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近山，熟读军史的人都如雷贯耳。这位赫赫有名的战将曾被邓小平誉为二野战功最大的人，但也曾因为“婚外情”引发高层的雷霆震怒，被降职发配。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和坎坷，令人唏嘘不已。
王近山，原名王文善，民国四年（1915年）10月29日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出生在大别山区，出身贫苦，民国十九年（1930年），年仅15岁的王近山参加了红军，从此开启了自己的革命道路。由于作战勇敢，王近山五年内连升六级，成为了当时红军最年轻的师长，身经百战的他每一仗几乎都会身先士卒、猛打猛冲，因此获得了一个“疯子”的绰号。
新中国成立后，王近山被授予中将军衔。然而，没过几年，事业达到巅峰的王近山就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王近山爱好跳舞，在工作之余经常参加舞会，接触了很多年轻异性。这却引起了妻子韩岫岩的不满，为了限制丈夫参加舞会，她特意叫来了妹妹韩秀荣，让其陪王近山跳舞。
没过几日，韩岫岩又发现王近山和自己的妹妹有说有笑，关系十分亲密，这令她极为恼怒，心里的醋坛子一下就打翻了。不分青红皂白的韩岫岩与丈夫大吵了一通，指责丈夫和妹妹背叛了自己。随后，暴怒之下的韩岫岩竟然找到王近山的上级领导进行举报，说王近山乱搞男女关系。
妻子的行为也彻底地让王近山寒了心，他提出要和韩岫岩离婚。党的高级干部离婚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搞不好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因此，很多老首长、老战友都规劝王近山，一定要冷静，不要意气用事。
王文善
然而性格执拗的王近山铁了心要一条路走到黑，官司最后打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说此事后极为震怒，撤销了王近山的职务，将其的军衔降为大校，发配到豫东地区的一个农场当了副场长，在那里一呆就是五年。
面对这一沉重的打击，王近山只能默然承受。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就在王近山被撤职降级后，妻妹竟放弃了爱情离他而去。剩下的就只有身心疲惫、遍体鳞伤的王近山。离京前夕，保姆小黄默默地为他收拾行装，这位识字不多但心地善良、深明大义的乡下姑娘对将军说：“首长，你这样的身体，到那么苦的地方没人照顾怎么行呢？我没有文化，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带上我吧！我照顾你一辈子。”王近山含泪无语，最终带上她走了，后来，她成了王近山的妻子。
管理农场对于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而言，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在这段岁月里，王近山的内心极为苦闷，他期盼着自己能够重新回到部队。为此，王近山专门给老战友、时任南京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连续写了三封信。最终，在许世友的仗义执言下，毛泽东同意让王近山回部队工作，并最终将其安排到了南京部队任副参谋长（正军职）。
王近山在黄泛区农场落魄不落志，经常到基层的果园里转转看看，了解情况。见到熟人，他老远就打招呼，握手聊天，丝毫没有“大官”的架子。每年苹果卸完后，园艺场总要在冬天请园艺技师和专家在果园里讲解如何对果树进行修剪，边讲解边示范。这时候，王近山总是和职工们一样站在树下耐心听讲，认真地像个小学生似的。他战争年代负过伤，有腰疼病，不能久站，只好时不时地变换一下姿势，挪动一下身子。有人劝他坐下听课，他说: “老师在站着讲课，我当学生的怎么能坐下啊。”
站着听课不容易，具体操作起来就更难。但王近山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也是同职工们一样爬高上低，慢慢地也就掌握了修剪果树的一些方法。一次回到家里，他高兴地向爱人炫耀：“你知道啥叫‘小平头’，啥叫‘倒拉牛’？”爱人说“不懂”，他就边比划边讲，原来这是果树的两种修剪方法，“小平头”是一种去掉大枝摘顶的剪法，而“倒拉牛”则是一种在细果枝上疏强留弱的剪法。
王文善
王近山在劳动中与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他到果园察看，正碰上职工们冒着炎热，穿着厚重的工作服给苹果树打药。他见职工的衣服已被汗水、药水所浸透，赶紧瘸着腿在刚送来的铁桶里舀了一大碗绿豆汤，捧到工人们面前，像敬酒一样，说：“同志们辛苦了，喝碗绿豆汤去去暑、解解乏吧。”有人喝完，随口说了一句：“如果里面能再加点糖就更美了。”只见王近山剑眉一挑，略一思考：“好啊，这个要求不过分，加点糖有利于补充你们消耗的体力。我和你们的刘场长说一下，我想，是会批准的。”在王近山的提议下，后来，不管是麦收还是秋收，职工们都能喝上甜丝丝的绿豆汤。
1967年园艺场苹果大丰收，不断采收的苹果约有1000多万斤，装满苹果的箱子、蒌子在果场里堆得满满的。但因为当时正处于“文革”高潮，郑州火车站处于运输半瘫痪状态，没有车皮，果子不能及时运出，农场干部职工心急如焚。此时，王近山坐不住了，主动请缨上北京，他说：“凭我这张老脸找找门路，总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带着场供销科科长、园艺场场长，硬是爬上硬卧车厢来到了北京。
王近山拖着伤残之躯，东奔西跑到处求人。最后通过国务院驻京联络办，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以及当时的农垦部部长王震。他们都很热情地请王近山吃饭，给予热情帮助，最后几经周转，终于将报告转交给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
很快，总理办公室发下话来：“请王近山同志一行先回河南，我们将通过河南省军区解决。”王近山见有了眉目，如释重负，高兴地说：“报告给总理了，也算顶到天了，事情一定会解决的。”后来，省军区调来了汽车，把成箱的苹果先拉到了漯河火车站，后在郑州装了七八个车皮，为农场解决了“燃眉之急”。
“文革”初期，王近山受到了冲击。有的学生贴大字报，指责王近山搞特殊化，生活腐朽，上厕所还要坐一把椅子。学生们不了解，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因为他负过伤，一蹲下就起不来，于是就在一把椅子上挖了一个洞，大便时就坐在上面，那滋味并不好受。面对一群不懂事的娃娃，王近山气得无话可说，只好无奈地对他们说：“你们说我腐朽，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
王文善
1968年麦收时期，造反的学生要求组织大批斗、大批判，阻止人们收割麦子。王近山火了，拍着桌子大声斥责这些学生：“绝不能耽误割麦子，夏收夏种，虎口夺粮，一年就这几天，一耽误就是两季。不信我的话，你们可以回去问问父母亲，是不是这回事。你们说什么都行，但一定要等到割完麦子种上秋再说。”学生一下子就被震住了，麦收照常进行。
农场当时有个造反派“司令”贴王近山的大字报，污蔑王近山是“残兵败将”。王近山一看就火啦，不依不饶，与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王近山有错误，你想咋批都可以。但战场上我决不是残兵败将。真正的残兵败将是日本鬼子，是国民党军队，是美国佬。别看你这个司令本事不小，真正打起仗来，毛主席还是要我，不要你。”
一次，王近山听说园艺场有个造反派头头忙于“大批判”而不去接班打药，致使老队长连上了两个班。于是，他很严厉地在大会上反复讲：“工人不上班，就像战士不打仗一样。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农场工人决不允许只抓革命，不促生产！”
王近山旗帜鲜明不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也就下决心让王近山彻底“靠边站”。1968年8月23日，黄泛区农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呈报给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关于建立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对王近山如此结论：“原副场长王近山，在运动中曾一度站错了队，中央原处理干部，情况不了解，暂不结合。”随后，在新建立的“黄泛区农场革命委员会”这一所谓的“红色政权”中，王近山的原副场级职位也没有了，这对将军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王近山非常淡定，依旧是每天到果园里转转看看，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界紧张，九亿神州“要准备打仗”。此时，“国难思良将”，毛泽东想起了这位“王疯子”。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会议上，毛泽东问：“王近山现在哪里？”周恩来答：“现在河南。”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紧接着就提出：“这个人很会打仗，我要！”
王文善
偏居河南省黄泛区农场的王近山，当听到传达“九大”精神、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的消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连数日，他喃喃自语：“党中央毛主席，还有这么好的老战友，都没有忘记我‘王疯子’啊！”
在许世友的安排下，王近山先是被安置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任副参谋长。几个月后，恢复党籍的王近山又调到南京军区，任主管作战和战备的副参谋长。
在许世友和肖永银两位战友的庇护下，王近山后来基本上风平浪静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但是，长期残酷的战争和生活的磨难，在王近山身体和心理上留下了太多的伤痕。
1975年，时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到南京视察时想起了王近山这位曾经的老部下，5月，邓小平视察南京。军区领导打算向邓小平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却被邓小平直接打断：“听说王近山病得很重，我想了解一下他的病情”。当邓小平听说王近山的行政级别还是九级时，长叹一口气，陷入了沉思。几天后，南京军区接到通知：王近山同志的行政级别提升为六级。
此时的王近山已被确诊患了胃癌，正在医院接受治疗。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军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对王近山进行治疗，必要时可以转到北京治疗。
邓先圣
王近山最初曾担任过正兵团级别（行政六级）的职务，而现在只担任了正军级（行政九级）的职务，待遇方面与之前有较大差距，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老部下肖永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便借此机会向邓小平鸣不平。对此，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却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回到北京后，邓小平立即向中央建议，恢复王近山原有的行政级别。
中央考虑到王近山曾经为革命立下过大功，而且离婚事件过错也并不完全在他，于是便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1975年6月，王近山正式恢复了原有的行政级别，但对他来说，这一天来得还是太晚了，此时的王近山已经病入膏肓，尽管医院方面想尽了一切办法，但他的病情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1978年，王近山病情愈发严重。得知消息的韩岫岩，想前去南京看望。可当她拨通电话后，对面却说道：“首长说到死也不愿再见到你！”1978年5月，王近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出现在他最后意识里的，依然是金戈铁马，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最后那几天，王近山口中不断发着呓语，时不时呼喊一声：“敌人上来了，快给我挡住！”“再调些炮兵！来个喀秋莎炮团！”陪在床边的儿女们都知道这是昏迷中的父亲回到了曾经的战场，因此每次他大喊大叫时，儿子王岩、王少峰等人就会贴近他的耳朵道：“爸爸，您别担心，李德生叔叔顶上去了！”每次说完这句话，王近山就会平静下来，随后呓语道：“李德生一上去，我就放心了。”
王近山同志追悼会现场
5月10日，王近山的生命伴随着病房里悠扬的军号，离开了这个世界。1978年5月17日，南京军区为王近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徐向前、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彭冲、宋任穷以及王近山的生前好友送的花圈摆满了悼念大厅。追悼会的规模原定500人，实际参加的有1000多人。得知消息后，前妻韩岫岩悲痛欲绝，她迫切地想要参加其追悼会，送他最后一程。可当她提出这一想法时，却被告知“王近山遗愿不许她参加追悼会”。
如此，那句“到死都不愿再见她”倒是真的。直到2007年6月，韩岫岩才“见到了”王近山——她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祭拜故人。不久，韩岫岩离世，享年86岁。最终，她得偿所愿，墓地与王近山紧紧相邻。
“什么，王近山将军去世了……我还有好消息要告诉他呢！”邓小平听到消息，先是惊讶，后来直接瘫坐在了椅子上“是的，这是医院刚刚传来的消息。”秘书针对邓小平的质疑再一次作出了回应。邓小平在得知这个消息时，内心一时难以接受，原本他计划亲自告诉他的好消息再也传不到他耳边，国家也痛失一名战将，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他亲自审阅并修改了王近山的悼词，将其中的“副参谋长”改为“顾问”，同时指示南京军区，按照大军区正职的规格为王近山举办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