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中国在罗布泊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此迈入有核国家的行列。此前西方一直叫嚣“中国没有能力研制核武器”，可惊天巨响与可探测的地震波无一不是核爆炸的铁证，更别说那多高耸壮观的蘑菇云了。但是西方不死心，众所周知，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枚原子弹是从飞机上扔下去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的是“地爆”方式，虽然震惊世界，但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 核反击能力。一些媒体讥讽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有弹无枪”，意思就是中国虽然有了原子弹，但是不能实战化，只能摆在地上做实验。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断言：中国要使原子弹武器化至少需要5年至10年。而我国从“地爆”到“空爆”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回看首次“空爆”试验成功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仍让人惊叹不已。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安全形势的严峻，中国政府认为核武器的建设是必要的。但是，在当时，中国距离拥有有效的核武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中国需要进行核试验来验证自己的核武器技术，以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

1965年5月14日9：59：10，中国在新疆伊犁地区成功进行了首次空爆原子弹试验。当时，原子弹从飞机上发射出去，在空中燃烧并爆炸，形成一个直径约400米的蘑菇云。这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两万吨TNT的炸药，比之前中国在新疆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威力要小。但这次空爆试验的成功为中国后来的核武器建设打下了基础。

早在1955年，新中国就下了决心、作了安排，总理指示空军“一旦原子弹的试制取得了成果，后面的戏自然要由你们来唱主角”，“随时拿出原子弹空爆试验的具体计划”。什么叫高瞻远瞩？这边原子弹八字没一撇，决策者就已经对原子弹实战化有了清晰的规划。其实，我国从1960年初正式开始研制原子弹时，就是按照用飞机运载空投的原子弹着手进行研究的。

1960年４月，科研人员开始进行原子弹外形设计。他们来到陕西某地兰州军区，参观调研了苏联制造的图-4和图-16轰炸机（空军后来将图-16轰炸机称为轰-6），对飞机的轰炸系统、炸弹舱、座舱等情况作了详细了解。

轰-6轰炸机

科研人员还与飞行机组成员进行了座谈，就利用轰-6飞机空投模型弹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讨。随后他们又到投弹训练靶场进行了调研。

1965年春节刚过，空军把空投原子弹的任务交给了空军独立4团。4团接到任务后，首先讨论的是采用哪种机型担任空投任务。讨论很简短，大家一致同意，使用引进自苏联的图-16轰炸机。

图-16由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设计，1952年首飞。采用两台AM-3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78.9吨，载弹量9吨。从体型与载弹量上看，图-16完全胜任携带原子弹空投的任务。同时图-16装有雷达照相机，可以拍摄投弹雷达上的图像，并有多台照相机可拍摄投弹效果。机型确定后便开始改装，承担空投任务的这架图-16编号50671。

图-16轰炸机在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们国内运载能力比较大的机种之一。经过两年的努力，技术人员通过不断改进设计，并结合一系列风洞试验、飞行弹道试验，炸弹的外形最终被确定下来。1962年12月，轰-6飞机进行了空投1：1模型弹的飞行弹道试验，并取得成功。

不过，为了满足投掷原子弹的需要，飞机不能直接拿来使用，还需要进行改装，要加装投放原子弹的军械设备和电气系统、弹舱加温保温装置以及全机密闭防护等设施。

图-16

在飞机改装的过程中，各单位大力协同，密切配合，共同研究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经过艰苦努力，就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前1个月，即1964年9月，第一架图-16飞机改装完毕，经过高空飞行试验，改装质量良好。

接着，在1965年3月底，第二架图-16飞机的改装工作也得以完成，以备执行“空爆”任务。

飞机确定了，还要选择机组，经过层层选拔与民主推荐，选出独立4团副团长、第一飞行员李源一，与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领航员刘景新、通信员孙兴官、射击员韩惠安这六名同志。其中李源一在抗美援朝期间的轰炸大和岛任务中荣立二等功，于福海是全团的技术尖子。

在上世纪60年代，轰炸机都是投掷没有制导的炸弹，因此精度不高，平时训练要求炸弹落在距离靶心200米内。而空投原子弹则要求投到半径100米的靶标里，也就是说，精度比平常投弹要高。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为在核试验中，要以靶标中心为原点，在不同距离上放置各类效应物，以及采集爆炸数据的器材，分析原子弹的毁伤效果以及辐射强度等。如果原子弹在离靶标很远的位置爆炸了，那么实验数据就不准确，事倍功半。

当时，我国进行“空爆”试验采用光学瞄准投弹，没有经验可借鉴，也没有资料可查。

空投原子弹的精度比空投航弹的精度要求提高了一倍，平时投航空炸弹距靶心200米以内就可以评优秀，但投原子弹必须距靶心100米以内，因为试验区的靶标周围每隔一定距离就修建、放置了房屋、桥梁、火车、兵器、动物等效应物，以检验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的杀伤力、破坏力，距离投远了，科学数据就不准确了。

从万米高空看去，原子弹靶标小如硬币，天上差之毫厘，地面失之千里。为达到“百米”目标，机组成员废寝忘食、勤学苦练，总结经验、摸索规律。

担任第一领航员的于福海曾回忆说：“首长给我们下达任务，提出了要求，当初要求我们要以最大的干劲去完成这个任务。开始在训练的时候，走了不少弯路，大家的信心都不高，后来训练中我们把设备都改进了，投的方法也改变了一下，后来就投得比较好，大家都非常高兴。”

随着正式投弹的日子越来越近，训练成绩时好时坏，来自中央高层的关注越来越强烈，6名飞行员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

直接负责指挥“空爆”试验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来到机组，传达了周总理和军委首长的亲切问候，临别时嘱咐机组成员：“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就是投到靶标外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在效应方面取得的数据要少一点儿罢了。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良好基础。”这让机组成员卸下了思想包袱，大家全力以赴地总结教训。

机组成员在接到命令后，开始艰苦的训练。在第一个月训练的最后一次飞行中，机组投下3枚试验弹，其中第三枚落在距离靶心35米处，这让大家信心倍增。但西北的天气风云莫测，一旦出现较为恶劣的天气，投弹效果就断崖式下滑。在一次轰炸训练中，飞机遭遇高空气流，投下的两枚弹都偏得离谱，其中一枚落在距离靶心2000米处，另一枚干脆消失了。随后的投掷250kg炸弹训练，炸弹距离靶心690米，差点把一座用于观测爆炸效果的桥炸断。

机组成员

成绩不理想，让人心也有些浮动，有人说于福海训练强度不够，有的说他是运气好才投出好成绩，还有的说于福海把一切寄托在好天气上。甚至有人说，干脆把机组都换下来，让预备机组上。

4团的政委、兰州军区空军的首长先后找他们谈心，让他们放下压力。机组重拾信心，他们一面加紧训练，一面看书学习知识、调整心态。机组提出，当飞机进入轰炸航线时，飞行员打开自动驾驶仪，这时自动驾驶仪会依照领航员的操作控制飞机。飞行中，当自动驾驶仪打开后，3分钟不到就会出现偏差，严重影响精度。当时独立4团仅有两架图-16，没法替换，也没有苏联方面的专家指导。但是机务人员经过不懈努力，居然用一根旧降落伞上的橡皮筋就解决了问题。

土办法虽土，但还真好用。在完成了一系列准备后，正式投弹走上日程。张爱萍将军来到机组，对他们说要放下包袱，“投到哪里算哪里”。1965年4月28日，机组进行了一次冷爆试验，投掷一款外观与重量与原子弹相同，但是装普通炸药的炸弹。冷爆炸弹最终的爆炸点距靶心水平距离为96米，满足试验要求。

此次冷爆弹投掷成功，标志着可以进入原子弹的实弹投掷。

1965年5月13日傍晚，指挥部下达了空投命令；次日4时整，机组人员进入现场，开始准备；7：54，张爱萍下达了起飞命令。

5月13日，机组接到了第二天投掷原子弹的任务。5月14日上午，6名机组成员驾驶编号为50671的图-16装载着原子弹起飞。经过十几分钟的飞行到达试验空域，根据事先安排，飞机要连续三次进入轰炸航线，确定目标位置，在第三次进入轰炸航线后，通信员孙兴官向地面发出请求投弹的请示，地面司令员成钧下达了投弹的命令。9：59：10，原子弹脱离飞机，几吨重的炸弹落下去后，飞机忽的一下向上窜了不少。

于福海‍

于福海向下望去，只见白色的炸弹正在下落，而他的瞄准器依旧死死对准靶心，他相信这是一次成功的投弹。机组拉下遮光罩，加速逃离。上午10时整，原子弹爆炸，此时飞机距离原子弹19公里，很快，原子弹的冲击波让飞机不断抖动。这在平常，机组成员会叫苦不迭或者不断骂娘，但是今天，这标志着他们成功的完成了任务，胜利的喜悦让他们忘记了颠簸带来的不适。地面观测得出数据，原子弹爆炸点距离靶心水平距离仅40米，绝对是一次无可挑剔的投弹。此时距离西方嘲笑中国有弹无枪仅过去半年多。

机组降落后，6名功臣被张爱萍带到北京接受嘉奖，并分别为他们记了一等功、二等功。可惜的是，空军司令刘亚楼在1965年5月7日去世，没能看到这一壮观景象。2005年，当年投掷原子弹的50671号图-16轰炸机，被拆运到北京航空博物馆，在那里完成了组装，并在2006年开始对外公开展览。

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已成为拥有核武器并能进行空投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国防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也标志着中国已经走上了成为世界强国的道路。同时，这次试验也为中国后来的核武器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