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项英让新四军“全军覆没”，叶挺被抓，彻底激怒了毛主席

尽管毛主席一直在强调，在抗日的同时要时刻提防蒋介石，甚至要时刻做好面对最黑暗的局面，也就是中共要做好被日军和蒋介石大军双重夹击的准备。没想到，毛主席在1940年下半年一再着重嘱咐的事情，仅仅过了半年，也就是1941年的1月，蒋介石就将毛主席的预言统统变成了残酷的现实。

当然，当时正是联合抗日的艰难时期，可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的实行“小动作”，让毛主席不得不时刻警惕。毕竟，在1939年，蒋介石就在华北发动过反共战争。

而时间才过去短短半年多，蒋介石又将反共的目标定在了华中。

蒋介石为什么这次要针对华中地区呢？主要有三层原因。

第一，从当时抗日战场出发，华中地区两侧正好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就是说，华中地区是新四军和八路军相互连接的桥梁。从蒋介石的角度出发，控制住华中地区就相当于切断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没有八路军的支援，消除新四军就显得比较容易。

第二，与当时整个抗日战场相比较，华中地区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都是十分发达的。从蒋介石的角度出发，这里的油水比较多，适合贪婪的人。

第三，当时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就明确主张“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因为日本侵略者战领了华中地区后，老百姓对抗日发出了极大的渴望，于是毛主席看到了非常辽阔且适合发展抗日游击地的华中地区。

而自始至终，从蒋介石与毛主席较量的这些年来出发，便不难总结出一个规律：毛主席看重的，蒋介石一定要去破坏，一定要去抢，一定要去阻止。

接下来，咱们一起回顾那段新四军血战七天七夜后“全军覆没”的最黑暗时刻！

一、

1939年春天，周总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的指战员们一同确定了接下来的行动方针：“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年的12月，刘少奇为了指导华中地区的工作，也来到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周恩来和刘少奇都亲自出马了，足可见中央对华中地区的重视程度，可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新四军面临诸多艰难：

第一，新四军的队伍很杂，由来自8个省14个地区的游击队组成；组建晚，抗日战争开始后才组建起来的，所以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做到像八路军一样的指挥和行动上的极大统一；装备差，本来八路军的装备就比较落后了，但其实跟新四军比，八路军的装备还是相对优质的。

因此，倘若开赴前线作战，新四军必须要经过整编和训练，而且战斗力也比较弱一些。

第二，从地理位置出发，华中地区主要是平原、湖沼，对于习惯根据复杂地形开展游击的新四军而言，实在需要一段适应期。

第三，新四军组建稍晚一些（上文也提过），1937年12月25日才成立了军部，直到1938年2月才陆陆续续完成了相对的集中：江南一带的在皖南集中，江北一带的在湖北黄安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

可见，根本没办法做到迅速的集中和统一。

第四，纵使新四军在开赴前线前，已经做了整编训练，可战场瞬息万变，此时的日本侵略者相比于八路军奔赴前线时要更加的狡诈和残暴，而且，新四军除了面对日军，还要时刻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偷袭。

以上种种不利的因素叠加给一个才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四军，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这些不利因素也为后来新四军军部的惨败，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对于新四军面临的困境，刘少奇的评价客观且全面：

“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

可见，此时的国民党对于当时开赴前线的八路军来说，抱着的是试一试的态度，而今国民党对新四军是抱着限制和打压的态度。

二

1940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皖南（由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组成，由叶挺、项英率领）、江南指挥部（由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组成，陈毅、粟裕率领）、江北指挥部（张云逸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

尽管目前新四军的兵力相对集中，但是往后的行动方向仍然还没有定下来。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此时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

项英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理由很充分：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

刘少奇却认为：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

后来，中共中央讨论后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于是，王稼祥给项英以及其他两个地区的指战员发去了中央最后决定的电报，电报中不仅给项英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同时还给他讲清楚了为什么要这么决定，还给出了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供参考和学习：

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

从中央给项英发去的电报内容来看，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可是，为了让项英更加的下定决心，10天后，毛主席和王稼祥又再次给项英和叶挺去电：

“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

得到中央的指示后，由张云逸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江北指挥部火速瞄准时机往中央指示的方向发展，在短短的三月里，队伍就壮大了三倍，由五千人发展到了一万五千多人，逐步为往苏北方向发展打通了前进的道路。

可是，新四军的顺利发展，让蒋介石十分不爽。于是，蒋介石火速下令给四位大将：顾祝同、李品仙、汤恩伯、韩德勤，对江北的新四军发起了攻击。

蒋介石这次针对新四军挥出的手笔有多大呢？看看这四个人的职位便可知道。

顾祝同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品仙是第五战区副司令，同时也是桂系的重要将领，汤恩伯是第31集团军总司令，而韩德勤也是苏鲁战区的副总司令，可以说，各个来头都不小。

新四军在抗击日本侵略者，作为联合抗日大军的统帅蒋介石却将利箭对准新四军，这种操作，实在令人心寒、心痛。

见此情景，毛主席立刻向各指战员发出警告：国共摩擦中心接下来会是华中地区。同时，毛主席还作出了周密的军事部署：

“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

当时，皖南已经被国民党的三个大军团团包围，而叶挺和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正处在皖南，毛主席及时看清局势后就给项英和叶挺发去了行动指示：

“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眼见新四军局势越发不妙，4月1日，毛主席下令：八路军紧急抽调四万到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赶到华中，前去支援新四军。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军事部署，江北的新四军先是制止了桂系的东进，采用相对和平的方式：劝告和争取，与此同时，对于往苏北进攻的韩德勤部采取的是击退手段。

在日本侵略者肆虐的国情下，毛主席一再强调对于国民党大军的态度，要有礼，有力，有节，尽可能采取“正当防卫”，切不可“防卫过当”。

所以，对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采取的是军事击退，对于国民党大军的推进，采取的是相对温和的态度：劝告和争取。

时间来到四月初，蒋介石眼看自己的反共大军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便要求朱德和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华中问题。

上级作出了示范，下级也就学会了照搬。于是，顾祝同也邀请袁国平（新四军组织部主任）来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

本来大家联合起来的初衷是要抗击日本侵略者，可现在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进攻对象改成了新四军。对局势有着敏锐洞察力的毛主席忧心忡忡的说道：“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

尽管看出了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的可耻行为，但从时局出发，毛主席还是抱着一点点和平解决的希望，咬牙同意了周恩来去重庆谈判。当然，毛主席非常希望通过周恩来的谈判就可以扭转国民党反共的局面，但太了解蒋介石的毛主席还是做了两手准备。

这边，周恩来前去重庆谈判，那边，毛主席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指战员发去电报：

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

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当然，狡猾如蒋介石，谈判归谈判，军事部署的算盘仍然打得非常响亮，眼看进攻江北占不到任何便宜，蒋介石就准备将进攻目标从江北改变为进攻江南。因为他们对江南的新四军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正是因为有蒋介石这个统帅在布置这样的局，所以作为下属的顾祝同才在谈判中多次提出新四军要全部南调，这种无比荒唐且不切实际的要求。毕竟，只要新四军全部南调，新四军就将集中在苏南狭小区域，这样也就完全切断了与八路军的联系，而新四军没有八路军的支援，国民党要消灭新四军便显得轻而易举。

可是，不管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再好，心中早已有所防备的毛主席已经看穿了一切。毛主席十分清楚，韩德勤部向新四军进攻，苏北的新四军完全可以将其击退，可这样一来，在皖南和江南的新四军便会遭到顾祝同的严厉打压。

而比起江南的新四军，皖南的新四军最让毛主席牵肠挂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皖南的新四军中有新四军最精锐的队伍——新四军军部，拉起一支队伍或许对于指战员来说不算难，但是失去一个干部对于当时备受内外夹击之苦的中共中央来说，实在太过艰难，毕竟，当时正是急需干部队伍的艰难时期。

而且，当时的皖南北边有日本军舰封锁，而国民党大军又在东西南面重兵把守，可以说，皖南的新四军完全被日军和国民党兵团团包围，随时有紧急危险。所以，哪怕身经百战的毛主席才对此忧心忡忡。

这天，毛主席又给项英发去电报，言辞尽显焦急和担心：

“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一向胸有成竹的毛主席，在看到皖南的新四军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始终还是透露出了担忧，太了解项英的他希望项英可以超常发挥，随机应变。

但不管抱着如何急切的期望，毛主席还是继续给刘少奇和项英发去电报，继续叮嘱道：

“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的发来电报，说明事态的严重，加上身处战场多年，早已对其拥有敏锐判断力的指战员们也意识到了危险的逼近，但接下来要如何战胜困难，走出危险地带，作为新四军领导的项英、陈毅、粟裕三人中又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决策：

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

三人展开激烈的讨论，可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说服彼此，而大敌当前，不能有丝毫的迟疑，于是将方案交给中央，权衡利弊后，中央最终采纳了陈毅和粟裕的主张：

“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按理来说，中央已经给出指示，而且此刻处于危急关头，项英应该立刻按照上级指示行事，以免错过最佳时机。

可是，眼看着局势在一步步恶化，项英却表现出了犹豫不决。

迟迟不见项英行动后，毛主席生气极了，第一次对项英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毛主席和中央下达的指示已经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不要搞特殊，在危险面前要敢于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拥有话语权，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所以，当这个指示下达后，陈毅就率领自己的队伍（第一、第二支队）火速北渡长江，往苏北前进了。

陈毅的这一招，让国民党计划在苏南一带将新四军一网打尽的美梦落了空。

但是，项英这边呢，仍然不肯按中央的指示行动，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那个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他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

在那个战火纷飞，敌人四面包围的关键时刻，稍有不慎就可能措施良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此时的项英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犹豫不决中固执己见，于是没有往东行军离开苏南，自然就无法与陈毅会合，继而失去了转移的良机。

如果自身拥有过人的本领，能够拥有打败敌军的自信和实力，那么项英坚持己见还情有可原，只可惜，项英并没有。

一来，不听中央指示，及时转移部队，二来，对国民党大军没有做好任何的防备，这必定让皖南的新四军处于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危险的局面。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1940年6月）， 国际形势又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

可能今天的我们会想，国际形势出现变化，与我国有何干系？就像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得热火朝天，我们仍然生活得稀松平常。但当时的中国不是今天的中国，当时的日本还侵略着中国，狡猾的日本人是这么想的：

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的命令。

这边，蒋介石眼看国际上的几个大国乱做一团后，立马感觉到此刻正是他解决中共的最佳时机。于是，蒋介石瞄准时机提出了无耻的要求：

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

蒋介石的意图简单明了，要红军好不容易扎根的根据地统统纳入到自己的统治区域内不说，还要将红军的全部开到国民党大军重兵驻守的省份，完全就是想要一网打尽。

蒋介石这一操作，使得国共两党代表人正在进行的谈判，变得毫无意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是这次谈判的中央代表）只能愤怒的回到延安，一起商讨接下来的应对措施。

后来，中共中央一连开了五天会后，为了更好的应对局势，周恩来还是回到重庆继续进行谈判事宜，而毛主席也在延安加紧部署抗日和与国民党的防御工作中。

时间来到1940年8月20日，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八路军出动105个团，总计约20多万人，向日军发起了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直到12月结束时，八路军前后作战18000次，日军被毙伤人数高达20000多人，伪军5000多人，俘虏的日军有200多人，伪军有18000多人。

这场惨烈的战役，被称为“百团大战”，而这赫赫战功的背后，是八路军用17000多人的伤亡为代价，书写的。

很多人今天谈起那段抗日历史，总是会自以为是的认为国民党大军才是的抗日的主力，八路军发挥的作用很小，甚至有人直接抹黑红军，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功劳都吹给了国民党，骂声都留给了曾经浴血奋战，牺牲无数的八路军战士们，实在令人心寒。

而在1940年8月到12月这四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八路军在同日军浴血奋战，蒋介石在做什么？

看着八路军将主要精力都扑在抗日战争上，蒋介石赶紧调集大军朝在华中孤立无援的新四军发起猛烈攻击。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非常响亮，他很清楚苏北的新四军力量薄弱，要想夺得华中，则要先从苏北下手，然后再打皖南。

三

1940年9月3日，韩德勤率领国民党大军兵分两路，忽然朝已经从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由陈毅和粟裕率领的江南指挥部）发起猛烈攻击。

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疯狂侵略的抗日关键时期，新四军一开始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于是想方设法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但此时的韩德勤担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拥有的兵力远超新四军，并且后台有蒋介石撑腰。于是，看着新四军多次呼吁后，一退再退，换来的却是韩德勤部变本加厉的攻击。

被逼急的陈毅终于在9月27日，明确提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若韩进攻，只有自卫。

新四军是为了民族大义采取一再退让的措施，韩德勤却拥兵自重，自以为是新四军对他兵力的恐惧而一再退让。为了保卫新四军，也为了打击韩德勤的嚣张气焰，中共中央派黄克诚带领八路军第5纵队火速南下支援。

1940年10月4日，韩德勤以为胜券在握，于是调集远超新四军近一倍的兵力向在黄桥的新四军发起总攻，没想到陈毅和粟裕早已做好了准备。于是，新四军与韩德勤大军经过四天的激战，共计歼灭韩德勤主力11000人。

黄桥一战，陈毅和粟裕以为或多或少打掉了韩德勤的锐气，可以坐下来谈判了。于是，新四军在黄桥决战后，请了著名爱国人士韩国均前往韩德勤部斡旋。当然，这位爱国人士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韩国均曾担任江苏省长。

在老资历面前，原本大家以为韩德勤多少会有所收敛，没曾想，韩国均遭到的却是韩德勤的当场拒绝。

韩国均回来后，简直气炸了，非常愤怒的对陈毅和粟裕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

其实，韩德勤哪怕在损失了那么多兵力后仍然如此嚣张，根本不愿和平解决，终其原因还是在蒋介石。

因为早在黄桥决战的前一天，毛主席就给远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发去电报，目的是向蒋介石传达红军的作战方针：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

早已对八路军虎视眈眈的蒋介石全当耳旁风，何应钦也秉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毅然决然让韩德勤部在黄桥发起总攻。

所以说，黄桥决战国民党以惨败收场，完全是自己造成的。由于在那个日军侵略的关键时刻，国内同胞自相残杀本是不该有的局面，但国民党一意孤行，率先发起攻击，红军没办法一直忍气吞声，后来刘少奇十分惋惜的总结道：“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

黄桥战役的直接结果是，新四军在苏北拥有了稳固的根基。1940年10月10日，八路军第5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终于和北上的新四军先头部队顺利会师，自此，华北和华中的联系通道被打通了。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苏北的一切军事指挥由陈毅负责，刘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切，毛主席相当重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毛主席说：“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毛主席对此做了很多的重要指示。

时间来到1940年10月19日，也就是黄桥决战后的11天后，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给朱德、彭德怀、叶挺发来电报：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缩编为十万人。

可见，国民党对红军的要求已经越来越变本加厉，甚至已经到了中共中央忍无可忍的地步，国民党的这封电报，不仅划定了红军的活动范围，还恬不知耻的要求红军缩编，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国民党的这个举动，实在是将深受日军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于不顾。

如果说，黄桥决战是国民党反共的起点的话，那么这封电报则是将国民党反共直接推向了高潮。

蒋介石为什么偏偏会在国恨家仇未报的时候，仍然发起大规模的反共举动呢？

这还得从国际形势巨大变化说起，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英国、美国也不甘落后签订了协定，世界两大集团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此时，这两大阵营都极力想要拉蒋介石入伙，毕竟，拥有两百多万大军的蒋介石，在哪一个阵营的眼中，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当然，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也拥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在不断的援助国民党，试图以此打动国民党加入自己的阵营。

一瞬间成为国际上香饽饽的蒋介石，逐渐暴露出了得意忘形的本性。

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

但不管蒋介石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毛主席也断定：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

而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更加让蒋介石对红军的实力产生恐惧，也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对皖南的新四军实施报复。

蒋介石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国际上争着要与他结盟，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又发展得如此迅速，那么在人生的高光时刻，蒋介石想要尽可能的将自己的统治地位巩固得坚不可摧，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数次与八路军交手都未能得逞的蒋介石，只能先把气撒在新四军身上，在本文的开头也说明了此时的新四军与八路军相比，差距很大，相对落后，实力较弱。所以，此时成为国际上香饽饽的蒋介石，决定对新四军展开疯狂报复。

四

从国际上对蒋介石的态度，以及蒋介石当前调集大量兵力朝红军的抗日根据地等等举动出发，毛主席预判：蒋介石投降的可能性增大，我们将面临最黑暗时期。于是，毛主席掷地有声的要求各指战员：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

对于国民党发来的无比霸道的电报，不仅规定时间开赴固定区域，还要求缩编，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刻进行答复。

从11月2日毛主席给周恩来发的电报：

“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

可知，中共中央想要尽可能的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想出尽可能稳妥的应对措施，毕竟，此时还是联合抗日的关键时刻，国内的事情能够和平解决，不影响抗日战争，是最好的方案。

与周恩来发电报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毛主席、朱老总、王稼祥给叶挺和项英发去电报：

“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六天后，也就是11月9日，中共中央经过多次研究商议后，毛主席起草了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给何应钦和白崇禧发去电报回复，电报的内容很长，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客观公正的罗列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四年以来，在遵守联合抗日的协定范围内，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耀眼成绩。

第二部分则话锋一转，分别从从行动、团结抗战、防地、编制、补给、边区这极其重要的六个方面出发，给何应钦和白崇禧发来的电报中提出的无理指责，给予了充分且明确的答复。

最后则是结合当前形势，用肺腑之言表达了忧国忧民之情：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在那样危难关头，对于蒋介石方一封盛气凌人的电报，毛主席能够在秉持着客观公正，又不失坚硬态度，而言辞又真诚淳朴的给予回复，用今天的网络热词来说，简直是教科书级别，也是天花板级别的回复，文笔令人服气，气场和态度令人敬佩。

同一天，毛主席还给周恩来发去了电报，透露出来回复电报中的重要内容以及它的用意：“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作为永远拥有大格局的毛主席来说，此时尽可能顾及蒋介石的面子，才能稳住联合抗日的局面，争取早日将日寇赶出国门。所以，国难当头，哪怕与国民党大军有抗衡的实力，仍然答应让步，让新四军北移。

这封回复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对于国民党电报的咄咄逼人，毛主席的这封回复显得有礼、有节、有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五、

在这期间，毛主席还对在前线奋战的各部队进行了无比周密的部署，尤其是处在内外夹击的危险境地的新四军，毛主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对于苏北的新四军，毛主席要求“积极整军，沉机观察”；对于皖南的新四军，毛主席指示 “认真准备北移”，且在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也就是，留给新四军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

不仅对于军队进行严密部署，对于各界的声援，毛主席也未曾忽略过，毛主席给远在的重庆的周恩来发去电报，目的是让周恩来尽可能的与苏、英、美等国家的外交人员联系，不仅如此，还要求周恩来争取时间向国民党各方面发起呼吁，以免被日本人诱惑而投降。

而这些事情，远在延安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做不了，也不一定做得好，但身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则拥有绝对的地理位置优势，而周恩来出色的外交才干，毛主席也信得过。

中中共中央在竭尽全力做这么多的努力，蒋介石真的看得到吗？换句话说，蒋介石对中共的敌意会有所减少吗？

答案是否定的。

1940年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又再一次发电报：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而针对上一次同样内容的电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的回复才仅仅一个月左右。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给顾祝同发去密令：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

蒋介石的这一举动足以令人生厌，更可恶的是，蒋介石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方便国民党大军和日本人共同攻击新四军。

当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读到蒋介石给日本人泄露新四军北移路线，这一段时，内心无比震惊。曾经学过的历史告诉我们，蒋介石很坏，但具体有多坏，其实没有准确的概念，如今可谓是彻底明白了。

蒋介石有多坏呢？日本侵略者足够可恨了吧，居然联合侵略者攻击正在抗日的新四军，还有电影《1942》也是将蒋介石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看得人无比心寒。

12月底，蒋介石调集了12个师，做好了向华中的新四军发起攻击的准备。

面对蒋介石的新动向，12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

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

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

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

做好对全局的部署后，令毛主席仍然无法放下牵挂之心的是皖南的新四军。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一直在给项英发电报，做指示，要求他北移，可项英一直犹豫不决，不见行动。

于是，在12月26日，毛主席给项英的电报中，做了严厉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

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

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

在毛主席的无数次指挥，无数封电报中，如此言辞犀利的批评一个高级指战员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可见，项英这次捅的篓子有多大，惹得毛主席有多生气！

为了能够安全转移，毛主席在对项英提出严厉批评后，仍然做着最后的努力。12月27日，毛主席让周恩来与蒋介石交涉，要蒋介石命令李品仙不得为难新四军的北移；一边还用朱德、叶挺的名义给李宗仁和李品仙发去紧急电报，恳请他们从抗战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北移。

可是，早已接到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采取“一网打尽，生擒叶项”命令的顾祝同，又怎么会将毛主席的恳请放在眼里呢？

于是，令国人无比愤怒，令国外无比震惊的皖南事变，还是爆发了。

六、

1941年1月4日，项英终于带领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等9000多人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往北移。

谁能想到，蒋介石居然在新四军北移的必经之地，早已埋下重兵，铺好巨大的“口袋”，只等新四军进入口袋后，抓紧“袋口”。

1940年1月6日，已经行军两日的新四军军部等九千多人来到泾县的茂林一带时，没有做任何准备的项英部猛然遭遇了早已在此埋伏的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大约八万多人。

红军以少胜多的例子数不胜数，但都是在准备充分的条件下，而此时的项英部虽然是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算得上是新四军的精锐部队，但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甚至是在高级指挥官项英不太情意行军的路途中，遭遇国民党兵的重创，于是，毫无防备且带着情绪行军的新四军九千多人面对早已准备充分且装备优良的八万多国民党兵，后果可想而知。

那种惨状，我们今天很难再用言语表达出来。

陷入惨战的新四军在危难关头给中央发过求救信号，但当时本就相对落后的通讯设施被毁坏，新四军和上官云相部苦战四天后，毛主席才从收到的两封电报中了解到了此事。

这两封电报都是刘少奇在1月9号发给毛主席的，一封电报是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另一封电报的内容令人不寒而栗：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如果单看刘少奇的电报，此时担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有临阵脱逃，或者说抛弃部队的意思，但从项英过往的履历来看，作为新四军的创始人之一，经历过国民党的多次围剿，长征，抗日战争……作为新四军的副军长，项英不太可能因为危险来临而抛弃自己的部队。

出现刘少奇电报中提的“在危急关头已离开部队”的情形，我在想是不是当时的战况太过惨烈，国民党的攻击太过猛烈，部队被打散了。项英的性格里确实有优柔寡断的成分在，所以导致这次皖南事变的惨状，但项英的赤诚，不应该遭到怀疑。

1月10日，也就是毛主席收到刘少奇电报后的第二天，毛主席也收到了叶挺和饶漱石的紧急求救电报，此时没能够突围成功的项英也再次回到部队，并给毛主席发去了请求中央给予自己处分的电报。（估计项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只可惜为时已晚。）

1月12日，中共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最终决定：“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要求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为什么项英因为失职而使新四军遭遇了这样的惨重损失，毛主席为什么还不对项英给予任何处分，虽不说撤职，但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受一定的处罚，但很显然毛主席和中央都没有这么做。

后来，我想通了。项英纵然有错，但是他是新四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新四军中的威望非常高，而且，当时正是危难关头，是找出解决办法的关键时期，而不是争论谁对谁错的和平时期，而且项英自己也意识到了错误，毛主席和中央的意图很明显：先渡过难关，再总结经验。

用个不恰当的比喻，也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学到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出现问题时，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积极去寻找解决办法，尽可能将损失降到最小，而不是去指责谁做得不好，去抱怨，否则，事情永远无法解决，而人的情绪却会一再处于低沉甚至奔溃的边缘。

等到问题解决了，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此时大家处于相对平和的状态，再去分析谁对谁错，才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七、

尽管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做了新的指示，但是，毛主席时刻挂念着仍然处于国民党包围圈中的新四军军部，为了能够及时将新四军解救出来，1940年1月14日，毛主席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说：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眼看蒋介石依然无动于衷，中共中央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压“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从联合抗战以来，乃至从蒋介石调集“围剿”部队开始，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态度依然是相对缓和的，措辞尽可能的使用柔和的词语，而这一次，蒋介石彻底触碰到了中共中央的“逆鳞”，彻底激怒了一直在为了民族大义考虑，不怎么与之计较的中共中央。

从“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这样的字眼足以看出有多愤怒，此时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态度有多强硬，毕竟蒋介石不义在先，怎能再怪中共中央不仁在后呢？

尽管中央在为新四军做一切努力，可是敌我力量悬殊巨大，与国民党军奋战七天七夜后，皖南新四军最终还是因为弹尽粮绝而惨败，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

这个结局令人痛心，作为军长的叶挺本来是前往国民党部谈判的，可国民党居然下黑手扣留了叶挺，从网上资料显示，项英和袁国平是被叛徒在熟睡时被杀害的，实在令人惋惜。

1月17日，蒋介石居然反咬一口，以新四军叛变为借口  居然还发布了取消新四军的命令，继而把叶挺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很显然，蒋介石这是完全把反共运动摆到明面上了，国共关系从联合抗日逐步处于剑拔弩张的时刻。

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担任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全军7个师和7个独立旅，共90000多人，新四军军部设在苏北盐城。

但要说完全和国民党发生决裂，毛主席不同意，因为时局不允许，所以毛主席毛主席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毛主席的意思简单明了又合情合理，国民党若遵循12条办法，则一笔勾销，若不遵循，后果不堪设想。

这12条也深受党外人士的拥护，很多爱国人士也纷纷加入谴责国民党的队伍中，皖南事变也受到了国际上许多人的关注，曾经参访过毛主席的斯诺也在美国报纸上进行了如实报道和评论，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皖南事变的真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曾经是无比抢手的蒋介石，此时却受到了英、美、苏的反对。当然，这些对于蒋介石不足以致命，最致命的是日军在1月份突然将国民党的15万大军包围在平汉铁路一带，继而发起猛烈的豫南战役。

原本，蒋介石以为自己调集大部队消灭在抗日战场上逐渐活跃起来的新四军，而且自己还透露给日军新四军北移的路线，自己做得如此“讨好”，日本侵略者哪怕不对他感恩戴德，也可能进行联手合作，最不济也会在战场上网开一面。

没想到，狼子野心的蒋介石碰上如豺狼般阴险狡诈的日本侵略者也只能甘拜下风，毕竟，得到了蒋介石好处的日本侵略者，居然“围剿”起蒋介石的部队，论不要脸的程度，蒋介石还是比日本侵略者稍逊一筹。

一场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皖南事变，令新四军军部损失惨重，让赢家蒋介石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曾经是各大国家想要争抢的香饽饽，如今是各大国家避之不及的笑话，试想，谁愿意跟一个出卖自己同胞给侵略者的人合作呢？

这一次，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人心，让蒋介石始料未及。

毛主席说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的这一击“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结合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毛主席预判“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果不其然，蒋介石多次派出张冲、张治中来找周恩来商量，还非常“大度”的批准叶剑英回延安。

1941年2月2日，叶剑英回到延安，给毛主席带来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的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时隔许久再次相见，毛主席和叶剑英在住所交谈了五个小时左右。

此时，国民党的参政会要召开了，而且参政会的出席名单也已经向社会群体公布，中共中央原先预定出席的是毛主席、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个人。

但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想要毛主席、董必武、邓颖超等七日出席，很显然已经不可能了，毕竟，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12条解决办法，蒋介石采取的是置之不理的措施，那么，中共中央又怎么可能愿意出席他们的参政会呢？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则直接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

此时，压力直接给到了蒋介石这边，就看他怎么应对接下来的参政会。

用毛主席的话说，此时的情况就是“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可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进行着残酷的战争，我们国人继续进行内斗，显然不合适，于是，为了民族大义考虑，毛主席又给蒋介石递了个台阶，只要蒋介石答应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新12条办法”，便可以考虑出席参政会。

新12条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

可蒋介石仍然不答应。

但比较值得肯定的是，蒋介石后来终于宣布：“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而这也意味着，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打退了。

结语：

今天再回看皖南事变这段惨痛的历史，归其原因还是因为项英的犹豫不决而耽误了北移的最佳时期，让国民党有了精心准备的埋伏时间，使新四军军部遭受了巨大损失。

这一次的失误，也彻底激怒了毛主席，本来项英按照毛主席给出的指示做好防御和北移，不说完全可以避免损失，但至少完全不会遭遇如此巨大的损失。

不可否认，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项英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项英在革命时期所立下的汗马功劳，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确实有错，但他曾经的光辉历史和赫赫战绩也应该被记住。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的《毛泽东传》中是这样评价项英：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最后，英雄已去，历史还得由我们后人客观公正的看待。

参考文献：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毛泽东传》和网络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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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