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封，即世袭封建。封建，许慎《说文解字》将之释义为“封邦建国”，这是三代，主要是周代通行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唐太宗世封刺史，主要是指唐太宗经玄武门之变即位后不久即提出欲仿效三代，将诸兄弟、皇子以及功勋重臣分封并使之子孙世袭，以求藩屏中央、镇慑地方。此举遭到魏征等大臣的极力反对，但太宗仍于贞观五年（631年）下令有司起草相关条例，并定等级，欲将之付诸实施。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年实施，主要是因为在这一年正月太宗刚分封了一批幼弟幼子为王，而且在前一年彻底平定了为患多年的强敌突厥，但最终由于分封诸王大多年幼，年纪最长的皇子蜀王李恪也不过十二三岁，此时出镇显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再加上大臣们多不附议，故暂时作罢。

到了贞观十年（636年），诸王均已长大，就连最幼的晋王、纪王也已八九岁，按照定例，诸王需要归国，即之藩所封地域，但由于长孙皇后崩逝，遂推迟至次年六月，太宗皇帝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都督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拉开了唐初世封刺史的大幕。几天以后，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并规定非有大故，不得黜免。由此世封刺史政策全面展开，但由于以魏征、李百药为代表的大臣们纷纷上疏切谏，反对这一违背历史潮流的做法，魏征认为当时离隋末大乱不久，百废而待兴，遽起而瓜分之，会不利于国家的大一统，并由此提出了“五不可”之说；李百药则从春秋时期诸侯不仅没有藩屏中央，反而无视王室，相互兼并，社会动荡来否定世封，“朝廷议将封建诸侯，李百药上《封建论》曰：‘臣闻臣闻经国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阐治定之规，以弘长世之业者，万古不易，百虑同归。然命历有赊促之殊，邦家有理乱之异，遐观载籍，论之详矣。咸云周过其数，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于郡国。可以监夏殷之长久，遵黄唐之并建，维城盘石，深根固本，虽王纲弛废，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践华恃险，罢侯置守，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忧，故一夫号泽，七庙隳祀。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录，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虽魏武携养之资，汉高徒役之贱，非止意有觊觎，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菁华已竭，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非止情存揖让，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勋、重华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后，是知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存，斯则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东迁避逼，禋祀如线，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渐，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短闰余，数钟百六。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借使李斯、王绾之辈，盛开四履，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岂能逆帝子之勃兴，抗龙颜之基命者也！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是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既紊，断可知焉。锲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所多惑。徒知问鼎请隧，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无复籓篱之援。不悟望夷之衅，未甚羿、浞之灾；高贵之殃，宁异申、缯之酷！乃钦明昏乱，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籓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凌弱，众暴寡，疆场彼此，干戈日寻。狐骀之役，女子尽髽；崤陵之师，只轮不返。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乱。”何斯言之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爱宝，民称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区区然称：“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委以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国，藉庆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自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徵舒；卫宣则父子聚麀，终诛寿、朔。乃云为己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妻子不之官舍。颁条之贵，食不举火；剖符之重，衣唯补葛。南郡太守，敝布裹身；莱芜县长，凝尘生甑。专云为利图物，何其爽欤！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弑君，乱常干纪，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名；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纵使西汉哀、平之际，东洛桓、灵之时，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纪御天，膺期启圣，救亿兆之焚溺，扫氛昆于寰区。创业垂统，配二仪以立德；发号施令，妙万物而为言。独照宸衷，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建万国以亲诸侯。窃以汉魏以还，余风之弊未尽；勋华既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晋氏失驭，宇县崩离；后魏时乘，华夷杂处。重以关河分阻，吴楚悬隔，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弥长浇浮之俗。开皇在运，因藉外家。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坐移时运，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纪，民不见德。及大业嗣文，世道交丧，一时人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止未康。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核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实所庶几。爱敬蒸蒸，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申，举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陋，无弃刍荛，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徙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家人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岁荒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惠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啖藜藿，乐撤簨弶，言必凄动，貌成癯瘠。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诡未移，此由习之永久，难以卒变。请待斫雕成朴，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美哉斯言也。’”马周认为封建会导致社会动荡。“臣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籓国，遂贻子孙，世守其政。窃惟陛下之意，诚爱之重之，欲其裔绪承守，与国无疆也。臣谓必如诏书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尧、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兆庶被殃，国家蒙患。正欲绝之，则子文之治犹在也；正欲存之，则栾黡之恶已暴也。必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人，宁割恩于已亡之臣，则向所谓爱之重之者，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以户邑，必有材行，随器而授。虽干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而以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为代表的受封功臣们也经过艰难的努力，达成共识，上表不愿受封离京，并极谏：“在兹一举，为损实多”，最可忧者是“后世必婴其祸”。 为此，长孙无忌甚至让自己的儿媳、皇帝最宠爱的嫡长女长乐公主出面游说，贞观十三年（639年）二月太宗不得不下诏停止这一不合时宜的行为。“世封刺史”政策虽被废止，但唐太宗仍对之念念不忘，以致在多年后撰写教导太子如何做好皇帝的《帝范》一书中还将“封建亲戚”认为是实行王道仁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但纵观历史，自始皇一统，废封建而行郡县，后世各朝虽稍有反复， 但中央集权这一大趋势是不变的，争论只在于是否需要辅以分封，且以宗室诸王为主。

当然也有例外，如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北周静帝封杨坚为隋王，但这些都是由于皇帝幼弱，权臣当政，而且不久即被篡代。汉初高帝刘邦虽也曾分封异姓王，但那是时势所迫，在江山稳坐之后便基本将其翦灭代以同姓子侄。 而唐太宗此时正值盛年，且皇位稳固，并没有权臣掣肘于他，也没有地方势力需要安抚，那么作为一代明君，他为什么还要不顾大多数大臣们的反对而执意行封建之举呢？

首先，唐太宗此举是为了能确保李氏江山能够永世相传，国祚长久。 这一条在他的诏书即与侍臣论对中多次提及。《旧唐书・萧瑀传》记载：“太宗尝谓萧瑀曰：‘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瑀对曰：‘臣观前代国祚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逾四百。 魏晋废之，不能永久。 封建之法，实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议封建。”《新唐书・萧瑀传》也记载：“贞观初，帝问瑀：‘朕欲长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长久者，类封建诸侯以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绝。汉分王子弟，享国四百年。魏、晋废之，亡不旋跬。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纳之，始议封建。”

李世民

《资治通鉴》虽记载较略，但其意类似：“上问公卿以享国长久之策， 萧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上以为然，于是遂有封建之议。”以上史书记载内容虽有所不同，但其关键着眼点均在于如何能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这一点在太宗答复长孙无忌等上表反对世封的诏书中也有表述 ：“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裔，翼朕子孙，长为藩翰，传至永久。”享国长久之策，是历代统治者所关心的头等大事，因为这关系到能否能千秋万代、永保社稷，虽然大家都明白朝代的兴衰更替乃历史必然，但如果统治者政治清明、行政措施得当，亦可延绵国祚。

《贞观政要》中对此也有精辟表述：“贞观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余年，秦罢诸侯，二世而亡，吕后欲威刘氏，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古夏商周三代均封建亲戚而享国长久，尤其是宗法制度完备的周代由于分封制的实行，虽然后期引起诸侯割据、王室衰微，但国祚却长达800多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代自始皇一统，彻底废封建而行郡县，诸公子无尺土之封，在国家遭遇危难时，不能有所作为，只能任人宰割，终致二代而亡。西汉自景帝平息七国之乱后开始削弱各诸侯王的势力，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后，各诸侯王的势力更加衰弱，但仍是郡国参建，保留分封，故能在王莽篡汉后由宗室疏属刘秀中兴，延续汉室江山。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太宗行政的鉴戒的隋炀帝刚愎自用，猜忌过度，由于隋炀帝是通过陷害长兄才夺嫡成功的，故其兄弟五人，除了三弟秦王杨俊开皇末已卒，其余三兄弟或被杀害或被幽禁，堂兄弟蔡王杨智绩、滕王杨纶与卫王杨集均被猜忌贬斥，因长子皇太子杨昭大业二年（606）即病薨，幼子赵王杨杲年幼，唯一的年纪较长的儿子齐王杨暕也因猜忌而被幽禁，以致于宇文化及兵变时父子俩竟第一时间都认为是对方所为。这样在炀帝征辽失败、龟缩江南之后，留守两京重地的竟然是两个稚龄幼孙，他们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各地势力蠢蠢欲动的动荡岁月中根本不可能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太宗亲眼目睹了兴盛一时的大隋帝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土崩瓦解，这对当时年轻的他是多么大的震撼，势必会对他以后的执政措施产生深刻影响。

其次，唐太宗意欲仿效三代，不仅分封近支宗亲，对功勋重臣也进行分封，树立榜样，使天下士人增加对王朝的归属感，以扩大统治基础。《贞观政要》对之表述得非常明确：“分封同姓异姓，亲亲贤贤，褒表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这样既可以表达他本人对功勋重臣们的深厚情感，使之为天下尽公，又可以表明他绝不会以私废公，示天下以至公。 这一点与其父唐高祖巩固统治的做法大相径庭。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并能在短短四个月便顺利入主关中，除了自身所具有的卓越的政治韬略和所任太原留守经营有方的有利条件外，其子女宗族的贡献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除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隐太子李建成和秦王在起兵中重要的辅弼外，其嫡女、后来的平阳公主在关中收服各零散反隋势力，攻州略县，为义军顺利入关中建立重要的基地做出了贡献；其驸马柴绍作为右军大都督长史兼马军总管也为义军的顺利入关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高祖的从父弟、淮安王李神通和四女婿段纶等也据所在地起兵响应，聚众亦达万余。 故高祖对“自己人”那是没的说，甫一即位，便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为由，封从弟子侄多人为郡王，后来又多次分封，以至于当时“皇从弟及侄年时孩童者均得以封王”。而且高祖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笼络功臣、招降纳叛时最常用的也是“赐姓、封王”，大家熟知的吴王杜伏威、定襄王李大恩（本姓胡）等便是明证。

李世民

而太宗则与之不同，他的目的是“欲与三代比隆”并不愿让人以为他“以天下为私”，在贞观元年（627年）与右仆射封德彝的论对中说：“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亲也。”再加上他是通过政变方式上台的，在争夺储位过程中，由于正统观念和隐太子性格温和敦厚并且在辅政过程中没有什么明显的过错，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宗室诸王可能更倾向于他，因此与高祖相比，太宗更加信任数从征战、与他休戚与共的功臣们。 这在武德九年（626年）定房、杜、长孙无忌等功为第一，素为秦王派的淮安王李神通提出异议时，太宗的回答是：“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纵推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耳。”因此，甫一即位，便听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的建议，“降宗室率以属疏者为郡县公，唯有功者数人不降”，这样既可以避免“私其亲，不示天下以至公”的形势，又可以“减少力役”，减轻人民负担。 而且太宗尽力避免前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事情重现。 贞观六年（632年），太宗在总结汉高帝政治时说：“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除了保全功臣，使之避免滥诛之灾，还对功臣们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特权，即赐予实封户，而不像高祖那样更多的是政治褒奖，并且能够做到赏不逾时，上下咸服，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合作，相得益彰，为开创贞观之治奠定基础。贞观九年（635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而且世封刺史实施时，宗室诸王与功臣们的封地参差交错，可以相互制衡，从而收到藩屏皇室、拱卫中央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