品以上京官中拣选，基本上和巡抚属于一个级别。河道总督就不同了，因河道属于专业性较强的职务，任职者必须具备过硬的河务技能。
然而懂河务的官员毕竟是少数，所以河道总督出缺，有时候就无法从应升职务中挑选合适的人选，只能退而求其次，将标准降低为“管河道”，即从道员这一级中选出合适的人选。有清一代，以管河道升任河道总督的不在少数，从中也能看出河道总督的任职资格比漕运总督要低。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对比，结果也就出来了，即漕运总督不管是实权还是政治地位，都要高于河道总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