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唐朝部分有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Poetry of the Frontiers一节 (第102-108页)，讨论了七名边塞诗人的作品。七诗人之中，最晚的是Cen Shen：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王翰 (687–726)

王之涣 (688–742)

王昌龄 (c. 690–c. 757)

李颀  (690–c. 751)

崔颢 (?–754)

高适 (c. 702–765)

岑参 (715–770)

许多中国学者书写唐代边塞诗史就写到岑参(Cen Shen)为止。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文学史也是这样处理。相似的安排还有：唐代的山水诗史，张隆溪教授讲到王维 (701?–761) 也就结束了。岑参卒年770年和王维卒年761年，分别是这两个章节的断限。

岑参之后，大唐的边塞就平静无事所以没有人写边塞诗吗？（关于唐朝之前有无边塞诗这种文类，请参看2024年2月23日“古代小说网”上的拙文，亦即《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九》。)

孙钦善等选注《高适岑参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盛唐之后的边塞诗、山水诗都不足观吗？文学成就比较低吗？就算中晚唐边塞诗、山水诗的水平不如盛唐诗，史书中写下“后不如前”之类的述评，绝非难事，似无必要将一大段历史付诸阙如。客观史学所追求高贵之梦（that noble dream）就是要做到所述符合客观事实，不偏颇。为什么中晚唐边塞诗史、山水诗史会被“裁走”呢？　　从上面的边塞七诗人名录，我们看岑参的卒年是公元770年。唐朝亡于907年。如果我们拿编年史书作参考, 就会看到770年到907年之间137年也有许多边塞诗和山水诗，而不是作品一片空白……

《岑参诗笺注》

晚唐（即公元836年—907年）是指唐文宗开成元年至唐朝灭亡。晚唐的边塞有无战事？边塞安宁？

晚唐的重大外患是南诏（Charles Backus, 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Cambridge UP, 1982）。

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自唐宣宗后期，即从公元9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衰弱，南诏成为唐朝边境的最主要也是最大威胁(Charles Backus, 中文本《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页4)。

南诏大约从748年开始扩张至今云南全境和贵州西部，据说，到860年极盛时南诏的统治范围包括今中国的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和西藏东南部，以及缅甸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地区和越南西北部地区。　　宋人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认为唐代衰亡是由南诏引致的。《新唐书》总结：“懿宗任相不明，藩镇屡衅，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蛮传》）可想而知，晚唐时期，南方和西南方的战事不会少。

中唐诗人白居易、刘禹锡和晚唐诗人如雍陶、马戴等有诗作描绘南方山川风物风俗，对西南边防与边塞民众之痛苦也有记述。

台湾清华大学硕士赖孟慧指出：唐朝南方边塞诗的内容包含了边塞战争，也包含了贬谪诗人对南方边塞的观察及身处异域的感慨，而南方边塞的毒瘴、酷热及海岛的风土民情都被纳入诗中，使南方边塞诗充满奇特的异域情调（《唐朝南方边塞诗研究》硕士论文，2007年）。

《唐代边塞诗传》

总之，中晚唐不是边塞无战事，文学史也不应是中晚唐无边塞诗可谈。

回到文学史编纂话题。如果我们用编年体（《春秋》、《左传》皆用此体）重新排列张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书中所引诗篇，便可察觉：边塞诗和山水诗的历史论述在盛唐之后有一个“断裂”(gap)：公元770年后，没有边塞诗、山水诗可供系年。

这就是说：史书中有一大片“历史论述的空白”。这情况见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的 Chapter 6。另外，这Chapter 6还有Nature and Landscape: Wang Wei and Meng Haoran一节，王维卒年后, 山水诗史也是一片空白。

同质化的文学史书几乎本本都面目酷肖：都是只述评少数名家作品，都不呈现作品产量或名气较低的“次要作家” (lesser authors, may be just lesser-known authors)。

傅璇琮、陶敏《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2012年版。

张教授是不是故意留白(intentionally left blank)？这问题谁也不能代答。也许张教授本人没有注意到唐边塞诗史山水诗史在他书中有一大段空白期；也许，他认为大唐边塞诗到了公元770年已经再难有新成就，因此770年后的史实就算略而不写也是理所当然的……

若取唐代文学编年史书作参考，编年史的断限、系年对历史论述会有帮助。实际上，学界已有现成的文学编年史：傅璇琮、陶敏等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 年版)。后来，武汉大学陈文新先生也推出《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共18册，其中第4-6卷涵盖隋唐五代。

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

最基本的编年体史书虽然体简文约，但是系年是一种参照系：读者容易察觉何年有何事，容易察觉一段历史时段内某类作品是有还是无……另外，用了编年体史书作为参照框架就不虞有书写上的“任情无例” (雷家骥《中国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十章第三节，页549、556)。

毫无疑问，中晚唐也有诗人写出了短小精干、传诵千秋的边塞诗，例如：李益、李贺、陈陶、曹松等人。

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

一般文学史书中的中唐，焦点落在“韩孟”“元白”“刘柳”身上，边塞诗从缺。笔者在这里愿意略补文学史书的“缺页”。

“缺页”是个比喻，喻指文学史书中缺失了应有的章节。理论上，史书中涵盖什么内容，史家有权选择，然而，史书中若有明显的缺失以致未呈现重要实情，读者也有权不接受。史家确实有权力，可是历史文本不适宜任意裁剪（陈文新等编《中国文学史学术档案》，2014年）。

以下，我们谈谈李益、李贺、陈陶、曹松。

李益（746年—829年），中唐诗人，五度从军，是唐代从军出塞时间最长的诗人（王胜明《李益研究》，2004年，页1）。李益的边塞诗以绝句较佳，被认为是中唐边塞诗的高峰。以下是他的《塞下曲（其一）》：

王胜明《李益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

伏波惟愿裹尸还，

定远何须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

仍留一箭射天山。

(《全唐诗》卷 283 )

这首诗以前代戍边名将汉朝伏波将军马援、汉朝定远侯班超作比，抒发了将士们不畏死的豪情壮志。“一箭”，疑用薛仁贵三箭服突厥人的典故。

不过，豪雄之语在边塞诗中十分常见，因此《塞下曲（其一）》似乎还不如《夜上受降城闻笛》有滋味：

回乐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王胜明《李益研究》, 页32)

李益这首《夜上受降城闻笛》描绘了边塞的夜色和战争的无情，表现出当时士兵内心的强烈乡愁。

此诗通篇皆写景、叙事，更无一字抒情，而夜色苍茫，孤城面对月冷如霜，如此凄清的处境，征人忽闻家乡曲调，还有谁不动情？　　“吹芦管”演奏的应该是将士家乡的曲调，乐曲令军人泛起思乡之情，他们不禁眺望自己的家乡。众人的思乡之情想必是抑压已久，所以芦管乐曲一下子就令征人一起心绪起伏。

家乡乐曲影响军心，这种例子不罕见，例如：项羽的楚军因“四面楚歌”而军心溃散的故事，世人耳熟能详，这里不必细表。

《晋书》列传第三十九记载：“〔刘隗 〕子畴，字王乔，少有美誉，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周啸天《唐绝句史》，1987年，页112。）此事可见家乡乐曲的动人力量。

周啸天《唐绝句史》

李益的名作有《江南曲》、《夜上受降城闻笛》、《塞下曲三首》、《送辽阳使还军》、《赋得早燕送别》。

和李益并称“二李”的李贺撰有的《雁门太守行》，李贺用浓艳斑驳的色彩字词描写战场，通过奇异的画面表现了雁门的风光和变幻的风云（叶葱奇疏注《李贺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页25。) 以下是《雁门太守行》的原文：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

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

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

提携玉龙为君死。

叶葱奇疏注《李贺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古雁门郡大约在今山西省西北部，是唐王朝与北方突厥部族冲突之地。

王琦评说：“按《乐府诗集》，雁门太守行乃相和歌瑟调三十八曲之一。古词备述洛阳令王涣德政之美，而不及雁门太守，事所未详也。若梁简文帝之作，始言边城征战之思。长吉所拟，盖祖其意。”(杨其群《李贺研究论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年版，页126。) “长吉”就是李贺。

李贺诗中有“临易水”句，易水距塞上甚远，李贺应该是借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故事以言其悲壮。

《雁门太守行》是乐府古题（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卷，页575）。李贺这首拟作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李贺另有马诗二十多首，表达了他对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愿望。建功立业的抱负是边塞诗的常见主题，不过，李贺所咏是否包含边塞之马，不详，因此，这里暂不讨论李贺马诗。

李贺和李益，合共有七首诗入选刘冬颖所编选的《边塞诗》。李贺和李益二人合称“二李”（李由《唐诗选笺: 中唐-晚唐》，台北秀威2017 年版，页81）。

刘冬颖选注《边塞诗》，中华书局2015年版。

陈陶和曹松是晚唐诗人。陈陶（约812—885？），长年在福建活动，有谓陈陶或即闽人。他的诗集中有《赠漳州张怡使君》《投赠福建路罗中丞》《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等等，内容与南方福建相关，他却有一首《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陈陶《陇西行》获选入《唐诗三百首》，即书中第309首，为福建唯一入选者（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242）。陈陶以此杰作而名垂青史。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57年版。

这首诗前半写前线（战事惨酷），后半篇转写后方或者内地，最后点出“春闺”。末二行形成“连写句”：形式上是两句，实际上意合连贯成一句。　　“无定河边骨”，实有王翰“征战几人回”和曹松“功成万骨枯”之意，兼具王昌龄“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悔恨。陈陶《陇西行》的过人之处是：写女主角甚至还不知道征人早已战死、化成白骨，她竟然还在发梦见征夫、梦中相会。这情景，令女主角更加可怜可悯。　　笔者认为陈陶《陇西行》是一首“闺怨—边塞诗”（关于“闺怨—边塞诗”，请读者参看2024年2月23日古代小说网上《唐朝才出现的new genre (新文类)? 新诗篇有没有旧程序？》一文）。这首诗的深刻之处在于它点出: 征战不止、男人大量阵亡（五千貂锦），许多家庭破碎，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十九卷《相和歌辞》

因此，可能有读者会联想到：纯粹的“男人英难主义”未必可取，因为边塞战事的社会代价太大了。一味歌颂黩武杀戮的诗篇，是不值得提倡的。

陈陶这首《陇西行》，引用率非常高，也常见录于中小学的教材。它短短二十八个字，作用比起岑参的七言歌行长诗也毫不逊色。

曹松（828-903）是唐代晚期诗人。他卒年后一年朱温(852—912)杀唐昭帝，再过三年唐朝便即灭亡于朱温之手。曹松光化四年(901)中进士，特授校书郎（秘书省正字）。他撰有《己亥岁》二首（徐元《历代讽谕诗选》，木铎出版社1988年版，页306），其一:

泽国江山入战图，

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

一将功成万骨枯。

(《全唐诗》卷886)

“一”与“万”对照、“成”与“枯”互相映衬，都令人触目惊心，近似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前后对比强烈。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诗行可能还寓有批判边将黩武邀功的隐义。如果曹松是针对将领而发，那么，诗行的深意就不下于那些专写杀敌的诗句，也许，一个贪功自私的将领，就能把几万士兵带上死路！

于此可见，曹松短短一首绝句已经足以引发人们细想：边塞战争有多少个面目？边塞诗只反映唐人爱乡土吗？

“一将功成万骨枯”现在已经成为汉语中的名言，被编入成语词典，常为世人所引用，使用的语境也不限于边塞战事。

陈文新、吴光正、罗媛编《中国文学史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以上只是笔者读过的中晚唐边塞诗。聊举数例，意在说明中晚唐也有传诵千古的边塞诗，不让高、岑等人专美。

论边塞诗史却将整个中晚唐“留白”，实在未得其宜。

目前常见的文学史书中，有“盛唐之后无边塞诗”的现象，这现象也许是源自边塞诗史与“过去”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indeterminate）。也就是说，极少史家尝试用文字写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没人带头开拓这段“关系史”。因此，我们翻看常见的文学史书，就不见中晚唐边塞诗的专论（没有纸面上的边塞诗史）。

学术研究可补此缺，例如：梁评贵撰有《五代至宋初边塞诗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20年)；丁沂璐撰有《北宋边塞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南宋面对几个北方强邻（大金国、大辽、西夏），外来军事压力更大，不少士人又心怀恢复北土之愿，因此，长时间汉胡对峙，南宋边塞诗亦甚可观，参看简醇玮所撰《南宋旧题边塞乐府诗研究》（台大硕士论文，2017)﹔张欢《陆游边塞诗研究》（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北宋边塞诗研究》

本文开头说盛唐以后的边塞诗被“裁走”。也许“裁走”这说法不完全正确：如果底稿根本就没有中晚唐部分（史家压根儿没想讨论盛唐以后的边塞诗），又何来“裁走”？

所谓“裁走”其实是指：文学史书中，完全没有叙述某段历史。历史原本是有（有中唐、有晚唐、有唐亡后的五代和宋……），而史书上，中晚唐边塞诗是空白一片、没有文字记载。

由于史书上中晚唐边塞诗史从缺，于是，我们读者就在现存许多文学史中看不到陈陶《陇西行》写河边骨成梦里人、看不到“一夜征人尽望乡”和“一将功成万骨枯”那样意味深长的边塞诗句。

唐朝亡于公元907年。其后，五代、宋代也出现不少边塞诗。同样，现在的文学史书中五代、宋代部分甚少设立边塞诗专节加以描述、讨论。

《宇文所安论中唐》

笔者只是看到诸多文学史书都无视盛唐以后的边塞诗才列举数例以供读者参考。如果写边塞诗史能兼顾诗篇的质量，那么，李益、陈陶、王建、曹松等人也应该在边塞诗史占有一席位，虽然陈陶他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若论效应历史（effective history）, 李益、陈陶等人短小精干的作品更加脍炙人口。

史书若不能起导读作用，反而过度从简、轻视读者，那么，它的存在价值必然大受折损。

《唐宋有关吐蕃边塞诗文研究》

2024年2月23日，古代小说网刊出洪涛《唐朝才出现的new genre (新文类)? 新诗篇有没有旧程序？》。其中“旧程序”中的“程序”，指模式化的书写。极端的模式化很接近公式化。

2024年3月7日, 古代小说网刊出洪涛《王维的归属——文学史家有立派命名之权？台湾的中国文学史怎样写？》其中有一句：“和岑参齐名的‘边塞诗人’高适，笔下山园诗甚多。”末五字中，“山园诗”当为“山水田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