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春天，正当反"清剿"、反封锁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获得敌人的密令："要组织一万民众，自带柴刀、火柴和七天的口粮，随军搜剿。违抗命令者，以通匪论罪，格杀勿论。"
陈毅同志当即和我们一起，对这个"密令"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在游击队广泛发动群众对抗"封坑"，使敌人的阴谋破产后，敌人施展的一个新花招，目的是把油山变成秃山，使游击队无处藏身，从而断绝革命的根苗。
随后，陈毅同志又到项英同志的驻地，共同分析了敌人内部的矛盾，认为大余、信丰和南康的敌人，不属同一建制：大余是余汉谋的第一师；信丰是余汉谋的第二师；南康是保安队。他们之间不可能协同动作。
针对这些情况，项英和陈毅同志作出决定：
把信丰境内的几个指挥机关，分散到大余、南康境内暂时隐蔽，并把游击队住的棚子拆掉，以消灭目标；
在敌人开始搜山抄山时，游击队主力乘机挺进山外，袭击敌人的据点和后方，迫使敌人出山；
发动被迫进山"搜剿"的群众，故意拖延时间，使敌人不能按计划进行；在搜山时，由党员发动群众大声吆喝，示意游击队迅速转移；
再发动群众中的游击小组，在山外割电线，打冷枪，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吸引敌人出山；并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向国民党保甲长发出警告。
不几天，粤军余汉谋果然要大余、信丰、南康的群众，分路大举搜山。每路前有群众二三百人，后有敌军一个连，从四面八方向游击队的驻地搜抄。
当拉成"一"字形长蛇阵的人群，缓缓地向前蠕动时，我们在山里，远远就可以听到"杭唷！杭唷！"的歌声，那是群众示意游击队：反动派来搜山了。
当敌人用枪刺威迫群众砍树时，群众故意拖延时间。当着敌人的面，用刀口砍两下；敌人一走开，就用刀背砍。结果是砍树声怪响，一天却砍不倒几棵树。
敌人认为可疑的山窝子，就站在上面要群众带着鸟枪、梭标下窝子搜。可是，搜来搜去，却没有搜出一个游击队员。
在信丰的上乐地区，敌人要搜山群众到对面山上烧茅草。这一手是很毒辣的，因为茅草一烧，火势蔓延，酿成大火，就会毁坏大片山林，把游击队烧死在里面。
为了对付敌人，群众队伍中走出两个人，一个是大小窝党支部书记老郭，一个是共青团员小肖。他们表示愿意带领敌人去烧山。
到对面山上去，必须越过一条河沟。河沟没有桥，只有几块石头，散乱地露出水面。当他俩过河时，故意把身子一歪，跌倒在河沟里，并趁跟在身边的两个敌人没有提防，顺势把他们的右腿一钩，左手一拉，就拉下了水。另外两个敌人，也被水浪溅了个一身湿。敌人恶狠狠地把他俩骂了一阵，要他俩继续在前带路。
到达茅草山时，他俩掏出火柴盒一看，火柴全都浸湿了，根本擦不着。于是，敌人只好把自己身上的火柴掏出来，但他们的火柴也是湿的，哪里擦得着。气得敌人大骂："混蛋，滚回去！"
傍晚，敌人缩回乌龟壳里去了。半夜里，当地的游击小组就活跃起来了。他们带着刀具，跑到电线杆下，一个人踩着另一个人的肩膀，把几十公尺长的电线割下来，丢到深山里，或沉到水塘里。然后，在电线杆上贴上游击队的标语。第二天，敌人出来查看时，群众说："昨晚狗吠得凶，可能是游击队下山来过。"敌人看到电线杆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士兵不打士兵！"落款是"红军游击队第 x x 支队第 x 大队。"敌兵装着没有看见一样，连忙缩了回去。
就在上乐地区敌人开始烧山搜山的当天晚上，雌山游击队急行军八十里，潜入到敌人后方的信丰犀牛一带。他们白天隐蔽在密林里，晚上出来放冷枪，贴标语，打乡公所，抓土豪。群众游击小组则配合他们割电线，造声势，在洋油箱里放鞭炮，纷纷传说来了游击队。游击队则从犀牛、牛颈，一直游击到龙回、大龙，闹得敌人晕头转向，弄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游击队。
在敌人发起搜山的第三天，被裹胁到山里的群众就跟敌人闹："你们要我们来搜山，游击队却搜到我们家里去了。我们不搜了，要回去保家。"敌人士兵在山里，日晒雨淋，夜里更被蚊子咬得苦，怨天尤人，骂道："搜山，搜山，搜他妈的，连个'土匪'的影子都不见！"敌人生怕游击队端掉他们的老窝，便提前把部队调出山，把被他们胁迫进山的群众解散。
敌人出山，游击队回山。
敌人苦心经营的"万人大搜山"，闹腾了几天，只好草草收场。
二
敌人的这次"万人大搜山"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敌人并没有放弃采用移民、并村、搜山等手段来困死扼杀游击队。因此，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在给养上所遇到的困难，是人们难以想像的，在那种情况下生存下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游击队只有为数不多的步枪，而且多是"单响枪"，不是没有"抓子钩"，就是没有"顶子簧"，打了一枪，子弹壳退不出来，要用通条捅了以后，才能打第二枪。
到敌人后方去执行任务，一般说短枪是不可少的。但是，那时要弄到支短枪，是多么难啊！我们有时只好把长枪的枪柄锯短，别在长袍和上衣里面，当短枪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主要靠打伏击战，从敌人手里缴获枪支弹药，解决补给上的困难。同时，也靠打土豪，迫使土豪为我们购买枪支弹药。另外，我们还发动群众到敌人那里去"偷"。但往往"偷"到了枪，却"偷"不到子弹。所以，我们每支枪配备的子弹很少，一般只有三五发。
吃饭的困难更大。特别是在敌人"清剿"、"搜山"最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大家只好用野菜充饥。有一次，陈毅同志与敌人猝然遭遇，他和警卫员在茅草丛里躲了三天，挨了三天饿。第一天，他们把随身带的盐，拌和着山上的糯米草（江西老俵把它当作喂猪的好饲料）咀嚼。第二天，他们饿得爬不动了，想到沟边取水也没有力气了，只好静静地躺着。幸亏第三天，我们在山里找到了他们。
我们在买到米的时候，就拿两块石头搭个灶，用脸盆或茶缸烧饭。为了避免暴露目标，炊事员和游击队员们还想出了种种巧妙的办法来做饭。拣枯枝，劈细柴，白天烧火不出烟。夜晚烧火的时候，上下左右都围以被单，不透火光。有时，没有锅做饭，大家就地取材，从山上取来一截竹筒，捅开竹节，装进米和水，用泥巴封住两头，横放在火堆中，等到竹筒将要燃着时，劈开竹筒就是熟饭。正是："一根竹子大又长，捅开竹节把米装。烤上一堆闷星火，掏出米饭喷喷香。"
我们经常吃不上菜，就用盐水泡饭吃。有时能吃上点广东海带、咸鱼和信丰的萝卜干，就算很不错了。不过，情况不太紧张时，我们也积极想办法"改善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上好吃的东西多着呢！油山有杨梅、竹笋，都可以吃。还有一种叫作"挪"的野果，类似香蕉，又香又甜，既能解渴，还可充饥。北山、梅山有一种名叫"石鸡"的山田鸡，大的一只有半斤重，也是改善生活的美味。情况好些时，我们夜里出去捉蛇和石鸡。火光一闪，蛇就缩作一团，很好捉。电筒一亮，石鸡就跳到亮处来，一动也不动，一捉一大篓。这种山田鸡，可以炒了吃，也可以做汤吃，汤白得像牛奶，味道很鲜。我们有时还出去掏马蜂窝，掏蜂蛹吃。在大树林里，马蜂很多。但掏的时候，老蜂要来叮。我们就用竹筐套在头上护着，然后点着干草，对准蜂窝口熏，老蜂子被火烧死或者飞走，我们就把里面的蜂蛹掏出来，炒了吃，又香又脆。山上还有山牛、山羊、野猪、豹子、老虎等各种野生动物。要是能打上只野猪和山羊、山牛，那就太好了。可惜有时因怕打枪暴露了目标，即使它们来到身边，我们也不敢开枪，只好同它们"和平共处"。
每当我想起这段生活时，陈毅同志那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诗句，便在我的耳际回旋：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初到油山时，我们还可以在偏僻的地方找些小房子住，后来敌人为了使我们"无驻脚煮饭之所"，竟把那些小房子连同深山密林里的纸厂山棚都烧毁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只好风餐露宿。雨天，大家撑把伞在大树底下，背靠背地坐着睡。晴天，就往古坟的石板上一躺，仰卧着看星星月亮，与天地同归。正是："天当房，地当床，打个盹儿入梦乡。"
赣南一开春就是雨季，几乎天天下雨，靠把伞撑着，人整天泡在雨里，夜里简直无法入睡。特别是深山密林，春寒长，秋凉早，夏天也往往是夜凉如水，露浸肤寒，冷得人被冻醒。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里，用明白如话，饶有风趣的诗的语言，再现了我们当时的情景：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遇到雨季，困难更甚。他还写着：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
大树遮身待晓明。
几番梦不成。
在情况较为稳定的时候，为了不在大树底下撑把伞过夜，大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己动手搭棚子。有时是用芒杆搭成"人"字形的棚子住，有时又搭成竹棚、杉皮棚和布棚。我们用竹子搭棚时，先把竹子剖成两半，然后在棚顶上把竹子一根根排列起来，就像一排排"玻璃瓦"。可是由于剖竹子时响声很大，容易被敌人听见，便改用杉树皮搭棚。但是，杉树剥皮以后，白花花的一大片，也容易暴露目标。于是，大家又想出了新办法：发给每人一块蓝布，蓝布的四角钉上绊子，往四周树上一挂，便可遮露挡雨，搬起来也方便，只要把蓝布一解，把地扫干净就行。游击队每个班都有一把勺，搬家时只要用勺泼水，就可以消灭地上的痕迹。当然，遇有山洞的地方，我们就在洞里过夜。
1935年冬，赣南下了一场几十年未有过的大雪，树枝上、茅草上，到处挂着一串串冰棱，粗得像一根根冰棍。冷风吹来，相互撞击，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有的碰断了，就"哗﹣﹣噬﹣-"一直溜到山下。突围上油山时，我的背包和衣服都丢光了。到达油山后，要添点衣服，也难以办到。这一年，我就只穿一件夹背心、两条短裤，度过了寒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子盖。那年冬天，我就和杨尚奎同志合盖一床薄薄的毯子。你拉过来，我拉过去，怎么也盖不严。那凛冽的寒风，钻进了棚子，我们翻来覆去，浑身像打摆子似的，一刻不停地打颤，上下牙齿碰击得又酸又痛。我们就这样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了无数的风雪之夜。
那个时候，"风击悬冰碎万瓶，野营人对雪光横"（陈毅诗《雪中野营闻警》)，不能说是不难；"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野营转战车"（陈毅诗《野营》)，不能说是不苦；日搜夜剿"满山抄"，不能说是不险。但是，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亲密无间；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游击战士，从不叫苦。不论是在杳无人烟的深山里，还是在昏暗潮湿的森林中，不论是遇到狂风暴雨的袭击，还是遭受饥寒交迫的冻馁，大家总是谈笑风生，乐趣融融。而且只要情况许可，大家就小声唱起红军歌曲、新山歌和赣南采茶调来。特别是陈毅同志，更是胸怀坦荡、豪爽乐观、幽默风趣、泰然处之。他当时写下的那些诗篇，充分地反映了他那镇定自若、坚毅顽强的高昂革命斗志，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
三
在粉碎敌人搜山封坑的斗争中，我们游击队员固然能想出种种办法来对付困难；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困难，最根本的还是由于我们游击队员对党始终怀有坚强的信念，并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支持。
记得在1935年冬，下了一场大雪之后，我们被困在深山里，与山外群众的联系，几乎完全隔断。粮食已经吃光，野菜也没法寻找，大家都在发愁。
正在这时，指挥机关派出去搞给养的事务长回来了。他历尽艰险带回来一布袋的大米和干菜，真是使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当他从布袋里往外掏大米和干菜时，他还兴冲冲地说："不用发愁了。山林里到处有小仓库，要米有米，要盐有盐，老俵都替我们准备好了。"大家听了都跑进树林里去找"仓库"。有的找到一根作了记号的竹杠子，拉开杠头的塞子，果然淌出了白花花的大米。有的扒开小土堆，取出一只陶瓷缸子，揭开盖子，香气扑鼻，原来是黄澄澄的茶油。当有个同志找到了一缸子盐时，另外一个同志又叫了起来："呵，辣椒、萝卜，还有咸鱼、牛肉干巴呢！"
这些粮、油、菜、盐是哪里来的呢？后来了解，是这么一回事。随着移民并村搬到山外去的群众，同游击队联系不上，也非常着急，就到敌人那里去闹，说我们从山里搬了出来，在山外没有饭吃，没有柴烧，让我们进山去种地打柴。敌人是不会掏腰包养活老百姓的，就不得不答应群众进山。除了在初一、十五"开禁日"，允许群众自由上山打柴外，平日也只好派出队伍押着群众进山。群众就趁机把干粮、食盐、干辣椒、咸鱼、腊肉、报纸和敌人活动的情报，带到深山里，四处一丢。我们得到消息，晚上去一摸，便得到了供给。
这个办法，渐渐地被敌人发觉了，敌人对进山群众搜查很严。于是群众又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把挑柴的竹杠的竹节打通，里面装上米、盐和其他食物，然后把这根竹杠丢在山上，下山时另砍一根竹子当竹杠，挑柴回去。
这个办法，又被敌人知道了。狡猾的敌人就躲在群众打过柴的地方，伏击游击队。我们吃过亏后，也就特别警觉，一定要看准了才去拿，或者乘机调动部队打他一下。有时，敌人也用丢东西在山里的办法来诱使我们上当，但我们早已从群众那里得到了情报，根本不动他的。过了几天，敌人看看他们丢的东西还在，以为这山没有游击队了，就不来搜山，我们倒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要是偶尔山上的老虎把敌人丢在那里的东西吃掉，游击队反而非赶紧转移不可。
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粮食，送干菜，而且想方设法为我们送情报，作掩护。
有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封锁一个庄子，挨门挨户地清查，随便捕人。被捕的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知道：在敌人的淫威下，硬是顶住不讲，也许还可以活；如熬刑不过，讲了，讲一个就会追十个，一牵一大串，最后是自己死得更惨，而遭殃的人也更多。因此，就是被敌人打断手，打断脚，打得死去活来，也是不吐半句真情，要死就死一个，决不害共产党。有的儿子被捕了，母亲就给国民党连长送老母鸡，连长收下老母鸡，在母亲身上踢一脚："滚你妈的。"母亲倚在门坎上哭，哭得连长不耐烦了，骂一句："他妈的，去，劝劝你的儿子。"儿子被吊在屋梁上，早已被打得半死。母亲一面擦抹着儿子身上的血，一面哽咽着对儿子说："连长大人要我劝劝你，你要知道好歹，千万别乱讲。"那儿子听了这样的嘱咐，也就心里明白，更加坚定了。
有时，敌人对靠近山区在他们看来是"最不可靠"的庄子，采用"欲擒故纵"法。在那些庄子里敌人知道游击队常常出没，却故意不驻一个兵，也不来清查户口。过了几个月，他以为游击队麻痹了，不再警惕了，就突然把那些庄子包围起来，等待游击队的来人。这时群众通知游击队是来不及的，但群众有的是办法，庄前庄后，庄里庄外，场坝外边，窗户里边，树梢墙头，到处都有群众与游击队约定的暗号。比如，敌人见到在村头放牛或打猪草的群众，就喝问："'土匪'在哪里？"群众说："不知道。"敌人说："回去！"群众说："回去就回去。"群众随手把赶牛的鞭草堆上一插，或者把割草的篮子往竹篙上一挂，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不进村了。到了夜晚，群众放哨，也和我们约好了口令。如果国民党的兵来了，答不对我们的口令，群众就故意一面叫喊："'土匪'来了！"一面就向他们放土炮、鸟枪。
有时，狡黠的敌人故意蓄着长发，留着长胡子，穿着破烂的衣服，蓬头垢面，装成游击队员或红军伤兵，在游击队驻地附近或赤白交界区，深更半夜敲老百姓的门："同志，同志，请开门，我是打散的游击队，讲讲阶级友爱，弄点饭吃吃……。"老百姓要是答了话，开了门，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不过，那时，群众的警惕性也很高。对陌生人叫门，固然不答应；就是很熟的人，夜里也不随便开门。只有听出口音，听出是自己人才开门。
有一次，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敌人装扮成游击队，到离我们驻地不远的王老头家喊门。斗争经验丰富的王老头，一听装模作样的喊门声，心里便有底了。他根本不理睬。那些家伙死命地叫了一气，不见开门，就使劲把门打开，气势汹汹闯进来了。他们见了好吃的东西，就拿来吃，边吃边说什么他们是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好容易才来到这里的。
王老头见这光景，心里完全明白了。于是，他就咒骂起来："你们是'土匪'，快给我滚开。要不，我就要去报告国军了。"那些家伙装模作样地说："不，不！别误会。我们真的是红军。"王老头听了，骂得更凶了。他老婆拿起扫帚，警告那些家伙："你们快给我滚！再不走，我就要把你们赶出门了。"
厚颜无耻的敌人，挨了一顿臭骂之后，竟窃窃私语，哈哈大笑，还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说："你们呱呱叫，呱呱叫！……"随后，像狗一样夹着尾巴溜了。老俩口倚在门口，指着敌人的背影，愤怒地骂道："什么呱呱叫，呸！--"
在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群众舍生拚死地支援游击队的故事是说不完的。群众与游击队的这种情谊，是经受了长久的战火考验，决不是偶然的。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里，满怀革命激情，热烈地歌颂了这种骨肉情谊：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项英（右）、陈毅（左）与陈丕显（1939年）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又名家煜，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苏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起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