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 图片来自网络

1946年3月17日中午，戴笠乘坐的222号专机突然失联。顿时，军统乱成了一锅粥。

当时，直接受军统控制的电台就达到了千部之多，凡有重要命令，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传达到全国的各个角落。而戴笠随身就携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只要戴笠的专机能够降落，就不可能失联。

因此，出现失联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

其一、戴笠乘坐的专机迫降在了八路军或新四军控制的地区，戴笠被俘了。

其二、飞机失事，戴笠遇难了。

得出这两个判断的毛人凤不敢怠慢，于3月18日清晨就晋见蒋氏报告情况。

得知消息的蒋氏慌了。

蒋氏的慌并非是害怕戴笠遇难，而是害怕飞机迫降在八路军或者新四军控制的区域，一旦戴笠被俘，以戴笠掌握的那些机密会给蒋氏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打击。

另外，蒋氏认为毛人凤判断的两种情况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戴笠带着机密主动投靠了我党。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很有可能。因为他此次急召戴笠回重庆开会，目的就是要剥夺戴笠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戴笠很有可能会铤而走险。

为此，蒋氏紧急下达了两道命令：

其一、命令空军司令周至柔派飞机沿着222号专机的航线进行搜寻。

其二、指令毛人凤立即派出一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报务人员和外科医生，到上述地区进行搜救。

总而言之一句话，那就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可让毛人凤没想到的是，过去那些在戴笠面前信誓旦旦表达“效忠”的大特务们竟然无一人肯于前往。后来还是年轻的沈醉实在看不过眼，主动请缨要去。

可就在沈醉准备出发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说在南京西南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公里的戴山发现了一架坠毁的飞机，搜寻人员发现了一枚私章，刻有戴笠随同人员龚仙舫的名字。

南京、上海的特务们立即赶赴现场，在一处名为“困雨沟”的地方发现了戴笠的尸体。

当时，专机上的13名人员皆已被烧成了“黑炭棒”，本无法分辨。可跟随戴笠多年的勤务兵和副官贾金南还是通过戴笠嘴里镶嵌的6颗金牙这个特征断定了戴笠的身份。

可接下来的一幕却令贾金南心寒，在返回南京时，那些自备轿车而来的大特务们竟然无一人同意把戴笠的尸体装上轿车，贾金南无奈，只能抱着包裹着白布的戴笠遗骨坐在大卡车上放声大哭。

1946年3月21日，许多报纸纷纷刊登了戴笠遇难的消息，给出的定论是，戴笠乘坐的专机因在江宁县上空遇到大雨，飞机撞山失事。

对于这个定论，无论是蒋系高层，还是军统内部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说法。

戴笠暴死的消息在蒋系内部传开后，各路势力的反应不一。有面露喜色的，有痛哭流涕的，有不知所措的，还有另有所思的。其中，以胡宗南、投日的叛徒、军统分子和老蒋的反应尤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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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戴笠生前的密友，戴笠的死给胡宗南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在得知消息后，胡宗南立即乘坐专机来到南京吊唁戴笠。

胡宗南和戴笠之间有真感情吗？肯定是有的。

先不论二人在微末之时就相识，并且立志携手纵横天下的意气风发，就以在“西安事变”期间，胡宗南犹豫不决时，戴笠和他反复沟通，才使得自己决定坚定地站在蒋氏一边，成为自己日后飞黄腾达的转折点这一件事上，戴笠就是他的恩人。

再想起当年自己和戴笠、汤恩伯在河南龙门结盟，戴笠在内，自己在外，内外勾连，无往而不利的场景，胡宗南更是触景生情，放声痛哭。

胡宗南一是在哭戴笠，二是在哭自己。在他看来，失去了戴笠的内部支持，日后自己恐怕再也斗不过陈诚了。斗不过陈诚，就意味着他永远也成不了蒋氏的继承人。

事后证明，胡宗南的判断是准确的。

戴笠死后，让那些依仗着戴笠，期盼着可以逃过一死的叛徒们感到了绝望。

得知戴笠已死的消息后，周佛海当即就绝望了。他连声大喊：“雨农死，我也完了。”

确实，蒋氏和周佛海的交易都是由戴笠一手推动的，戴笠死了，蒋氏完全可以不认账。因此，戴笠之死对于这些叛徒们来说，无疑是非常糟心的一件事。

同样和戴笠有着暗中交易的丁默邨还比较冷静，他认为，戴笠死后，继承人肯定会是毛人凤。在这一点上，丁默邨的判断超过了大多数人。

可毛人凤是个没有魄力，胆小怕事的人，他能够在压力面前保住他们这些人吗？肯定不能。

再说，毛人凤和他们也没有像戴笠与他们的关系，即使不保他们，也不会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

这批叛徒们商量之后认为，与其在这等死，还不如在军统内部的人事还没有进行大调整之前主动诉诸法律，通过法律途径把当年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披露在世人面前，或许还会赢得一线转机。

否则，当时过境迁之时，军统的人事变化过大，哪还有人会站出来为他们当年所谓的“曲线救国”作证呢？

可是，叛徒就是叛徒，他们当年犯下的罪行早已经证据确凿，岂容抹杀？

虽经周佛海等人使尽浑身解数，但等待这些叛徒的仍然是被处决的命运。只有周佛海一人因其妻手中掌握着一封蒋氏亲笔写就的密信，才得以免死。

胡宗南 图片来自网络

抗战后期，由于戴笠的势力过大，逐渐引起了蒋氏的猜忌，蒋、戴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

关于这一点，军统的大特务们都心知肚明。

其实，不仅是戴笠，军统的其他几位大佬，如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也在担忧戴笠以及军统的前途。当然，他们担忧的并不是戴笠的性命，而是担忧自己如何在即将要爆发的蒋、戴争斗中自处。

可就在这个关键阶段，戴笠忽然死了。

蒋氏接到戴笠死后的消息不久，就任命郑介民代理局长，唐纵和毛人凤担任副局长。

戴笠一死，就意味着蒋、戴矛盾的焦点不在了；任命三人为正副局长，就意味着要对军统实行分化。

在这个时候，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三人要做的事情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那块“蛋糕”，岂能与蒋氏对着干？

老蒋的意图很明显，道已经给你们三人划出来了，至于能走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你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当时，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集中了一大批广东籍、留苏和“国防部”2厅的一批大特务；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则集中了一批湖南籍和留欧出身的一批大特务；毛人凤为首的浙江一派则是一批浙江籍的大特务。

在这三派中，要以职务高，当属广东派；以能力强，当属湖南派；要以人数多，当属浙江一派。

可郑介民本来就无意在争夺军统的控制权，一来；他早已经洞悉了老蒋想要让军统三巨头内部争斗的意图；二来，他是想要以从军统拉出去的这批人为班底，向军界发展。

而唐纵呢，他早就把目光放在了警务部门，在担任了警署署长后，早就心满意足了，根本无意继续与毛人凤争斗。

因此，毛人凤后来能够担任保密局局长，虽然也是争斗的结果，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郑介民和唐纵的主动退让。

如此一来，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利，各自舒心。

还有一批军统特务对戴笠之死感到舒心，这是一批在接收叛徒资产时候犯下罪行的人。

本来，戴笠是急着回重庆参加蒋氏召开的一个会议，才未来得及处理这批人。

可随着戴笠之死，军统内部又面临着内部分化，哪里还会有人盯着他们？因此，这些人得以逃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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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来说，戴笠之死受损严重的应该是蒋氏。可蒋氏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情却是矛盾和复杂的。

一者，戴笠之死让蒋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为何这么说？

当时，军统的实力已经覆盖了军事、警政、交通和治安等各个方面，并且在财政、党务方面也有渗入。尤其是军统还掌握着一支约为5万人的武装，这更让蒋氏心中不安。

对于玩了一辈子枪的蒋氏而言，部队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这样一直完全脱离自己控制的武装，蒋氏是不放心的。

而且，戴笠为了谋求担任海军司令之职，还与美方打得火热，很有一副挟洋自重的感觉。要知道的是，美方对蒋氏一贯的态度是傲慢和轻视的，甚至还曾经动过“换马”的念头。可美方却偏偏看重戴笠，罗斯福甚至还表示要见见戴笠。这一切，都让蒋氏深感不安。一旦戴笠和美方联合起来对付自己，那自己还真的是防不胜防。

因此，在抗战后期，蒋氏就有意识的剥夺戴笠身上的权力。可蒋氏也不清楚，戴笠隐藏在暗处的实力究竟有多大，因此也就不敢一下子把戴笠身上的职务剥夺干净，他害怕的是戴笠会铤而走险。

可戴笠却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时间，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突然就死了，这让蒋氏感到如释重负。

二者，戴笠之死，让蒋氏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对于戴笠的能力，蒋氏是很早就发现并予以肯定的。戴笠也算是知恩图报，在蒋氏发迹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了蒋氏手下不可或缺的人物。

同样是特务头目，徐恩曾和康泽都是有本事的人，算的上是人才。可仅有戴笠一人完全具备既是人才，又是奴才的特征，完全符合蒋氏的用人标准。

而戴笠死后，无论是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虽然都具有奴才的特征，但在能力上根本无法与戴笠相比。

在戴笠死后，军统的业务能力直线下降，别说扩展业务了，连原有的业务都维持不下来，这不由得蒋氏不恼火。

直到这时，蒋氏开始回想起戴笠活着的时候带给自己的种种好处了。每当蒋氏遇到麻烦，只有一句话，或者仅需要一个眼神，戴笠就

能给办的明明白白，妥妥当当。

可如今呢？那三个所谓的军统“巨头”，除了会内斗外，还会干什么？

每逢想到这里，蒋氏就越发意识到，戴笠的不可或缺和无人替代。也因此，蒋氏对戴笠的怨恨与戒备，也随着戴笠的死，逐渐散去了。这也是戴笠死后，蒋氏给予了戴笠无限哀荣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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