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度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历仕德、顺、宪、穆、敬、文六朝，裴度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以一身维系国家的安危，对时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中晚唐之际名臣重臣，时人敬之赖之，后贤仰之颂之，北宋名相韩琦于“近世宰相，独许裴度”。
袁和中兴第一功臣
安史之乱平定后，萎靡的唐朝廷为求苟安，将河北及河南一些重镇分授安史降将，任之为节度使，听其拥兵自重，自属官吏，自收赋税，子孙嗣立，名义上是朝廷藩臣，实际上却如同独立小王国，其他一些地方的节度使也逐渐捡其样子。在代宗、德宗连续两代庸君的姑息下，四五十年间，藩镇林立，“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日益严重损害着国家的统一。
公元805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奋力打击作乱藩镇，其在位的元和年间，削藩取得辉煌胜利，中央势力得到极大加强，史称“元和中兴”。其中，尤以平淮西、讨淄青意义最为重大。一批将相为此作出了贡献，裴度最为杰出，既是平淮西和讨淄青的决策者、指挥者，也是具体参与者，是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公元846年，宪宗之子唐宣宗即位之初即敕曰：太庙祫享，合以功臣配。其宪宗庙以裴度、杜黄裳、李愬、高崇文等配享。明确将裴度尊为宪宗朝功臣之首。
史称裴度“姿状渺小”，容貌“不逾中人”，个子低，长相差，早年曾因此影响科举。《全唐文》载裴度《写真自题》：尔才不长，尔貌不扬，胡为将?胡为相?一点灵台，丹青难状。既是自谦自嘲，也是写实。裴度一生做人做官，出将入相，靠的是超人的才华，更靠的是为国为民的一片丹心。唐德宗贞元十年，裴度三十岁的时候，作《铸剑戟为农器赋》，写道：“环海既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已慨然表达了立殊勋致太平的壮志。到宪宗朝，裴度的襟抱和才智终于得以大展。
宪宗元和七年，刚被士卒拥立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顺朝廷，宪宗派时任知制诰的裴度前往魏博宣慰。魏博节度使所统六州，自安史之乱后，已五十年“不沾皇化”，搞好宣慰，实非易事。裴度虽个子小，却志气昂扬，经纶满腹，“风采俊爽，占对雄辩”，擅长言谈和演讲，常常令“观听者为之耸然”。裴度到魏博，为田弘正讲君臣上下之义，田弘正听得“终夕不倦。遂深相接纳，由是奉上之意愈谨”，既请裴度为其治所作《壁记》，又请裴度遍至所属州县宣布并阐述朝廷的旨意。裴度所到之处，皆“郊迎感悦”。田弘正在此后历次朝廷平叛中皆积极参与，并与其子田布相继为国家统一大业献出了生命。
元和九年，割据淮西的彰义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十六道兵讨伐淮西，却久不见效，群臣多请罢兵，唯宰相武元衡和时任御史中丞的裴度力主用兵。元和十年，宪宗派裴度到前线“宣慰”将士，考察用兵形势，回京后，极言淮西可取之状，并向宪宗称赞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不久，就传来李光颜在徽曲打败淮西军的消息，更坚定了宪宗平淮西的决心。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暗中支持淮西，派人进京刺杀武元衡和裴度。
元和十年六月的一天，天尚未亮，刺客在武元衡和裴度早朝的路上先杀武元衡，取其颅骨。又击裴度，连砍三刀，一刀砍断靴子;一刀砍在背上，砍裂朝服里面的衣裳;一刀砍在头上。裴度跌下马，刺客以为裴度的头已被砍掉，在地上急寻。裴度的护从王义以身遮挡裴度，被刺客砍断手臂而死。幸亏裴度戴的毡帽帽顶厚实，经刀处，头部仅微伤数寸。被吓坏了的朝臣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慰问和赞美裴度，竟然是要将裴度罢官，以安贼之反侧。唯有兵部侍郎许孟容谏言：应“起裴中丞为相”。唐宪宗也说：我倚裴度，足破賊矣!待裴度伤养好后，立即拜裴度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正当分裂势力制造的恐怖氛围吓得人心惶惶，“内外大恐”之时，“及度当国，内外始安”。
唐宪宗先任严绶为讨淮西统帅，严绶既懦弱，又缺乏军事才能，拥八州之众万余人，屯驻淮西界上，只是闭垒自守，一年多毫无战功。宪宗又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讨淮西诸军都统，韩弘本是一个半割据者，“欲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非但不积极进军，还公然为积极进军的将领设绊。元和十一年，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被淮西军打得全军覆没，仅以身免。消息传开，朝野惊骇。
到元和十二年，讨淮西已历时四年，十六道兵九万人徒耗军需，朝廷馈运疲敝，搞得百姓竟有用驴耕种者。一贯反对削藩的宰相李逢吉、王涯竞相以“师老财竭”为由，劝宪宗罢兵。裴度却向宪宗请缨，要“自往督战”。宪宗不敢相信，问：你真能为我上前线吗?裴度坚定地回答：“臣誓不与此贼俱生!”宪宗遂命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为讨淮西军第三任统帅。裴度临行，对唐宪宗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表达了不平淮西、誓不生还的决心。唐宪宗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元和十二年八月，裴度来到郾城讨淮西军行营，立即亲到前线巡抚诸军，鼓舞士气。接着就改革军政。当时，十六道军中都有宦官监阵，进退不由主将，胜则抢先报功，败则百般责辱将领。裴度奏请宪宗，免去监阵宦官，诸将得以独立掌管军事，既有了作战积极性，又不再受外行掣肘，军法严肃，号令统一，因而出战多捷。
裴度虽为儒臣，又如李商隐《韩碑》诗所说是“腰悬相印作都统”，位高权重，却并不只是高坐行营，决策帷幄，还亲自上前线抓战略工程，甚至以身诱敌。唐隨邓节度使李愬经过一年多的秘密准备，计划于元和十二年十月由西线偷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城。十月七日，李愬派人到郾城将计划秘密报告裴度，受到裴度赞赏。紧接着，裴度就在北线部署沱口筑城，并自率轻骑督工，驻守洄曲的吴元济的大将董重质率骑兵大呼突至，张弓挥刀，杀向裴度。亏得李光颜奋勇决战，大败董重质，裴度才得幸免于难。
本来，由于李光颜勇冠诸军，屡败淮西军，吴元济早已命董重质率精兵在洄曲专门对抗李光颜。诚如李愬所获吴元济降将李祐对李愬的进言：吴元济的精兵皆在洄曲，以及对四面边境的防御，驻守蔡州的都是弱兵老卒，故可以乘虚直抵蔡州城捉拿吴元济。李愬向裴度秘密报告的正是李祐所献之策。这次裴度亲临一线筑城，李光颜勇救裴度并大败董重质，进一步令吴元济感到北线的重要和李光颜的声威，《新唐书·李光颜传》说：“由是贼悉锐士当光颜，而李愬得乘虚入蔡矣。”十月十日夜，李愬率军冒雪向蔡州进发，如入无人之境，当夜即攻占蔡州城，第二天吴元济就投降了。抗命中央三十多年的淮西随之归附唐朝廷，历时四年的讨淮西之战胜利结束。
平定淮西，唐朝廷声威大振，横海、幽州、成德三镇随之主动归顺。元和十三年，裴度劝宪宗乘势征讨淄青，宪宗“委裴度以用兵”，当年六月出兵，次年二月即杀李师道，收复其割据的十二州。淄青是地盘最大、势力最强的藩镇，范文澜先生指出：唐灭淄青，藩镇割据基本上被消灭，唐朝的统一暂时实现了。宰相裴度在这次统一战争中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身系四朝安危数十年
裴度生性耿直，时政有所失，必极言谏之，皇甫镈等佞臣乘机向宪宗进谗，宪宗信之。元和十四年二月灭淄青，三月即将裴度赶出朝廷，出任河东节度使。元和十二年淮西平定后，宪宗立碑记其事，命韩愈撰文，韩愈为裴度讨淮西行军司马，以亲历亲见，如实记述裴度和李愬等人功劳，于裴度自然多所颂扬。这时，宪宗也以碑词不实为由，下诏毁掉韩碑，“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而命翰林学士段文昌撰文，另立新碑。
不世之功刚建，无情打击立至，裴度所受精神伤害之巨可想而知。但裴度的报国之心和救时之志更坚，自宪宗朝始，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裴度一生系天下安危数十年，诚如南宋学者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所论：“聚天下之望在己，为公卿大夫所宗终其身。”
宪宗死，其子穆宗立，君既昏顽，相也庸才，朱克融、王庭凑乘机复乱河朔。朝廷命李光颜、乌重胤率兵十多万讨之，虽皆名将，却久无尺寸之功。又命裴度为招讨使，裴度一接到任命就检阅部队，充实兵力，率军深入贼境，攻城斩将，频传捷报。这时翰林学士元稹正勾结宦官谋求为相，怕裴度立功，再度入相，妨碍了自己，让裴度上奏谋划军事，多予破坏阻挠，又进而让穆宗解除裴度兵权，故事终无成。时“天下延颈俟度再秉国钧，以攘暴乱”。谏官也争相上奏，称裴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穆宗长庆二年，裴度复入相，然而仅三个月又被罢免。时局遂无法收拾。
敬宗即位之初，深感“宰执非才，纵奸臣跋扈”。一次正用御膳，不禁停箸长叹。翰林学士韦处厚当即进言：“陛下当食叹息，恨无肖、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用!”敬宗此时才十六岁，虽年幼懵懂，却知道敬重裴度，遂任裴度为相，待之甚厚。罢东都之游，改懒政之习，都是听了裴度之谏。所以《旧唐书·敬宗纪》说，敬宗朝政，“幸赖裴度”。
宝历二年十一月，敬宗被宦官杀害，裴度定策立文宗，并以“冢宰”的身份率群臣拥文宗即位。文宗勤于听政，却不善决断，宰相韦处厚劝其多听大臣意见，首先提到裴度，说裴度乃“元勋宿德，历辅四朝，孜孜竭诚，人望所属，陛下固宜亲重”。文宗从之。史称文宗初政“可谓明矣”，裴度和韦处厚贡献尤多。文宗太和二年，沧州李同捷反，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欲暗中助乱，裴度却待之不疑，在文宗面前，以全家百口保史宪诚不叛。史宪诚颇受感动，遂助朝廷讨平李同捷。
太和四年以后，裴度到地方任职。太和八年起，任东都留守。虽远离朝廷，仍心存魏阙。白居易有诗赞之，称其“战袍破犹在，髀肉生欲圆。襟怀转潇洒，气力弥精坚。登山不拄杖，上马能掉鞭。利泽浸入地，福降自昇天”。太和九年，裴度进位中书令，其《中书即事》诗或作于此时。诗中写道：有意效承平，无功答圣明。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道直身还在，恩深命转轻。说自己“葵藿是平生”，虽已年逾古稀，赤心依旧，为国捐躯，在所不惜。
文宗开成二年，朝廷命裴度为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此时裴度已七十三岁，在那个时代已属于真正的高龄，且患有足疾。文宗特遣吏部官员到洛阳向裴度宣旨：“卿虽多病，年未甚老，为朕卧镇北门可也。”并催其动身。裴度带病到太原上任，病情日益严重。开成四年正月回京养病，三月间就逝世了。此前，文宗曾写诗赠裴度：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
既称裴度为国家的柱石，更将裴度比之于孔子，评价之高，为历代君王赞臣下所罕见。裴度去世后，文宗又令人将这首诗重新缮写，放在裴度的灵座上，以示对裴度逝世震悼之深切。
解民于倒悬，救人于危难
裴度宅心仁厚，爱国，爱士，爱民，常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解民于倒悬，救人于危难。唐宪宗元和九年，裴度任御史中丞，职掌监察。唐代皇宫，专门设有为皇帝驯养猎鹰猎犬的机构，在其中供职的宦官五坊小使，每年秋天都要到京郊训练鹰犬，所经之处，馈赠不丰不去，百姓畏之如强盗。到了宪宗的祖父德宗末年，横暴尤甚，竟然在百姓家门口和水井上罩上罗网，不准进出和打水，说是惊吓了他们供奉皇上的鸟雀。又成群结伙到饭馆酒店肥吃海喝，临去留下一筐蛇，说：这是用以喂御用鸟雀的，要好好饲养，莫把它们饿了渴了。主家行了贿，才将蛇筐带走。宪宗元和年间，虽多次惩治，恶行未绝。
宦官小使有次经过下邽，正直的县令裴环仅按常制接待，此外一无表示。宦官遂诬告裴环口出恶言，对皇上不恭。宪宗大怒，急命将裴环逮捕入狱，要处以极刑。宰相武元衡婉言谏之，宪宗仍暴怒不已。裴度极言力争：裴环为陛下爱惜百姓如此，岂可加罪?这时的宪宗，正想做个明君圣主，自然不愿落个枉杀爱民县官的恶名，于是怒色顿收，次日即放了裴环，五坊小使京畿扰民恶行也随之得到根治。
宪宗元和十二年，蔡州平定后，裴度正要回朝，适逢宪宗以两柄上方剑给监军宦官梁守谦，令其“悉诛贼将”，把蔡州降将全杀了。裴度在郾城碰到梁守谦，即转身与之复入蔡州，商量诛杀之事。梁守谦主张照皇帝诏命办，裴度则坚持“量罪加刑，不尽如诏”，结果“全宥者甚众”。文宗太和九年，甘露事变中，胜出的宦官集团对士人官僚猛挥屠刀，杀李训、郑注、王涯等一千多人后，又将其宗族、姻亲、宾客全部逮捕，严刑审问。裴度此时远在洛阳，闻之悲悯，“上疏申理，全活数十姓”。
唐宪宗是在反对永贞革新的政变中登上帝位的，对永贞革新的参与者一直心怀憎恨。即位之初，便将刘禹锡等赶出朝廷，贬为远州司马。十年以后的元和十年，名义上为这些人加官，由司马晋升刺史，任职地方却更为僻远，意在继续加以惩治。刘禹锡由朗州司马改任播州刺史，播州在时人眼中，乃“非人所居”之地，刘禹锡母亲年迈，不便随儿子去那样的地方。
裴度清楚宪宗对刘禹锡等人成见很深，仍毅然为刘禹锡求情。他对宪宗说：刘禹锡母亲年老，不能去偏远之地，将与儿子作死别，太凄惨了!宪宗不依不饶，恨恨说道：做儿子的本当谨慎，不给父母添忧。刘禹锡却不，实在应该严加惩处。裴度劝道：陛下正在侍奉太后，刘禹锡却不能孝敬老母，真值得怜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裴度这番话，终于打动了宪宗，深感裴度谏阻自己做不近人情的事，是“爱我终切。”第二天，就将刘禹锡改任较近的连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隆重迎佛骨，一时之间，京城王公士庶争相佞佛，百姓至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以供养佛骨者，影响极坏。韩愈上疏力谏，触怒宪宗，要杀韩愈。裴度时任宰相，和另一宰相崔群一起在宪宗面前为韩愈开解，说韩愈若不是“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韩愈才得免去一死，仅贬潮州刺史。
皇甫湜为晚唐文章名家，却官运不佳，在东都任一小官，薪俸很低，日子过得艰难，有年冬季为积雪所困竟至断炊。这时裴度正任东都留守，知道这情况后，特将其辟为从事，常优容之。后又让其为重修福先寺写碑文，给了千余缗稿酬。皇甫湜竟然嫌稿酬太低，要每字三匹绢，全文三千余字，分文不少。裴度不仅不生气，还笑而赞之：“真不羁之才!”立即派人依数付给，让这穷文人摆脱了生活的窘境。
晚唐杰出诗人张籍和皇甫湜一样，日子过得拮据。裴度得知后，特从太原寄马赠之。张籍得马喜极，作《谢裴司空寄马》诗报之：騄駬新驹骏得名，司空自选寄书生。乍离华厩移蹄涩，初到贫家举眼惊。每被闲人来借问，多寻古寺骑独行。常思岁旦沙堤上，得从鸣珂傍火城。裴度所赠“騄駬”，颇让穷诗人风光了一把，诗中也多了些欢快。李商英《韩碑》诗称裴度为“圣相”，于国，于民，于士，裴度都当之无愧。
作者：大鱼号（诸葛大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