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徵祥自幼随父奉基督教，13岁入上海广方言馆学法文，1889年转入京师同文馆学习，毕业后被派任三等翻译、秘书、三等参赞等职，1906年任驻荷兰公使，1911年调任驻俄国公使。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徵祥联合驻外使节率先通电拥护共和，民国成立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后曾任国务总理、国务卿等职，1919年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在国内人民和旅法侨民的压力下，拒签对德和约。

陆徵祥

陆徵祥1871年7月29日生于上海，其父信奉基督教，是外国传教士所雇佣的传教员，由于父亲的引导，陆徵祥自幼加入了基督教会。

陆徵祥幼时身体孱弱，十岁始入私塾，十二岁时进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广方言馆就学八年，继而前往北京考入总理衙门所办的同文馆学法文，当时他只想在同文书馆毕业后，找一个机会出国留学，回国后到邮务管理局工作，奉养父亲。

1891年9月陆徵祥奉调出洋，年底自上海搭法国邮轮经马赛、巴黎，到柏林谒见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前往俄国圣彼得堡。1892年2月1日陆徵祥任驻俄使馆学习员，在许景澄结合了中国儒家思想、西方文化及外交官的训练下，陆徵祥积累了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

许景澄

1894年12月28日陆徵祥首届三年差满，蒙保以县丞即选，加六品衔，1895年3月7日，升任三等翻译官，5月7日，加布政司理问衔（六品），即选县丞，1896年升为二等翻译。同年冬，许景澄回国，杨儒继任驻俄、奥、荷公使，陆徵祥仍留使馆任翻译，1897年11月25日第二届三年差满，蒙保以知县即选加同知衔。

陆徵祥，于圣彼得堡

1899年2月12日，陆徵祥在彼得堡与比利时贵族小姐培德·博斐结为伴侣，培德出生于比利时的将门，舅父勒海时任比利时驻俄公使，培德随其至圣彼得堡，以教授法语为业，陆徵祥对培德很敬慕，婚礼也按女方所信奉的天主教礼仪举行。

陆徵祥与培德

1900年陆徵祥第三届三年差满，蒙保以直隶州知州补用，加知府衔，在收回东三省的中俄交涉中，陆徵祥陪同杨儒出席了与俄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尔夫的多次谈判。杨儒不惧俄方威胁，屡次拒绝签字，加上两次受伤，遂一病不起，此后中俄交涉都由陆徵祥负责办理，并代办公使馆事务。

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时的陆徵祥（后排右一）与杨儒、胡惟德

1902年春杨儒在圣彼得堡病逝，胡惟德继任驻俄公使，1903年初，胡惟德保荐陆徵祥晋加参赞衔，9月22日陆徵祥第四届三年差满，蒙保以知府即选加三品卿衔。9月陆徵祥以“葬亲”为名返华，旋即因日俄战争爆发，被胡惟德急召回俄，战争期间他协助胡惟德向北京详密报告俄国政军情势，1905年初胡惟德专片奏请将陆徵祥升为二等参赞。

胡惟德

陆徵祥在彼得堡任职十四年，作为驻俄使馆主要的翻译官，熟悉俄国情形，参与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中俄密约》《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及甲午战败后向俄法借款、与东省铁路公司签订筑路合同等重要的中俄交涉的通译工作。

陆徵祥处事谨慎细密，老练明快，颇得历任公使器重，陆徵祥还参与圣彼得堡国际铁路公会、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等历练，了解许多外交交涉内幕，深刻体会到“弱国外交”的痛苦，也认识到了国际法的重要性，逐渐养成了忍耐持重的品格。在倍感艰难的交涉之事外，他在俄国还自学俄文、英文，以至于过度劳累，健康受损。

1905年11月18日陆徵祥为派驻专使，筹备参与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事宜，清政府赐陆徵祥四品卿衔，命其出任首位驻荷全权大臣（出使和国大臣），并“兼办保和公会事宜” 。此时，胡惟德因夫人病逝，请假离俄，陆徵祥奉命代办驻俄使臣事，直到1906年3月8日，才抵达荷兰海牙赴任。临行前，得到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的接见，并获赠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

陆徵祥到海牙之后，开设公使馆，呈递接任国书，结束了以往驻荷公使由驻德或驻俄公使兼任的历史。在驻荷公使任内，陆徵祥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荷兰政府强制华侨加入荷国籍的问题，他在与荷兰订立《中荷领事条约》中，载明华人依荷法律加入荷兰国籍后，若返国仍为中国公民，关于领事的权利和义务，也参照荷兰与日本签订的协定为先例，经过协商作出比较合理的规定。

1906年在海牙的陆徵祥

1907年陆徵祥代表中国参加了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在会上，他与南美洲的一些小国代表进行联络，共同反对英、德等国所提出的按国力强弱划分国家等级并以此作为选派国际捕获审判员的基础的议案，使这一提议未被通过。陆徵祥还积极支持按罗马字母的次序，排列各国先后的次序，这种做法后来成为国际惯例，他还在海牙冒险接待过流亡国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关照他不要去俄国、避免被引渡回国的危险。

陆徵祥长住外国担任外交工作，娶比利时人为妻，能说流利的外语，讲究应酬交际，因此很受外国人的青睐，在本国外交界也是个知名人物。1908年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对陆徵祥也很赏识，在奏保外交官中，曾说他“通达时务，虑事精详，上年在海牙举行第二次保和会派为专使，凡于国体有关事项，据理力争，曾不少诎，尤能洞察列强情势，剀切敷陈，确有见地”。

袁世凯

1911年陆徵祥奉调转任驻俄公使，当年10月在培德的动员下，在彼得堡改信天主教。同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被清廷任为内阁总理，袁世凯一面对南方革命军又打又拉，一面对清廷施加压力，促清帝退位。这时梁士诒受袁世凯的委托出面联络各方，密电陆徵祥，授意他配合袁世凯的活动，12月25日陆徵祥联合了一些驻外使节致电清外务部，劝清帝退位，电文劝告清帝不要“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这一电报正好给袁世凯的逼宫活动助了一臂之力。

驻俄公使的陆徵祥

南北和谈结束、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3月30日任命陆徵祥为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参议院开会通过正式外长任命时，绝大部分的议员都投了陆徵祥的票（只有两张反对票）。陆徵祥当时仍在俄国，感到国内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外交局势，当外长担子很重，有些犹豫，回家与培德商量，得到了鼓励，于是回国就职，培德也被任命为礼官处的女礼官长。

到北京就职之后，陆徵祥努力按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改组外交部，首先他提出一个新的外交部组织法，提请国会批准，按规章切实遵照执行；其次，改驻外使、领馆为专业机构，从事外交的人员为职业外交官，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担任；第三，加强对驻外使领馆的管理，防止驻外公使在其所辖范围内独断专行，还建立预算和汇报制度、电报密码制度等。陆徵祥本人也比较注意培养青年外交人才。

1912年6月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为阻止同盟会组织政党内阁，而属意由陆徵祥继任。陆徵祥表面上无党派，常标榜“超然主义”，实际上只能听命于袁世凯。

陆徵祥先出任代理总理，6月29日经参议院多数通过，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各国驻京公使纷纷致函祝贺。于是陆徵祥便奉命组阁，同盟会虽同意他任总理，但对组织“超然内阁”抱抵制态度。7月18日陆徵祥出席临时参议院会议，宣布行政方针，并按袁世凯的意向，提出补充六个阁员的名单，他在会上用以拉近与参议员距离的客套语被一些人认为失当，进而被讹传为“补充阁员名单”就好比“开菜单作生日”，成为政客攻讦他的把柄。出于反袁目的，阁员将他提出的人选一一否决，致使新内阁流产，并演变成全国性政治风波，后经袁世凯以武力威胁和收买拉拢的办法，使参议院通过另外提出的五名阁员的议案，但陆徵祥却因受到失职弹劾而称病不出。

辞去总理数月后，陆徵祥改任赵秉钧内阁的外长。1913年4月陆徵祥参加了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为袁世凯筹集内战的经费，5月又与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议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协定“草约六款”，因被参议院否决，不久便退出内阁，改当袁世凯的外交顾问。

1915年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又起用陆徵祥接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陆徵祥与外交次长曹汝霖一起，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于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发表声明，声明除第五号五项“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

陆徵祥（左二）、曹汝霖（左一）在与日本方面进行谈判

陆徵祥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于5月25日与日置益正式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亦称“民四条约”）和换文，计有关山东、南满条约二件，换文十三件。内容是关于福建、汉冶萍公司及旅大租借期延长等问题，总之除第五号外，原“二十一条”的内容大都包括在内。26日陆徵祥出席参议院会议，回答关于此次交涉的质问，详细陈述交涉始末和当时政府困难情形和苦衷，力图自圆其说，委曲求全。“民四条约”签订后，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会未予批准，陆徵祥遂通电辞职，但未获批准，他经手签署丧权辱国条约，心里也感到很大压力。

1915年10月由于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国务卿徐世昌预感到政局危机即将来临，遂托故辞职，袁世凯命外交总长陆徵祥代理徐世昌的职务。12月陆徵祥正式担任国务卿，仍兼外交总长，他虽反对帝制，但因袁世凯待之太厚，又认为其人才识过人，尤富魄力，希望他能振兴中国，故竭力辅助。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再次起用徐世昌任国务卿，陆徵祥继续任外长，至袁世凯于6月病逝时为止。1917年初，当北京政府内“府院之争”白热化时期，陆徵祥被聘为段祺瑞内阁所设的外交最高委员会委员，他主张中国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加入到协约国方面，12月起陆徵祥在王士珍、段祺瑞、钱能训三届内阁中连任外交总长。

陆徵祥（前右）与徐世昌（前中）等

1919年1月，陆徵祥以外交总长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与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外交次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在人民的推动下曾向“和会”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有：（一）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二）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三）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但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中国的要求全被与会列强所拒绝，而日本夺取的山东权益却被明文载入对德和约。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在国内人民和旅法华侨、留法学生共同斗争的推动下，以陆徵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终于采取了近代外交史上的一项历史性行动：“公共决定，不往签字。”

《东方杂志》刊登的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

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这一举动，使世界为之震惊，开创了在国际舞台上敢于抗争的先例，对以后中国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陆徵祥一行回国时，受到各阶层人民盛大热烈的欢迎。

《弱国外长陆徵祥》

陆徵祥回国后仍任外交总长，至1920年8月辞职，逐渐淡出政坛。

1921年陆徵祥偕培德赴欧休养，并计划靠出售瑞士罗加诺益别墅的收入和先前购买的大量法国战争公债本息，到意大利罗马养老。但因一连串意外，使生活陷入困顿，在这种情况下，陆徵祥只得在1922年6月接受北京政府驻瑞士公使的任命，同年10月兼任出席国际联盟代表，继又任驻荷兰及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1924年以前他曾以北京政府代表身份多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

1926年4月培德在瑞士病故，1927年5月陆徵祥护送培德的灵柩返回比利时布鲁塞尔安葬，自此完全退出外交界。

培德

1927年7月，陆徵祥进入比利时布鲁日本笃会圣安德修道院，10月正式进入该院请愿班并行更衣礼，1928年1月进入修士班，第二年1月进入三年圣愿班，1932年1月发终身绝俗大愿，1935年6月升为司铎，他刻苦钻研基督教神学，信仰很是虔诚。

陆徵祥虽身居异国，仍不忘祖国的安危。当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十分关心，也以实际行动加入抗战行列。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陆徵祥于1932年用法文发表了《满洲问题评判—以公教立场评判日本侵占东四省事件》。

1933年初，顾维钧在日内瓦国际联盟与日本代表辩争，陆徵祥多次提供意见，1939年他负责编辑《益世报》海外通讯，用“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介绍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思想和行动，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晚年陆徵祥

比利时被纳粹德国侵占后，陆徵祥不惧盖世太保的干扰和威胁，坚持在比利时各地演说，给深受战乱之苦的比利时人民带去了心灵上的慰藉。由于陆徵祥频繁进行反纳粹宣传，盖世太保将其逮捕，获释后的陆徵祥不但没有听从“劝说”，反而更积极地进行演说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陆徵祥利用组织人们祷告的机会，向比利时人民通报了这一信息。9月24日随着盟军解放比利时，陆徵祥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圣安德诺修道院。

1945年声誉甚高的陆徵祥一度成为中国首位枢机主教人选，1946年6月2日，为了嘉奖陆徵祥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纳粹强权的精神，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陆徵祥为比利时根特的圣伯铎禄修道院荣誉院长，此后陆徵祥受天主教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之邀，认真考虑回国传教，但因年迈体衰无法成行。

教宗庇护十二世

1948年12月15日陆徵祥病重，住进比利时布鲁日的黑衣修女病院。

1949年1月15日11点07分，陆徵祥安详辞世，终年78岁，他去世之后，被葬在圣安德肋修道院。

《回忆与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