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来源：《百家评论》　|　王春林　　2022年11月14日09:32

关键词：《贝尔蒙特公园》

自打1992年去国并最终在日本定居，作家黑孩在这个可谓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已经生活了将近三十年时间。期间，在经历各种生存艰难的同时，也肯定会受到日本文学的深切浸染。这其中，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点，恐怕就是日本的“私小说”。根据我们的阅读体会，参照百度百科中的相关论述，所谓“私小说”，大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举凡运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小说都可以被看作是“私小说”。但公众却更多地是在狭义的层面上，把“私小说”理解为在脱离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的情况下，以单刀直入的方式孤立地描写表现个人的日常生活琐事与心理活动的一种小说作品。借用日本小说家久米正雄的说法，也就是一种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更进一步说，“私小说”一般会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视野的收缩性。因为“私小说”的故事背景一般都会局限于个人或者家庭，其主要内容也大都聚焦于个人情感世界的缘故，所以作品的视野往往会显得相对狭小，远离看起来更为阔大的社会与国家。其次，是描写内容的私密性。或许因为“私小说”与作家自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作品多带有突出的“自叙传”色彩，甚至往往会把作者内心世界中丑恶与绝望的一面，都无所顾忌地袒露在广大读者面前。也因之，一种自我忏悔色彩的具备，也属题中应有之义。再次，是基调的感伤性。因为这些作品不仅集中关注人物的私人情感世界，而且更多地会以柔弱的笔调聚焦于其中的不安与茫然一面，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会滋生出一种生命的感伤色彩。由以上三方面的特点可见，同样是一种现代的重要文学文类，日本与中国的情况却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区别。如果说日本的“私小说”更多地意味着对人物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的话，那么中国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就更明确地意味着对外部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关切和表现。在一向强调文学的社会与教化作用的中国，一部小说作品，似乎只有在密切地建立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之后，方才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这，很显然与日本“私小说”的状况形成了某种极端的对照。也因此，深受日本“私小说”传统滋养的黑孩的长篇小说，近期能够接二连三地登上如同《收获》这样的中国文学高地，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因为黑孩近期的小说创作与日本“私小说”之间存在着绝对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对黑孩小说作品的理解与阐释。

尽管我们对于黑孩的日本经历一无所知，但在长篇小说《贝尔蒙特公园》（载《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夏卷）中，暗合于日本“私小说”传统的一点，首先是那位深度介入故事之中，或者干脆可以被看作是小说一号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特别设定。按照文本的交代，“我”是一位已经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的中国人。不仅和自己的日本丈夫黎本育有一子，而且在故事开始的时候，正供职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役所：“日本的新年度不是九月，是四月。新生入学，新社会人就职报到，都在四月一日。从三月中旬开始，一大批人因为迁徙而不得不去役所办理搬迁手续。我工作的部署是区民部户籍科住民记录系，工作内容正与这些手续有关。”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说，黑孩围绕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分别设定了三条不同但却互有交叉的故事线索。第一条，是“我”在住民记录系颇有些“惊心动魄”的职场经历。质言之，在这一部分，作家所集中书写的，乃是“我”所经历的那些看似寻常实则“波澜壮阔”的职场暴力。或许与职场暴力乃是这部长篇小说意欲关注表现的核心事物之一有关，小说中曾经专门介绍过日本官方对职场暴力给出的定义：“所谓职场暴力，就是‘利用自身在职务上以及人际关系上的有利性，对同事施加超过业务范围的精神性及肉体性的痛苦的行为’。”更加具体的内容是：“损害对方的人际关系及职场环境。无视对方，将其隔离，或是联合其他人将对方孤立等行为。不教给对方工作所需要的内容，将对方的席位隔离开等幼稚的行为也包含在内。要求过大：交给对方明显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量，并且在对方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大声呵斥或殴打对方。要求过小：只交给对方无关紧要的工作内容。等等。”具体来说，在“我”所供职的那个役所的住民记录系，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对初来乍到的“我”行使职场暴力的，主要是同为中国人的刘燕燕。更进一步说，也包括与刘燕燕俨然形成某种结盟态势的坂本。

其实，早在“我”亲身体验来自于刘燕燕的职场暴力之前，她的同事山崎已经有过相当惨痛的前车之鉴。这个前车之鉴，具体体现为所谓的“山崎事件”。说来事情也比较简单，一次，山崎因为正在和刘燕燕说话，所以，在有一个客人到窗口办事的时候，便下意识地要求坂本前去接待这个客人。没想到，仅仅是如此一桩其实微不足道的小事，竟然发酵出了对山崎来说相当严重的后果：“没过多久，山崎在工作的时候喜欢聊天，能力很差，经常出错给系长添麻烦等坏印象，便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固定下来。”如果不是作为同期的“我”对山崎有着相对深入的了解，恐怕也会如同其他的很多人一样，道听途说或者以讹传讹地对山崎形成相当糟糕的印象。正因为“山崎事件”的发酵成型与性格特别惯于颐指气使的坂本紧密相关，所以，“我”才会对她们俩形成这样的一种理解与看法：“如果说坂本是群里的一只狼，那么山崎就是群里的一只羊。”也因此，虽然只是“跟坂本一起工作了半年而已，山崎就病了。她老是觉得心悸，严重的时候还会喘不上气。”虽然貌似连同生理上都有了反应，但她实际上所罹患的，不过是一种心理疾病，用中文来表达，就叫做慌发“恐慌障碍”，或者“惊恐障碍”，或者“恐作”。到最后，自觉实在难以继续支撑的山崎，只好万般无奈地决定辞职。作为旁观者的“我”，对山崎的如此一种人生选择，曾经一度大感困惑不解。一直到自己后来也感同身受地“落到跟山崎一样的处境才理解了她的选择是正确的”。正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我”到后来之所以会不幸地落到如同山崎一样的境地，乃因为自己竟然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山崎的继任者：“我那时根本没有想到，她所经历的一切，我在之后都要经历。正是因为她的辞职，我被阴差阳错地移动到记录系。”关键的问题是，虽然从表面上看，发生冲突的双方似乎是山崎和坂本，但幕后的真正推手，实际上却是刘燕燕。这一方面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一贯强势的坂本，在刘燕燕面前竟然会表现得那样毕恭毕敬：“我以为她基本是一个好人，争强好胜不过是她身上的一个毛病。后来让我感到费解和惊愕的是，在刘燕燕面前，她的这个毛病竟然消失了。”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或者说“一物降一物”，一贯强势的坂本在刘燕燕面前的服服帖帖，所充分说明的，只能是刘燕燕的更加强势。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一次和“我”的交谈过程中，坂本才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跟刘燕燕过不去的话，等于用鸡蛋撞石头，是找死。”那么，刘燕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和她过不去就等于是用鸡蛋碰石头？又或者，看起来“聪慧文静”的山崎，在记录系到底遭遇了什么，到最后竟致于在罹患心理病症后被迫辞职？所有的这一切疑问，都只有在“我”进入记录系之后的一系列遭遇中才能够找到确切的答案。

但就在“我”即将正式进入记录系，和刘燕燕成为同事之前，却不仅与刘燕燕有过一次不期而遇的机会，而且还初次亲身领教了刘燕燕的两面三刀手段。那一次，在和刘燕燕偶遇的时候，“我”竟然鬼使神差地谈起了“山崎事件”：“我鼓足勇气说出了我的看法。坂本的确聪明并且优秀，在集团里有很强的存在感。但山崎属内向性格，尤其跟版本的关系较为险恶，工作的时候难免有压力。”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我”在谈话时居然为山崎打抱不平：“问题被发现后，只山崎一人受‘谴责’，我觉得不公平。”没想到的是，事后不久，刘燕燕就把她们俩之间的对话内容全都分别“出卖”给了山崎和坂本她们两位。虽然“我”不太喜欢刘燕燕的这种背后传话行径，但却也不得不面对这种背后“翻闲话”行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尤其是来自于坂本的敌视反应。此后不久，在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坂本和其他几个人有说有笑，唯独对“我”，既不正眼相看，也拒绝说话：“我察觉到，刘燕燕把我跟她之间的对话也传给了坂本，心里觉得很别扭。”尽管说“我”在背后谈论山崎与坂本的确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刘燕燕却也不应该出于一种挑拨离间的心理，把这些既告诉山崎，也告诉坂本。因为这样一来，“我”最起码在坂本面前已经很难做人了。也因此，如果说“山崎事件”可以被看作是“我”一种镜像式的前史，那么，“我”这次对刘燕燕两面三刀手段的亲身领教，就毫无疑问有着格外明显的下马威意味。问题在于，虽然说“我”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已经明确意识到，“从那天开始，为了我自己好，我决定跟刘燕燕，跟坂本，跟山崎，都保持同样的距离”，但等“我”真正入职记录系之后，却还是无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尤其是来自于刘燕燕那一系列简直就是不动声色的职场暴力。

“我”第一天到记录系上班，就因为不小心打错一个字而遭到了刘燕燕的无端指责与非难。先是刘燕燕气汹汹地指责“我”打错了一个字，但就在“我”觉得很抱歉，正准备说“对不起”的时候，刘燕燕却去窗口接待一个突然出现的客人。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道歉的机会。原本只是无意间的一次失误，但刘燕燕却如此小题大做，她的这种行为使我感到很难过：“从原则上说，明明是我打错了一个字，校对的职员应该对我本人说，而不是通过刘燕燕传达给我。”没想到的是，刘燕燕竟然会不依不饶地继续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面对着她那咄咄逼人的气势，“我”一时气急：“我觉得血液往脑门上冲，那口气终于憋不住了。我不记得是怎样站起来的，也不记得是怎样摘下眼镜的。我把眼镜摔到了写字台上。这一瞬发生得迅速而且自然。事情发生后，我有点儿昏头昏脑的，神智不是很清楚。”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的激烈反应所引发的，肯定是刘燕燕更加激烈的反应：“刘燕燕优雅地站在我眼前，轻声地对我说：‘黎本，有话说话，摔东西不好，显得你没有教养。有没有教养，能看出一个人的水准。比如你刚才打错了一个字，有教养的话就会道一声歉。你连道歉都不会。”就这样，虽然只是不经意间打错了一个字，但刘燕燕却硬是借此而使“我”在记录系的名声大大受损：“我想起之前听到过的关于刘燕燕的一些传言。她真的很厉害，只花费最小的力气便让我失去了理性和思考的能力。没有动用一根手指，就制造了她优我劣的局面。”究其根本，同样身为中国人的刘燕燕，之所以会对“我”采取如此一种不友好的方式，恐怕还是因为“我”此前在她指责山崎时曾经本能地替山崎有所辩护的缘故。

然而，正如“我”所强烈预感到的，在记录系第一天的遭遇，仅仅只是自己职场暴力的一个开端。此后等待着她的，竟然是一次又一次的类似遭遇。尽管说冲突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和刘燕燕就在系长的主持下以互致歉意的方式，貌似原谅了对方，但实际上，冲突双方的表现都是在演戏，因为根本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有一句话叫覆水难收。我跟刘燕燕一整天都没有说话。”紧接着，一场无声的对抗或者说悲剧也就发生了：“噩梦开始以他人看不见的方式降临了。以后的几天，刘燕燕以我是新人为借口，每天都安排我做同一样工作，就是往电脑里输入申告书。客人来的时候，她打发坂本去窗口，而自己寸步不离地坐在我的身边。这一招真可怕，我彻底失去了能够自由喘息的空间，情绪也很混乱。”事实上，寸步不离地坐在“我”身边的刘燕燕，客观起到的既是一种监督的作用，更是一种干扰的作用。面对如此一种监督加干扰，原本心境就非常糟糕的“我”，心境只能更加糟糕。这样一来，出错的几率也就大大增加。而刘燕燕，则正好借此机会不断地告诉其他在场职员，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不断出错的人”。与此同时，心机很深的刘燕燕，还会不时地向“我”发出询问：“我不说话，她就进一步地问我：‘你没有什么要问的地方吗？你什么都懂吗？’”刘燕燕的如此一种行为，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其他人眼里，“我”只能“是一个不懂又不虚心请教的人”。更进一步说，刘燕燕双管齐下行为的严重后果，就是“我”在职场的被疏远与被孤立：“本来只是我跟她单枪匹马地斗，但一个星期后，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我说不清哪里不对劲儿，反正是职场的气氛渐渐地变了。我常常觉得是一群人的目光和神情使我难受。”质言之，类同于“我”的这样一种糟糕处境，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所谓“无物之阵”。除了身为始作俑者的刘燕燕之外，“我”在职场虽然感觉到周围充满了敌意，但细细地打量一番，却又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敌人或对手。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一种情形，才致使“我”生出这样的一种感觉：“但在我的感觉里，记录系简直是她的帝国。她被赋予了某一种力量，一种任意支使周围的力量。而这力量又好像一盏灯照着周围的那群人。灯照亮哪里，那群人就看哪里。”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一种情形，一方面固然与刘燕燕“像一颗钉子似的钉在户籍住民课的记录系”长达十几年之久有关，另一方面更与刘燕燕那样一种长袖善舞的性格特征紧密相关。不管怎么说，这种状况将会对“我”的精神世界产生致命的负面影响，乃是无可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

说到刘燕燕对“我”所实施的那种看似不动声色实则犀利无比的职场暴力，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所谓“笔头事件”。那是在坂本要求“我”先学习画地籍图的时候：“坂本给了我两支专用笔，说这种笔很贵，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儿。”但就在“我”画图的过程中，因午饭时间已到，刘燕燕便指使“我”先去吃午饭。没想到，等到“我”吃完午饭在十二点准时回到记录系的时候，刘燕燕却指责“我”不小心把笔头给弄断了。再度面对刘燕燕的盛势凌人，“我”又一次陷入到了简直就是百口莫辩的状态之中：“我觉得更加难过了，不仅没有办法说明不是自己搞断了笔头，反而被坂本提示的一个事实（坂本说，今天上午只有‘我’一个人使用过图笔）搞得更加被动。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灾难。我又觉得浑身凉飕飕的了。说真的，我感到刘燕燕非常恐怖，在她异想天开的行为里，有一种原封不动的非常坚固的东西。”具体来说，刘燕燕的恐怖就在于不露痕迹地“杀人”于无形之中：“比如笔头这件事吧，她把每一步都安排好了，既抓不到凶手，也没有物证。一切都是真的，一切又都不是真的。只有舆论如铁证，铁证如山。”尽管小说中并没有作出明确的交代，但在我个人的阅读感觉中，却总觉得所谓的“笔头事件”其实就是刘燕燕专门设的一个陷害“我”的恶局。依照文本的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断，笔头的破坏者极有可能就是刘燕燕本人。一方面利用午饭之机故意搞断了笔头，另一方面却又以贼喊捉贼的方式嫁祸于原本无辜的“我”，刘燕燕用心之险恶，于此即可见一斑。也正因此，置身于刘燕燕已然一手遮天的记录系中，“我”的心境才会越来越灰暗：“有一阵我什么都干不下去，感觉自己身处的地方跟牢房差不多。”“太阳开始西逝，我的心情越来越灰暗，甚至可以说越来越黑暗了，已经看不见心的轮廓了。”尽管坂本后来也曾经安慰说第一次画地籍图，出错是难免的，但我还是“觉得时间似乎停止了运转。我的脑子里是一大片的空白。”

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如此一种不断承受职场暴力的结果，就是“我”如同山崎一样地最终被迫罹患精神病征：“我去了医院，因为我说心忒忒得厉害，医生为我安排了心电图测量，但是从图上没有看出物理性的病变。”但尽管如此，刘燕燕所施加于“我”的职场暴力却依然没有停止。没多久，就又发生了一场莫须有的资料丢失事件。因为役所明确规定，如果有相关资料丢失，一直到找到为止，所有职员都不能回家，所以大家对“我”的怨声载道，也就自在情理之中。就这样，一直等到课长认定资料的丢失不是人为的，大家方才得以按时下班。事情虽然没有酿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我”内心里的疑惑却无论如何都难以消除：“我老是会把今天的事跟笔头联系起来。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真是挨得太近了。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刘燕燕是凶手。她演得干净利落。但这样想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的心地不干净，像一个小人。”尤其是，到后来，“我忽然意识到，虽然所有人找得翻天覆地，但刘燕燕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把刘燕燕的如此一种表现，与资料丢失事件联系在一起，“我”上述推断合理性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事实。也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刘燕燕的所作所为都很难找到可挑剔之处，但细细想来，只有她，恐怕却是“我”所遭逢的一切职场暴力的幕后推手，或者说始作俑者。刘燕燕手段的如此“高明”，甚至连同“我”这样的受害者，也会生出“佩服不已”的感觉：“有时候，我会忘记了自己身受折磨，觉得刘燕燕非常伟大。一个中国出生的女人，可以控制日本区役所里的一个系，并且没有人会追究这是因为什么。这么想的时候，我又差一点儿要赞美刘燕燕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身为受害者的“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去赞美刘燕燕这样一位“恶魔”式的存在。倘若一定要说是“赞美”，那这“赞美”也肯定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但如果我们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角度跳脱而出，单单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切入理解，那么，这位看上去“十恶不赦”，甚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联想到王熙凤的刘燕燕，其实正是黑孩这部长篇小说中刻画塑造最为成功的最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之一。

第二条，是“我”在家庭内部遭遇了一位很是有一点奇葩色彩的“谎言”丈夫。尽管小说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位日本公民，但由于血统、民族的缘故，“我”和丈夫黎本之间的婚姻，却仍然会给人一种跨国婚姻的突出感觉。尽管“我”们之间的婚姻已经持续了十年多的时间，但“我”最早意识到丈夫撒谎，却是因为接到了丈夫妹妹一个出人意料的电话。那一次，在电话里，妹妹突然问了“我”两个问题：“哥哥的出版社有没有好转？还有，哥哥借的一百万什么时候能够还给我？”面对着毫无回应的“我”，妹妹进一步说：“哥哥说等银行的贷款到手，出版社就会归还给他。过了这么久，我想银行的贷款应该到手了，出版社也应该归还给他了。”正是这个不期而至的电话，揭开了丈夫黎本一贯撒谎的本来面目。一方面，“我”打小就讨厌跟人家借钱，另一方面，“我”更无法接受丈夫的撒谎欺骗行为。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更令“我”气不打一处来。既如此，“我”便对丈夫大声斥责：“你是在逃避吗？因为你跟我撒了谎，因为你背着我跟你妹妹借了钱，因为出版社出现了问题。”尽管丈夫一方面向“我”道歉，说不应该隐瞒这些事实，另一方面也强调自己的隐瞒行为不过是为了避免增加一个因了解真相而不安的人，但“我”却仍然无法接受他的撒谎欺骗行为：“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被蒙在鼓里面的感觉，跟受到欺骗的感觉是相同的。我们结婚已经有十年多了，一直像两条平行线，从来没有碰撞过。说白了，就是从来都没有吵过架。究其原因，也许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过于客气了。但今天，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两条平行线突然间纠缠到一起了。我说的是纠缠，不是交结。所以我觉得很烦。”从公共道德的层面上说，一个人原本就不应该撒谎欺骗，更何况，丈夫黎本撒谎欺骗的对象，竟然是和自己朝夕共处的妻子。他的这种行为，对“我”自然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自发现丈夫撒谎骗我，我开始意识到他身上潜在的危险性。怎么说呢？他明明知道自己说的是谎话，却当真的说给我听。我很受伤。”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发现了丈夫的撒谎行为，所以，“我”连同儿子雄大一起，才会以一种轻蔑的口气把丈夫（爸爸）干脆称之为“那个人”。事实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不仅意识到丈夫以前其实已有类似的行为存在，而且还回忆起了当年决定与丈夫结婚时朋友的“话里有话”。前者的具体情况是，早在两年前，丈夫去大阪出差，本来住在妈妈家，结果却在电话里谎称自己住在旅馆里。因为“我”不仅和丈夫是面对面坐了六年的出版社同事，而且“我”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名叫小原，所以，后者的具体情况就是：“我决定跟丈夫结婚的时候，跟小原汇报。小原不说祝福的话，反而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选择黎本这个人呢？’”“我意识到她的话里有话，她不解释，我也没好意思追问。但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原跟丈夫做过十几年的同事，应该很了解他。”按照小说中的描述，“我”和小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生活中一旦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情，“我”都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小原。甚至，当“我”产生自杀轻生的念头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儿子雄大的托付对象，竟然也是小原。既然如此，她们俩之间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尤其是在“我”决定和丈夫黎本结婚的时候，依照常理，既然小原对黎本有看法，就应该坚决反对并设法阻止。也因此，尽管黑孩也已试图用所谓的“话里有话”“没好意思追问”给予一定程度的解释，但在“我”的理解中，小原的暧昧态度与她们俩之间友情之间的不相称，却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而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黑孩小说一个小小的叙事破绽。

但不管怎么说，“我”和丈夫黎本的婚姻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丈夫黎本的撒谎欺骗行为，就不仅仅事关道德精神，而且更是直接关系到了“我”们一家的家庭生计。当“我”进一步追问丈夫黎本到底把从妹妹那里借来的钱花到什么地方的时候，黎本给出的回答，竟然是“钱全部在你手里”。却原来，从妹妹那里借来的钱，全都被黎本用来弥补工资被减少后留下的空挡了。面对如此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状况：“我呆住了。这一刻，除了恐惧我什么都看不到了。他的工资是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工资出问题的话，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漏洞，恐惧盘踞在漏洞里。”尽管说丈夫黎本曾经信誓旦旦地强调不仅出版社已经拿回来了，而且工资也不会有问题，但等到“我”去查证的时候，结果却非常糟糕：“但结果很糟糕。发工资的日子去银行，证明了我的担心是对的。丈夫的工资只有二十五万。事实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从银行出来后，我的心一直忒忒，几乎没有间歇。晚上他有意回来得比较晚，等他的时间里我倍感焦虑。恐惧挥之不去，仿佛现在的生活随时都会崩溃。”由以上情况判断，丈夫黎本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位“撒谎成性”的人。问题在于，黎本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撒谎呢？对此，作家借助于雄大在网上找到的一篇文章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他说看了网上的这篇文章，也许就不会生‘那个人’的气了。文章讲述的是一种叫‘谎言癖’的病。症状是说谎成瘾，即使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也会说谎，是怪癖型人格障碍中的一种特定类型。专家分析出七大动机。”具体到黎本这里，依照雄大的分析，“那个人的动机就是为了逃避某种责任，保护自己免受痛苦，属于自卫行为。”进一步说，丈夫黎本到底为什么要企图逃避某种责任，他的如此一种逃避行为，是否与他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精神伤害有关，所有这一切，虽然由于与作品题旨关系不大，黑孩并没有做更深入的探究，但如果祥加推断，相关结论的得出，恐怕也是必然的。

事实上，丈夫黎本的撒谎成性，既对“我”们的家庭生活，更对“我”自己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但丈夫出事以后，这些美好的日常被打破了。除了家长会，我几乎不参加其他的话动。观摩教学、运动会、文化节，因为成了情绪上的负担，我全部逃避了。所谓黑暗的日子，我想把它定义为精神和物质同处于贫瘠的一种状态。归根结底，我失去了安全感。我老是做着相同的梦，总是房子马上就倾倒了，或者雨水顺着墙壁的裂纹已经渗透到家里。”问题是，虽然“我”的精神境况已经如此糟糕，但丈夫黎本的撒谎成性行为，却依然在变本加厉不管不顾地延续并施行着：“最近我发现，他每次说谎都说得有鼻子有眼，跟真格儿似的。他的样子看起来很真诚。”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点是，在“我”感到实在无法在刘燕燕所统治的记录系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滋生出一种辞职心理的时候，曾经一再从丈夫黎本那里追问确证自己是否可以辞职。“我”问他：“再确认一次，我真的可以去出版社工作吗？那份契约书是真的吗？”黎本的回答是“真的”。“我”再次追问：“我真的可以辞去现在的工作吗？”黎本的回答是“可以”。如此一再反复之后，“我”说：“如果我现在就去找课长说辞职的事呢？”黎本的回答，依然是一种貌似成竹在胸的“那也没有关系。你就去吧。”结果没想到，在“我”已经明确向课长提出辞职的请求之后，事实却又一次充分证明，丈夫黎本此前信誓旦旦所承诺的一切，都属子虚乌有。但请注意，就在“我”因他的撒谎成性而对丈夫黎本彻底失望的同时，却也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了一番不失严苛的自我批判和审视。一方面，虽然“我”在当年曾经公开表示自己之所以会选择丈夫黎本结婚，乃主要因为觉得他“忠厚和老实”，但实际的情况却是：“那时候我独身一人在日本，经常生病，身心都十分十分脆弱。我愿意如他所希望的，把自己像一只宠物似的交给他。”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在丈夫黎本的撒谎欺骗行为中，“我”才进一步洞察到了自身某种心理痼疾的存在：“好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之所以这样被他骗了又骗，相当大程度是我自愿的。对于我来说，他的谎言一直随带着副产品。他的谎言似未来的憧憬，总是给我希望，让我觉得可以逃离眼前的苦海。”却原来，正所谓“打的愿打，挨的愿挨”，丈夫黎本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行骗成功，乃是因为有“我”一次又一次的相信。倘若缺少了“我”的“积极配合”，那黎本在撒谎成性，也不可能拥有成功表演的舞台。也因此，如果说丈夫黎本的撒谎成性是一种难以根治的精神病症的话，“我”的“受虐成性”，也应该被看作是某种精神病症。由此，作家黑孩自然也就触及到了所谓自我批判和审视的命题。而自我批判和审视，实际上也是这部《贝尔蒙特公园》的潜隐主题之一。其实，早在小说开始不久，一种自我批判与审视的意味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注意到，在谈到儿子雄大性格特点的时候，作家写到：“我一向感情用事。丈夫目光短浅，看待事物缺乏宏观上把握。而他小小的年纪却非常理性，比如他考虑事情的时候先从后果着想，从后果一步步往前推，下象棋似的。他会瞻前顾后。”看似表扬儿子，其实自我批判的味道十足。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我”习惯于感情用事，就不仅不会有她那百孔千疮的婚姻，而且也不会有对丈夫黎本撒谎成性行为的一再忍让。到后来，在与大出比较的过程中，“我”对自己进一步有所反省：“我觉得很佩服她。因为她拿得起放得下。而我过于感情用事。就因为这个原因，我的生活总是乱糟糟的。已经活了几十年了，看到许多人无忧无虑地活着，而自己连所谓的稳定期都没有尝试过。”事实上，也正如“我”所明确意识到的，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状况之所以总是乱糟糟的，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不幸遭遇了刘燕燕和丈夫黎本这样一些人物的缘故，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与“我”个人诸如过于感情用事这样一些性格缺陷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

就这样，一方面是记录系里来自于“恶魔式”人物刘燕燕的职场暴力，另一方面又是家里一位撒谎成性的不靠谱丈夫，再加上自己的过于感情用事，“我”的日常生活境况的确称得上是一团糟，是一败涂地。对于这样一种其实既与时代无关，也与社会无关的个人生存境况，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借用所谓“五蕴皆苦”的说法来加以形容。既然除了儿子雄大之外，其他的一切似乎都充满了难耐的苦涩意味，那也只能被称作是“五蕴皆苦”了。关键的问题是，面对着如此一种生命存在的苦境，看似早已束手无策的“我”，到底该怎么办？小说中的第三条故事结构线索，这就有了其英雄用武之处。具体来说，所谓的第三条结构线索，就是指发生在贝尔蒙特公园里的“我”和斑嘴鸭之间的故事。所谓“贝尔蒙特公园”，是位于东京足里区一个城市公园的名称：“东京的足里区跟澳大利亚的贝尔蒙特市是姐妹都市。作为友好的象征，贝尔蒙特市跟足里区共同建造了贝尔蒙特公园。”小说的标题之所以要取名于此，正因为文本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既暗合于当下时代所普遍流行的生态文学主题，更昭示了一种自我精神救赎与超越的希望。这一点，在小说的叙事话语中已经有明确的揭示。按照文本的交代，或许与某种神秘的生理遗传有关，“我”早在十九岁的时候，就罹患了忧郁症，总是想死。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还苟活于人世间，其实与贝尔蒙特公园紧密相关：“因为去贝尔蒙特公园走走的时候，会看到蓝的天、白的云、绿色的树叶、池塘里的金鱼和灿烂的阳光。我自己也说不明白，这时的我为什么会化茧为蝶，一下子飞出内里的那片黑暗。我总觉得我身体里有另外的一个人，她与我的距离好像白天与黑夜的距离。”

具而言之，在小说中，“我”与贝尔蒙特公园的紧密关联，乃集中体现在一群颇受市民喜爱的斑嘴鸭身上。更进一步说，真正与“我”的内在精神世界产生了共振的，又是其中的小不点儿和贝尔它们母子俩。由于“我”的心总是要忒忒，却又查不出什么物理性的病变来，所以医生便建议“我”一定要多去公园里走走。“跟医生的建议有关，跟小不点儿正在孵蛋有关，我在公园待的时间明显多了起来，心思也慢慢地转移到小不点儿身上。”具体来说，小不点儿乃是去年贝尔蒙特公园里出生的一只斑嘴鸭。去年的五月十六日晚上，鸭妈妈一共孵出了十只模样可爱的鸭宝宝。小不点儿是其中成长最慢，也是最后才离开了贝尔蒙特公园的一只鸭宝宝：“鸭妈妈最早带走了两只宝宝，第二次带走了四只宝宝。小不点儿途中受了伤，成长比其他的宝宝慢。其他的宝宝都飞走了，小不点儿才开始练习飞。”这之后，为了帮助小不点儿早日成长为一只成年斑嘴鸭，它的两个兄弟曾经数次跑回公园来带着他学习长途飞翔的本领。过了不久，三只斑嘴鸭终于同时飞离水面，一溜烟地消逝在遥远的天空里：“就这样，小不点儿也离开贝尔蒙特公园了。那个瞬间，我的心里充满了安笃和谢意。小不点儿终于跟家族在一起了。”没想到的是，到了故事发生的今年，一直为“我”所牵挂不已的小不点儿竟然自己也成为了妈妈，在比去年的时间提前了两个星期的情况下，竟然一下子就孵出了十三只斑嘴鸭，比去年还多了三只。如此一种情形，自然会令那些特别喜欢斑嘴鸭的市民们欣喜若狂：“三个人（指“我”、大出以及大岛）一同惊喜起来。我说小不点儿这么小，想不到会生这么多的鸭宝宝。”这么多鸭宝宝的出生，一下子就使得公园里热闹了起来。在众多市民的围观下，小不点儿带着十三只鸭宝宝在水里游来游去：“十二只鸭宝宝作秀似的，毛茸茸地排成‘一’字，剩下的一只孤单单地趴在‘一’字的外边，看上去像一个句号。阳光灿烂，池水亮晶晶的，鸭宝宝萌得让人受不了。我感到心在融化。啊，这个瞬间，如果能持续一辈子就好了。”关键的问题是，“我”的这种良好愿望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对此，作家曾经借叙述者“我”之口吻而有所谈论和暗示：“大出说斑嘴鸭出生后的生存率相当小，只有百分之二十。所以我觉得，是人对生命的敬畏和爱，维系并发展了斑嘴鸭一家的生命。所谓对生命的敬畏，乃是一个过于庞大的主题，涉及生命观以及生命伦理，我根本说不明白。不说也罢。”事实上，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那样，很快地，各种各样的灾难就降临到了这群刚刚出生不久的鸭宝宝们身上。没过了多久，十三只鸭宝宝里竟然只剩下了贝尔这一只鸭宝宝。贝尔，是一个名叫惠子的女性给这只硕果仅存的鸭宝宝起的名字：“问她为什么起了个‘贝尔’的名字，她解释说，这里是贝尔蒙特公园，取公园名字的前两个字。还有，英语‘贝尔’的读音是熊，希望鸭宝宝能够长得跟熊那么大。想到熊是庞然大物，我为惠子的愿望所感动，内心涌过一种冲动，有点儿迷迷糊糊的了。”在小说中，无意间真正对“我”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根本影响的，正是这只被寄予了巨大希望的贝尔。具体来说，那是在一个暴风雨肆虐的夜晚。就在“我”们为贝尔担心不已的时候，贝尔却在不经意间表现出了特别的智慧：“风雨从西南方向吹来，而贝尔蹲在东北方向的石墩上。风雨被木墩阻拦，贝尔既吹不着风，也淋不着雨。大岛望着我，笑嘻嘻地说：‘这只鸭宝宝不愧是十三分之一。因为它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才能够活下来。’”贝尔的如此一种智慧之举，一下子便击中了“我”的内心世界：“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只有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感动。我觉得贝尔比我伟大很多。大岛跟我说了一句话，但淹没在风雨声里。我让他再说一次，他大声地说：‘不知道为什么，看见鸭宝宝这个样子，觉得自己其实挺幸福的。忽然想加油，想好好地活下去。’”大岛根本不知道，他这个时候道出的，也正是“我”的心声。毫无疑问，“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从贝尔这里获取了人生的重要启示：“好几次，我的心里闪过亮晶晶的线，像闪电，像裂口，像万家灯火的一个窗口。”事实上，也正是在目睹了贝尔的这种智慧举动后的某一个瞬间，“我”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说真的，就在这个瞬间，我突然决定辞职了。是决定，不是打算。”自此之后，虽然贝尔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它在暴风雨中的生存智慧对“我”所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却再也没有被真正撼动过：“说真的，最近的我，无论家里还是家外，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贝尔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在我觉得逐渐失去很多东西的时候，唯一没有被摧毁的是生存下去的欲望。台风那天贝尔躲在木樽下面的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就像发动机给我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如果说我的人生是一个混合着污秽的故事，而贝尔便是故事中唯一的景色，就像脚下明媚的草地。”很大程度上，正是贝尔的存在，促使一贯感情用事的“我”开始以勇敢的态度面对包括职场与家庭里的那些风风雨雨了。

既然小说被命名为“贝尔蒙特公园”，那不仅从贝尔蒙特公园始，而且从贝尔蒙特公园终，也就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到了小说的结尾处，作家写到：“贝尔蒙特公园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从春天到夏天我一直在追逐贝尔。追逐贝尔，本来是我忘却现实和摆脱恐惧的一种手段，但贝尔为我展示的，却是一场又一场的试炼。一只小小的斑嘴鸭，活下去的意志和力量，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令我在危机中感受到一种永恒的存在之力。”在这里，作家所特别强调的，依然是斑嘴鸭贝尔给予“我”的那种积极面对生活苦难的生存启示。这一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辞职之后重新面对役所的时候，“我”的心再也不会忒忒个不停：“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觉得无所谓了。下一次我走进役所大楼的时候，是一个克服了心忒忒的普通的客人。”不仅如此，“我”也还有了一个新的生活目标：那就是，等到“哪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或者雄大回家的时候，或者在家的时候，能够听见雄大自自然然地叫我一声‘妈妈’。”一部深受日本“私小说”传统影响的，旨在真切描摹表现个体生存苦境的现代长篇小说，能够在结尾处以这样一种方式实现自我精神的救赎和超越，无论如何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