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初湘西会战，第四方面军抓了400多日军俘虏，王耀武很是诧异，打满抗日全场的这位名将几乎经历了所有江南地区的中日会战，从未听说抓过这么多日军，在他印象中日军都是死不投降那种，所以一定要去战俘营看个究竟。当他发现是百十个嘴上没毛的日本孩子在河里洗澡嬉戏时，不禁乐道：日本人必败了。

湘西会战日军称为“芷江攻略战”，由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之坂西一郎第20军遂行，该方面军另外一支主力横山勇第11军取衡阳后深入广西腹地夺取桂林和柳州，称“桂柳会战”；华北方面军内山英太郎第12军同时发起“老河口战役”，进攻刘峙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述作战行动的中心目标是一致的：即摧毁这些地区中美联合航空队的空军基地，因为，没有了制空权的日军深受其苦。

其实方先觉能够坚守衡阳多达47天，除第10军将士用命以外，中美联合航空队的空中助战也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空军和美军第14航空队在长衡会战期间共出动4500多架次，摧毁日军各类车辆1800余台，炸死炸伤日军官兵7000余人。攻击衡阳的日军白天经常要躲在战壕或掩蔽部里，以防备来自空中的杀伤，甚至第11军司令横山勇前往衡阳前线督战时，座机也必须在清晨降落，以免遭到空中截击。

之前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的常德保卫战中，中国空军已经“保有大部分制空权”，以第2、第4、第11大队和中美混合团参战，出动战机1800余架次，日军攻城主力第3师团之第6联队长中畑护一大佐，即被P40驱逐机扫射击毙。日军第三飞行团虽全力进行支援，以第44战队为主其他三个战队为辅大量投掷燃烧弹等，但日军步兵“被迫于黎明或日没后行动，受我空军之伤害颇大”的表现，足以证明日军在空中力量上处于绝对下风，中国军队的战后总结对日军评价到：“无优势飞机及炮兵，每不敢放胆攻击。”

而再之前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夏季进行的“鄂西会战”中，日军仍然能以较强的空中力量支援战斗，陈诚指挥第六战区的部队在美军第14航空队一部的掩护下，虽然在会战后期取得地面战场的优势，并在日军撤退时及时组织追击，但第26和第33集团军所有兵力部署尽被敌空中侦察获悉，并以飞机掩护地面部队逐次撤军，尽管陈诚的战报天花乱坠，其实日军折损有限，也说明中方尚未取得空中优势。

飞虎队p51野马战斗机

因此，根据多方史料的综合结论，中美联合航空队是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秋季夺回中国战场制空权的。

另外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历程也佐证了这一论断，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寇占领武汉起，便以汉口空军基地为依托，对陪都重庆进行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长达五年半时间，出动飞机9000余架次。官方的记录时间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18日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8月23日，亦即自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9月起，失去制空权的日军飞机再不敢深入重庆进行轰炸，尽管汉口到重庆之间的空中距离只有几百公里，但彼时四川已遍布中美空军的联合基地。

中国军队夺回战场制空权经历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战争爆发时，中国空军仅有战机400余架，而日本陆海军的战机总和多达2800余架，即便对比悬殊如此，没有自己航空工业的中国空军更是损失一架就少一架，而日本却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新的作战飞机，尤其是日军“零式”战机投入使用后，空战可以打成27比0的一边倒局面，中国空军残存的飞机只能隐藏起来避战。造成地面部队和平民在日机轰炸下惨重的伤亡，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数字高达50万人，其中仅重庆一地即超过万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起，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加入中日空战，同时提供了300架轰炸机等补充中国空军，但苏联仅出动了四个战斗机大队和二个轰炸机大队，虽然在保卫武汉等战役中起到一定作用，毕竟数量有限，不足以改变战场形势。并且在《日苏中立条约》签署后，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逐步撤出空军，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完全撤出。

克莱尔・李・陈纳德

因此，陈纳德受国民政府委托，始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起组建飞虎队，不过初期仅有三个战斗机中队。一年后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由于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在此期间中国战场并不能得到更多的战机补充。

一直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3月，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升格为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在陈纳德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总统命令加大战机分配比例，前后有2000多架战斗机编入第14航空队和中国空军，其中P51野马型战机的性能已经完全碾压日本“零战”。而日本方面由于太平洋战场的惨败，不断调走在华战机，此消彼长，在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优势下，才使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