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讲述的第3431位真人故事

在学术与事业上，我专注于每个当下，清醒地知道我要去的高度，一步一莲花，至此，领略到了登上高处的风光无限。

在与之相随的生活上，当我３岁的儿子被台湾前夫偷走，至今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这种剜心之痛来得猝不及防。熬过无数个午夜梦回泪流满面的夜晚，我意识到岁月静好只是片刻，一地鸡毛才是日常。

生活给予我的鞭挞和磨砺不会比任何人少。我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来，为母则刚！于是，我与前夫开启了跨越两国三地、经年累月的夺子之战，裂变成高知斗士拼尽全力，为自己，也为儿子。

（我在哈佛大学）

我，80后，心理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昵称：梅知道，出生在诸葛孔明的故乡—河南南阳。

因历史原因，曾祖辈有人经商和从政俱成功，但最终并无好的结局，由此祖传家训：后代子孙要么从医，要么育人。于是，我的父母均是老师。

妈妈对我一直的鼓励支持，养成了我自信独立的性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我要在这个世界留下我自己的痕迹。

（应似飞鸿踏雪泥，我要留下自己的痕迹）

高中时，收到男生写的情书时，也难免少女怀春，但我在日记里提醒自己：“我的白马王子会在北大的未明湖畔等着我。”可万万没想到的是高考失利，仅因几分之差，抱憾就读了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学（电子计算机相关专业）。

大学期间，一直热爱文学的我，专注于办系刊杂志，体育系的男孩被我吸引，而我也被他的活力魅惑。

一年之后，我回归理性，清楚地知道我要去北大，开始呆在图书馆里用功发力，终于在本科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大研究生，专业：情报学。而初恋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察，在他向我求婚时，我提出了分手。

只要你敢想，就一定能实现，我果真在未明湖畔遇到了赛艇队身高1.9米的校草，他是我第二任男友。身边美女环伺的他，钟情于我的灵气。我经常坐在他运动自行车的前杠，他驮着我满校园疯逛，惹眼地飞扬着青春。

一年热恋后，我冷眼旁观他为了留校与领导暧昧。我人间清醒地知道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以作妖的方式和他分了手。他也如愿做了官，而我早已对他无感。

（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

北大毕业后，我的兴趣一直都是写文章，而不喜编程和代码。我先后拿到了深圳中兴通讯和新华社的录取通知单。

年轻时，意气风发，总想着能当上调查记者，替人仗义执言，我选择了去新华社当记者。实际上的新华社，有严格的模式，并没有太多个人自由发挥的空间。

在这三年的工作中，接触到很多政商界的成功人士，了解到他们即便已经达到那样的高位，其实内心并不快乐，我萌生了学心理学的想法，这更符合我帮助别人的初衷。

于是，我自学了三个月，备考心理学博士。虽然我知道跨专业申请博士很难，但我相信自己强大的学习能力。

天公作美，恰好这时中科院有个中德联合的项目，我考试成绩优异，被中科院录取，来到德国读儿童心理学博士，在国内学一年，德国学二年。

（中科院心理学博士毕业）

在德国读书时，经历了迄今为止记忆深刻的一段恋情，他是欧洲一位相当成功的商人，大我十多岁，事业遍布全球。当时慕强的我，深深地被他吸引。

和他在一起，我开阔了视野，同时他对我潜质的认可，也拔高了我对自身的认知。

五年间，我们相约在世界各地一起旅行，用完了两本护照。但他始终把工作放在首位，开完商务会议后才会陪着我，他明确地表达他是不会安定下来的，也不愿意要孩子。

我在他的世界里永远只能排第二位。如果继续下去，除了能陪他满世界旅游，享受生活以外，无法从事我自己想做的事。

自我定位甚高的我，不愿做任何人的附庸。当遇到了这样优秀得足以让我仰望的人，要狠心离开确实很是不舍。

直到那次我们约好了在莫斯科会面，我在那里独自逛了三天，他却在邻国为了政要而推迟会议，无法如期赴约。

我改签机票直接飞回国，我考虑得很清楚，哪怕我再爱他，我也不能失去自我。我还是要继续我的学术。我向他提出了分手，他甚感遗憾。

从这段关系里，他教会了我像个男人般的思考，独立自强，始终以自我为中心规划将来，事业摆在首位。

我深知女子应怀木兰心，唯有独身登昆仑，黄金亦可换夫君。

（阳光沙滩下的青春飞扬）

博士毕业后留在中科院做研究工作，期间我去香港工作了三年，先在香港教育大学合作项目，继而去香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在香港工作期间，有位开朗的台湾同事总是带着另一同伴来约我，而这位同伴个性内敛，沉默但五官清秀，私下也会发信息给我，一来二去，反而是这位同伴胜出，不可否认他对我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这时，我也认为自己到了适婚和生育的最佳年龄，我内心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

我理性地衡量了彼此的学识背景、外貌智商，都算匹配，虽然他的性格差强人意，但我认为双方优秀的基因对后代是更重要的。当他不顾妈妈的反对意见，反对他与大陆女孩交往，而坚定地选择我的时候，我也接受了他。

我们于2015年先在北京结婚，又在台湾登记。我为了家庭辞去了中科院的工作，也收到了深圳大学副教授的聘书， 婚后的生活还算是岁月静好。直到2017年孕晚期，一切的平衡才逐步被打破。

（我和台湾前夫及宝宝）

起初我和台湾婆婆相处得还不错，她时常向我倾诉，当年她家里条件并不差，但因为重男轻女，只考虑儿子的前途，作为女儿的她中学毕业就只能留在家里帮忙做生意，她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父亲去世后家里分财产也没有她的份。

但当我生产前两个月，去台湾嘉义待产时，她却重复了家里歧视女性的模式来对待我。

生产前两周，她让回来陪产的儿子上楼几次催促我洗碗，我质疑他：“与其跑这么多次催一个孕妇洗碗，为何你不能自己洗呢？”他竟然理直气壮道：“那样我妈会更生气。”

我无法容忍这样的不尊重，看清他骨子里的薄情和软弱之后，我当即挺着孕肚搬去酒店，直到生产。出了月子中心后，直接带着儿子飞回了娘家。

（我们在孩子百天的合影）

我们在对儿子的教育观念上，也大相径庭，矛盾变得频繁爆发。

我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也会鼓励儿子这样做，但他对儿子过度保护，对安全范围内的“冒险”也零容忍。

时常因为一些小事，即便是当着儿子和其他朋友的面，他也会情绪失控，口不择言。

在我们去挪威奥斯陆大学访学期间，有次临时起意在外面就餐，因没带儿童餐具，我用刀叉喂儿子，他在儿子面前直接对我爆粗口，气得我当时差点就订机票回国。

在喂孩子东西时，会不小心洒落，当着台湾朋友们的面他大声叱责我，以至于朋友们都无法忍受：“你自己不做，就没有理由指责她。”

为了孩子，我一直选择妥协和忍耐，尝试着与他沟通，提出去做婚姻咨询。但同样作为心理学博士的他，竟屡次拒绝，坚决否认我们之间存在问题。

（我和儿子的幸福时光）

2020年1月，他拿到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职，我带两岁的孩子陪他回台湾过春节，这是自孕晚期离开后首次回婆家，我和婆婆尽量维持着表面的和谐。

好景不长，两周以后，婆婆就开始干涉我们育儿的分工：前夫只负责替儿子洗澡，其余全部由我来负责，可婆婆来指责我：“怎么能让爸爸每天帮儿子洗澡呢，为何你不洗，这样不公平!”

明摆着，她是希望无论大小事情都必须是我全包。

这样的日子实在是没办法过下去了，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矛盾，我催促着前夫搬去了台师大宿舍居住。

也正在这时，疫情汹涌而来，我被滞留在台湾做远程教学，直到8月初才找到航班带着儿子回到深圳。

而前夫直到一年后的2021年7月，才飞来深圳看儿子。

（心向远方）

我在深圳大学任职心理学副教授已5年，遇到事业瓶颈，有了职业倦怠感。恰好这时收到了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邀请。我跟前夫商量，打算8月底带儿子去哈佛上幼儿园，前夫也很高兴，帮儿子办理了护照。

当我们收到幼儿园的邮件，第二天需要支付每月2300美金的学费时，我提出让他支付。他没有回应。

第二天上午，如往常一样，他带儿子出去玩，直到晚上7点也没有回家，我开始感觉有些不对劲，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联系到他。

我顿感头皮发麻，心慌不止，一个小时后，我选择了报警，警察查到他于上午11点已从深圳机场出了海关。

就这样，他私自将未满四岁的儿子偷走，而且百般阻挠我与儿子的联系，还申请了儿子的出境管制。我清醒地知道彼此之间，昨夜温情已逝，满眼青山渐远 ，到了彻底结束的时候了。

（聪明开朗的帅气儿子）

2021年9月初，我来到哈佛大学访学，新的学习生活对我起到了一些治愈作用，冲淡了和儿子无法相见的焦虑和忧伤。在哈佛大学受到女性主义启蒙，让我内心充满了力量，我知道必须拿起法律武器捍卫我作为母亲的权利。

在孩子被偷走的当天，我请求警察看能否在海关拦截，警察回复说，孩子爸爸带走孩子并不违法，即使尚未出境也无法拦截。

而在美国，parental abduction（父母诱拐）是刑事犯罪，略诱的父母要马上送孩子回到原生活地，不配合的可能被处以两年监禁。

（哈佛大学，我来了）

儿子被拐带到台湾既成事实，也没有法律条款勒令他送回孩子，疫情之下我又无法到台湾，时代的洪流中我渺如微尘、身不由己。无奈之下，我只能决定在台湾法院提起诉讼。

孩子被带走的前几个月，前夫经常不接电话，但我坚持每天在孩子睡前一小时持续拨打电话，过程相当煎熬，但也成了有力的呈堂供证。

2022年1月台湾法院经过4个月调解期后，才受理了我的离婚及抚养权诉状，通过法院的临时处分，才保障我每天有半个小时和儿子视频的权利。

可前夫却屡次阻扰我和儿子团聚，最可恶的一次是在我被迫和儿子分开长达9个月后，2022年5月，我终于可以入境台湾去看儿子，结果他竟然钻法院临时处分措辞的空子，只允许我在周六接孩子，周日晚上送回。

我从美国飞到台湾，先在昂贵的防疫酒店里隔离了14天，又住在旅馆18天，竟然只有4天2晚能和孩子在一起！

其他的时间，他伙同家人竟将儿子藏匿，即便我和儿子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我每天在旅馆的房间里无助到伤心欲绝。

（奔赴万里，和儿子重聚）

跟儿子重逢的第二天是个周日，前夫要求我将儿子送回，但儿子死活不愿意离开我，哭着闹着要跟我睡。

谁料到晚上10点多，他带着警察敲开酒店的房门，要将已睡下的孩子强行带走，４岁的儿子哀求警察说：“我要跟妈妈睡。”

警察见状心软，反倒劝前夫离开，他不听，当着孩子的面拉扯了一个多小时，在警察的坚持下，他半夜才离开。

受到惊吓的儿子无所适从，我只能安抚：“爸爸太爱你了，也想跟你一起睡。”儿子心事重重，翻来覆去直到凌晨1点才渐渐入睡。

我发了信息给前夫说明情况，让他第二天向老师请个假，让儿子睡饱了再去学校，可他早上７点多就打来电话，还不停指责我耽误儿子上学。

母亲节当天，我终于在学校见到孩子，孩子晚上哭喊着要跟妈妈睡，又一次被他强行带走。在每天的视频通话时，儿子说：“妈妈我要步行去找你。爸爸说你在忙，没空。妈妈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明明我和儿子在触手可及的距离，明明我是专程为儿子而来，却被他爸爸的谎言生生隔绝。为了保护儿子的感受，我无法拆穿谎言，心在滴血的同时安慰儿子：“很快，等妈妈忙完，就接你去哈佛读幼儿园。”

从这些事，我看出作为父亲的他，完全不顾儿子的感受，冷酷狠心至此，更加坚定了我拿到孩子抚养权的决心。

（我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

在法庭的离婚战正式开始，因排期的问题，2022年5月才第一次开庭，可不负责任的台北女法官拖到10月第二次开庭时，才说这案子不归孩子户籍所在地台北管辖，要转到孩子实际所在地嘉义。白白浪费一年时间。2023年1月第三次开庭在嘉义，万幸的是，嘉义的法官负责且公正，安排了家事调查官做三方访谈。

我和前夫分别被约了两次访谈，每次三小时；又私底下单独去幼儿园访谈了儿子；同时分别观察我和前夫与孩子的互动。我的部分都只能线上进行。

家事调查官最后得出公正的结论是建议妈妈担任亲权，更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

（我在全国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大会演讲）

在诉讼过程中，前夫和他的律师竟将孩子在深圳上幼儿园时，七一节的唱歌录像提交法院，说大陆教育不适合孩子。

对这样莫须有的抹黑，我无法改变他们的论调。这时我不得不考虑台湾律师的建议，将定居地点改到美国，并在附近的好学区买房安顿，作为孩子抚养权的目的地。

2023年5月第四次开庭后，7月一审判决我顺利离婚，也取得了孩子的抚养权，一战告捷。我帮儿子做了入学登记，买好8月去台湾的机票，准备接儿子到波士顿9月初入学。

（自此鲜花献自己，纵马踏花向自由）

但前夫竟然提起了上诉！不能按计划接儿子到美国，我和儿子都非常失望。

我和前夫摆事实讲道理：我的经济条件比他好，儿子在美国哈佛周边上学比在台湾嘉义上学有更好的教育资源，也更适合儿子活泼好动的性格，从儿子的教育成长而言，百利而无一害。但他完全不回应。

8月我从荷兰转机到台湾，结果因台风滞留，无法兑现周四放学去接儿子的承诺，我只得发信息给前夫，请他代为转达儿子实情，妈妈要迟一天去接他。

结果，待我抵达后，打到第十个电话，前夫终于接了，儿子在电话中张口就问：“妈妈你为什么骗我？”果然，前夫只会趁机离间我和儿子的感情！

自前夫把儿子带去台湾后，两年多时间我去看了孩子六次，每次都是一场艰难的斗争。

他在孩子有出境管制的情况下，还要求我每晚把孩子送回他家。我每次都要花费五六千人民币的律师费向法院申请临时处分，只要有一次不申请就不能跟孩子同宿。

一审判决后他发信息说让我放弃抚养费，他就放弃抚养权。我恍然大悟，前夫抢孩子的目的只是为了钱！抢走孩子期间，他还多次言语攻击我“假装爱孩子”，要求我汇钱给孩子来证明我的爱。

他将儿子留在身边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并用儿子要挟我给钱。另一个原因，作为妈宝男的他听从母亲的意见：长子长孙必须留在台湾。根本不顾及儿子的愿望和感受，也不考虑怎样才是给儿子更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

为了达到他自私的目的，耍尽手段，毫无底线。

儿子五岁和六岁许下的生日愿望都是“跟妈妈在一起”。孩子说“每次他们说妈妈不好的时候，我都不开心”“阿嫲经常跟阿公和爸爸吵架”。

看清楚前夫的为人，为了儿子成长的心理健康考量，我要拼尽全力，哪怕是要打到台湾最高法院，乃至国际法庭，我也不会放弃。

二审已于2024年1月10日在台南开庭，现在依然在等待审判结果。

（我穿着儿子选的战袍在二审开庭的当天）

长时间的心灵折磨，所承受的苦难，都将变成盔甲，所有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变得强大。我从温柔平和的性格，裂变成了“高知悍妇”、为母子的权利奋力拼杀的勇士。

不禁慨叹，我作为经济独立的高知女性，都难以避免地遭到男权社会遗毒的侵害，被妈宝男抢走作为他家“长子长孙”的幼儿，被重男轻女的台湾婆婆干涉婚姻。

在这世界上，有多少弱势的女性，在生活中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我希望为女性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

去年，我两次在国际女性主义论坛上演讲。一次是在线的“国际女性领导者倡议”论坛，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女性主义专家一起，我做了主题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束缚了女性自己”的演讲。

（我再次开飞机上天，放飞自我）

第二次是在华盛顿，和联合国女性组织UN Women的女官员一起,在“女性科技人才领导力建设”论坛上，为如何支持中国科技界的女性创业者提出了政策建议，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官员们来听了论坛。

中国女性长久以来被要求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讲究自我牺牲，三从四德，完全限制了女性自身的发展。

而现代社会，男人只需要拼事业，其他的一切糟粕都是天经地义。对女性却更为苛刻，女人既要有事业又要相夫教子，既要维系婚姻又要育儿有方。甚至在妻子能力和事业都比丈夫强的情况下，还常被要求牺牲自己、支持丈夫。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作为受过教育的女性，我们有义务打破偏见，勇敢替自己争取权益，维护女性的合法权利。

（我在哈佛大学创始人的雕像前）

被台湾前夫夺子的奇葩事件，是我的切肤之痛。这痛苦衍化成无边的愤怒，愤怒又成为我斗争的原动力，我会持续不懈地努力，为自己也为所有的女性发声。

在美国，12岁以下的孩子，抚养权通常判归母亲所有，除非妈妈无意愿无能力抚养孩子。这是基于长期研究而得出的合理结论。

权威的心理学元分析研究发现，单亲妈妈带的孩子在亲子关系和主要发展方面，与双亲家庭的孩子几乎没有差异。而单亲爸爸带的孩子，各方面发展都受到负面影响，包含社交和认知的缺失。

基于大数据，单亲爸爸抢夺孩子之后，很多会像我的台湾前夫一样，都是扔给他们年迈的父母，而单亲妈妈则会在情感和教育上更多为孩子付出。双方投入的精力不一样，自然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

（我在英文演讲俱乐部练习演讲）

如今我在哈佛作为访问学者，同时在为取得美国临床心理咨询执照而培训和实习，也开始了新的恋情。

不破不立，困境之下开启第二人生、开创新的事业。我深刻体知，中年危机，需要的是勇气和突破。

心有半亩花田，藏于世俗人间，我坚信除了自己，无人可以阻挡我披荆斩棘的勇气，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即使世界偶尔凉薄，我的内心依然繁花似锦。

【口述：梅知道】

【编辑：烽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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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根据当事人口述整理，真实性由口述人负责。本账号友情提醒：请自行辨别相关风险，不要盲目跟风做出冲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