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冉益智叛变，供出了罗广斌在内的大批地下党。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中将，特务头子怕得罪他，就提前打招呼：“你弟弟是共产党！”

罗广斌是四川人，从小家境优渥，不知生活愁苦滋味，乡邻皆尊称其为“幺老爷”。罗广斌的父母都是国民党员，其兄长罗广文是蒋介石嫡系将领，国民党陆军中将，统帅十七万大军。

按说在那个年代，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何其幸运，但罗广斌却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自幼勤奋好学、积极上进，而且非常乐于接受新思想。

抗战开始后，为躲避空袭，罗广斌随父到外地读书。期间他遇到初恋牟学莲，罗广斌对这份感情极其认真，但其父母深受封建思想影响，了解到牟学莲家庭出身不好时，强烈反对二人交往。

意识到封建家庭对年轻人压迫之深之苦的罗广斌，对封建社会有了很多思考，遂产生了离开封建家庭，摆脱控制的想法。

1944年，19岁的罗广斌在成都读中学时，马识途是他的老师。在他的帮助下，罗广斌得以离开家庭，来到西南联大附中继续学习。从这时起，罗广斌正式踏上了革命之路。

在附中，罗广斌结识了很多进步青年、共产党员等，在与他们交往中，罗广斌的思想有了进一步提升。

1945年，罗广斌在昆明参加了“一二·一”学生运动，并担任西南联大附中壁报联主席。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深刻体会到了“革命”的含义。

1947年，罗广斌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这年六月，罗广斌又参加“六·一社”，后又在“反内战”学生运动中，担任了西南学院系联合会主席。

但此时，罗广斌由于过多抛头露面，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注意，组织上为了他的安全，将他安排到了健民中学教书，同时负责刊物《反攻》的印制工作。

随后，组织上又将其派到川东秀山中学教书，并以此为掩护，帮助组织开辟新斗争据点。

1948年，罗广斌通过江竹筠、刘国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我党的地下刊物印制点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其中包括刊物《反攻》，罗广斌又一次转移。

7月，罗广斌收到组织命令，要求他回到家中与父母的恢复关系，并借此机会统战其兄长罗广文。可还没来得及着手，他的战友刘国定、冉益智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抓获。

冉益智受不了特务的刑讯逼供，随即叛变革命，出卖了包括罗广斌在内的多名地下党员。

特务头子徐远举考虑到罗广斌的兄长罗广文是国民党中将，便不敢轻易逮捕他，于是就先跟罗广文打了个招呼。罗广文考虑了一番，想到弟弟入狱吃点苦头，兴许能转变立场，就默许了这件事。

可是，无论是徐远举还是罗广文，都低估了罗广斌的立场。面对国民党流水一般的刑具，罗广斌硬是咬紧牙关，对我党的秘密一个字都没透露。

罗广文见如此，不忍心再让弟弟吃苦，暗示徐远举将自己的父亲找来劝降罗广斌。

可罗广斌不吃这一套，对父亲说道：“爹，您来也没有用，我之所以干这些事，最初的动因就是家庭。但是我对不起母亲，请您转告她，就当你们只生了我大哥一个儿子。”

特务们见罗广斌如此顽冥不化，又将他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碍于罗广文的面子，在渣滓洞，特务再次找来其父劝降罗广斌。

这次特务表示，立场转变不了没关系，只要罗广斌出来之后不再从事地下党活动，便可以将其无罪释放，之前的新仇旧怨一笔勾销。

罗广斌听到这些当即破口大骂起来，眼神坚定地看着特务，一字一句、干脆利落地说道：“我办不到！”

罗家人及特务彻底对罗广斌失望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渣滓洞内一片欢腾，狱友们都坚信黎明就要到了。他们凭着想象，秘密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拿着这面旗走出渣滓洞。

惨无人道的国民党反动派见大势已去，随下达命令彻底“清洗”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对关押在此的中共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1月27日，三百余名烈士牺牲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罗广斌和几名狱友带着那面五星红旗逃了出来，成了这场屠杀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惨死狱中的战友，满怀忧愤写成几万字的《报告》，并将其上交给了组织，为后来人们研究那段黑暗历史提供了大量材料。

罗广斌一直在重庆从事团的工作，后又调至重庆文联从事创作。1959年2月，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合著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出版，引起读者强烈反响。

后来，在《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罗广斌、杨益言又创作了长达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岩》。

1967年2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罗广斌坠楼身亡，具体原因不明；1976年，罗广斌获得平反；2019年，其代表作《红岩》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