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五岳四镇的划分不仅定义了地理疆界，更构建了民族的精神版图。

霍山在五岳四镇（五镇）中极具典型性，它既与先秦时期方国祭祀有关，最终也发展成为天下型国家祭祀的重要对象。

多方面的特质是其他岳、镇很少具有的，因而可以比较准确地揭示自古以来山岳祭祀演化的一般规律。

霍山，作为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到底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意义？

山岳崇拜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乌丙安在讨论原始信仰时指出，人类祖先“从来都不是对所有事物和现象加以等同的崇拜……而是对人们认为最有威力的、最惠于人类的、具体的自然力和自然物才倍加崇拜”，其中包括天象、大地、山石、水火等。这里的“山”指较为雄伟高大的山。

古代中国山岳祭祀究竟出现在何时？从学理上推导，原始人类有自然崇拜，这当然包括山川崇拜，因此有原始人类便有对山川进行祭祀的仪式。原始人类的山川崇拜属于原始信仰范围，从“礼学”角度来区分，这种祭祀仪式当属于礼制建立前的礼俗。这种礼俗逐渐与天神崇拜结合，成为泛神论观念，属于原始宗教的组成部分。

商朝礼制应当是王权礼制，已有较为规范的国家祭祀山岳的礼仪形式，上述卜辞中的祭名、祭物与占卜手段都可以作为证明。从山岳崇拜到王权国家山岳祭祀是镇岳化的重大发展。

传世典籍所载霍山祭祀首见于《史记》。

霍太山就是霍山。如果剥离其玄虚内容，大致可以判定在商朝时秦先祖已为小部落领袖或是小国之诸侯，殷亡时蜚廉曾为坛于霍山进行祭祀。需要指出的是，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筑坛祭祀，并非是诸侯国常规祭祀。霍山规范化的“国家祭祀”始于西周初的霍国。

周武王封弟叔武为霍国，境内有霍山，是霍国祭祀的山岳。《国语》载宰孔语：“晋侯将死矣！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苟违其违，谁能惧之！”

宰孔提及的“景霍”便是霍太山，即霍山。众所周知，继商而起的王权国家周朝出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主的观念，周王自然拥有对境内名山峻岳的祭祀权。在西周分封制度下，受封者对封地内拥有统治权，同样也拥有对境内山川祭祀的权力。

霍作为西周所封之国，理所当然拥有祭祀霍山的权力，遗憾的是现存典籍没保存霍国祭祀霍山的直接资料。不过《史记》有段十分重要的旁证资料：“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赵夙为将伐霍。霍公求奔齐。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

显然，霍为晋灭，但晋侯为禳灾而召霍侯来祭霍山。为什么会出现国亡存祀的现象？其实这是春秋时期礼制之规范。据《左传》载晋灭虞，“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杨伯峻注：“虞祀者，天子命虞所祭之其境内山川之神。虞虽被灭，晋仍不废其祭。”

杨伯峻虽未说进行虞祀仪式者为何人，实际当是虞人后裔，因为春秋时期灭国亡族而存其祀是礼制规定，这还可以另一条记载为证：

“卫人讨宁氏之党，故石恶出奔晋。卫人立其从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礼也。”杜预注：“石恶之先石碏有大功于卫国，恶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祀。”

显然，春秋时期确实存在灭国亡族而不废其祀的礼制规定。因而《史记》载霍亡之后，晋仍以霍君主持霍山之祭当是信史。由此可见，霍国原有霍山之祭，其性质与商朝人祭祀山岳类似，只不过是属于王权礼制下的诸侯国级别的山岳祭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称的“霍太山”，“太”通“大"，表示山之雄伟峻峭，这是许多地方命名山岳的通则。如东岳泰山一称太山；其他地方亦有泰山；泰山也可称太山，故霍太山又可称霍泰山。实际上，一些地方的大山或直接称太山、或称某太山，如山西省蒲县蒲子山就称太山，吉林长白山又称徒太山，四川省三台县有中太山等等。

霍山之所以称霍太山、霍泰山，可能最初便称太山、泰山，因在霍国境内，冠以国名，故称霍太山、霍泰山，简称霍山。古人有“国”加“地名”（山名）的习惯，如“孔子、颜渊登鲁东山，望吴昌门”，此鲁、吴都指春秋时期国名。因而霍亡，“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此霍字完全可解释为霍国，即霍国的太山（即太岳山）为祟。

霍山以国命名，国家对霍山进行祭祀，正表达了霍国诸侯对霍山所代表的疆域进行合法的掌控。至今保存的典籍中，并没有连续不断祭祀霍山的史料，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霍山确实在某一时间内退出了国家祭祀；二是史料亡佚，故相关记载出现断缺。从霍国祭祀来看，霍山祭祀仅是当时众多诸侯国之一的国家祭祀，所代表的区域极为狭窄；霍灭归晋后的霍山祭祀，虽然仍以霍国原诸侯祭祀，但实际已转化为晋国的国家祭祀，保佑的是晋国国家利益。

当然，晋国的霍山祭祀从保佑的区域范围来说自然远远超过霍国，但它仍属诸侯国级别的祭祀，祭祀性质也没有改变。从“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来判断，霍山祭祀应当延续到晋国灭亡。三家分晋后霍山祭祀如何？始撰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其中《职方氏》载九州山镇，霍山在其列；《司马》载九山镇，其中“河內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之说，《大司乐》有“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从上述数条资料判断，战国时期有霍山祭祀是可以肯定的。

这里的“九州”是战国时期学者对大一统国家构成的设想，因此《职方氏》九镇的构想也与大一统国家构成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霍山在时人眼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其政治色彩非常浓郁。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有始》所列九山并无霍山，且冀州就列有王屋、首山、太行和羊肠数山。为何霍山退出“名山”之列？目前尚无史料可以说明。

《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秦祭祀名山峻岳之事，所罗列山名中不包括霍山，目前无法确认秦王朝是否进行霍山祭祀。西汉初祭祀霍山情况不详，但文帝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尝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致礼”，至少至此西汉政府应当恢复了“尝祀而绝”的冀州名山霍山的祭祀，这一点是需要强调的。

但应当注意的是，武帝时封霍山为南岳，此霍山非山西之霍山，而是指今安徽省的南霍山（天柱山），《水经注》明确记载“在庐江灊县西南”；汉文帝分淮南立衡山国，故南霍山又名衡山，与今湖南省之南岳衡山也不是同一座山。

东汉亦沿袭南霍山为南岳的说法，如班固《白虎通义·巡狩》载五岳为东方岱宗、南方霍山、西方华山、嵩山、北方恒山；刘向《说苑·辨物》称“五岳者何谓也？泰山，东岳也。霍山，南岳也。华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山，中岳也”。东汉自光武帝起“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坛，山川群望皆在营内”，即北郊合并于南郊，山岳除五岳外，还有“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会稽山”，可见霍山是作为名山受到祭祀的。

明帝诏“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各絜斋祷请，冀蒙嘉澍”，章帝、顺帝、质帝都祭过“名山”，霍山都在祭祀之列。但无论是西汉文帝之后或东汉诸帝祭祀名山，都有五岳而无四镇，四镇仅称“名山”，与其他祭祀的名山没有差异。

就目前所见史料而言，强调四镇重要性自东汉末年郑玄注经起，他沿袭五岳四镇之说，将今山西霍山确立为四镇之一，郑注云：“四镇，山之重大者，谓杨（扬）州之会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医无闾，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兖州，衡在荆州，华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

郑玄的五岳四镇说，是继承《周礼·大司乐》“四镇五岳”说而来的，但它明确指出五岳与四镇名称，将四镇置于五岳之下、其他名山之上，可以说这在《周礼》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初步完成了王权一统天下的九州山镇到封建大一统国家的五岳、四镇、名山体系的构建，山岳祭祀的镇岳化又向前跃进一步。

由于郑注影响极大，对后世构建山岳祭祀体系最终完成起到关键作用。不过，郑玄注经虽明确了四镇，但没有明确各镇东南西北的方位。三国西晋未见明确的祭祀霍山的记载，东晋明帝“始诏立北郊”，即恢复北郊祭地，陪祭有四十四神，其叙述顺序与东汉无异，显然霍山也在祭祀之列。

山岳祭祀的镇岳化在南北朝出现重大进展，不但出现称某山为某镇，甚至还大致明确了具体的方位山镇之名。《隋书·礼仪志二》载萧梁北郊有“岳镇海渎之座”，出现“镇”字，此是指沂山、霍山等山镇；北齐祭祀时更是明确称沂镇、会稽镇、衡镇、太岳镇（即霍山）、医无闾山镇五镇，均附于某岳之后，其他山只称某山，故肯定已经存在五座山镇且有大概方位，完善了五岳、五镇、名山的祭祀体系。

有学者认为“到唐初仍沿先秦说法为五岳四镇而无中镇之称”，显然有误。不过，《隋书》记载这段话确实比较混乱，按照其记载顺序，五岳之后配山镇情况为：岱岳（东岳）后配沂镇、会稽镇两镇；崧岳（中岳）、霍岳（南岳）后配衡镇；华岳（西岳）后配太岳镇；恒岳（北岳）后配医无闾镇，出现一岳两镇，两岳一镇的情况，实在无法解释如此著述之原因。当然还需要强调的是，沂山置岱岳后，当定为东镇，而霍山（太岳）置于西岳之后，似作者认作西镇，霍山作西镇显然与隋后定为中镇不同。

隋代最终确立了五岳、五镇、名山祭祀体系：“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镇晋州霍山镇，若修造，并准西镇吴山造神庙。”

这是典籍首次确定了五座山镇的方位，霍山当为中镇。隋唐鼎革，武德初仅祭四镇，霍山并不在内，直到玄宗天宝年间封五镇为公，霍山才恢复山镇祭祀，故宋初有“《开元礼》惟祭四镇山，自天宝后始益霍山为五镇”之说。宋代继承了五镇之祭，元明清均承袭不改。

换句话说，霍山祭祀至少从东汉起到清代大多时间被列入国家祭祀之中，逐渐确立了在五镇在山岳祭祀中的地位。需要补充的是，萧梁、北齐祭祀岳镇显然是受到郑玄经学影响，尤其北齐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接受汉族儒家经典，充分说明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空前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