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罗·萨缪尔森

伦理观

许多经济学家——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是为了有益世人，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成为经济学家则相当偶然，主因是经济分析那么有趣，那么容易。的确很容易，以至于我一开始就认为，在经济分析中必定有更多事情可做。要不然为什么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同学们，会被供需关系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羊毛需求的增加，何以有助于降低猪肉、牛肉价格？）对真实世界的实证分析，制约着我作为经济学家的每个行动，但对结果的伦理关注，从未远离我的意识。我的意识形态很简单：偏袒弱势者，（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痛恨不公平。

我对这项道德观毫无贡献。我父母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s,指美国人对该词所理解的意思，而非欧洲“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解），我受到这种世界观的影响。这是个容易坚持的信仰。当我的收入终于提高到中上时，我并没感到内疚，也没有冲动要把多余的大衣，送给只有衬衫的陌生人：我父母也许会认为我会傻乎乎地那么做，还会因为未这样做而神经质地夜不能寐。自由主义者的确认为自己有某种公正分配的义务。但远比私人慈善更重要的是，每逢涉及公共政策时，要评估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反对意见。正如我芝加哥大学老师和朋友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常说的：“任何良善的事业，都值得为之付出代价。一切都必须推到报酬递减的分界点之后。（要不然，为什么不继续往下推呢？）”

不愿服役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投票，通过公平的兵役法，规定他们与任何人有相同的正概率被征召。再分配的课税问题出现时，我常会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投下反对票。我赞同堵塞税收漏洞，但无法阻止别人利用漏洞寻求利益。但朝此方向过度努力，不仅会显得没有美感，还会导致某种不适与自责。我认识的经济学家，毫无例外地都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包括那些踮着脚走斯大林路线的共产主义者，和赞同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狂热者。然而，论及政策建议和判断时，大家都十分清楚互相在期待什么。当然不是全体的见解都一致。假如政治经济学是精确严格的硬科学，应该会出现更多的一致意见。如果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系列价值判断和偏见，那么向经济学家征求议案优劣的意见，除了再次证实经济学家张三是个假装同情的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李四是个自私自利的精英分子，对决策者或国会毫无用处。

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介于两者之间。在任何场合，经济学家的意见确实大多一致。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我意见不同时，我们很快就以非经济学家无法察觉的方式，找到不一致的根源和脉络。我俩在政策建议上的差异，并非是我俩归纳和演绎信念的离差的无偏估计量。我对失业和商业自由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取决于我的社会福利函数［或者用沃德（Ward）派的统计学家的术语来说，我的“损失函数”］，我可以全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政策结论，但却可以在经验观察和概率推断的诊断上，双方意见一致。这也是人类科学家的不完善性。研究我们这些学术小白鼠的人类学家，会记录令人遗憾的事实：我们的良心确实经常扭曲我们的心智和眼睛。空想改良家对不景气发出警告时，保守主义者也会用相同的数据，来预测高通胀的危险。[意识到这种无意识的偏误（在随后的讨论将会详细说明），我向自我批评和折中主义做了特别的努力。如果我取得了成功，必有记录可证明。]

有位多年来潜心研究帕累托最优的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写信给我，说我如果知道了他有多么开明，我会感到惊讶。我确实会的。反思他所写的话语，我惊讶他怎么知道自己还有一颗心？因为他已那么久没用它了。不加以练习，器官就会退化。“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这是自然法则。随年龄硬化的不仅是动脉。据说经济学家资格越老，就越加保守。他们经常不承认这一点。

就我自己而言，我没有感到自己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自25岁以来发生过系统性的改变。最近十年，主流经济学向右稍微移动了一点，但我未受引诱随波逐流。随着年岁和经验积累而改变的，是一个人对可行之事的乐观程度，和对善念的信心。对生产资料的政府公有和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我的怀疑有增无减。这不是出于僵化的同情或仁慈，而是对真实世界的大量经验的回应。我意识到有个场合，让我对市场机制的尊重发生了量子跃迁。这次改变与市场体系的表现毫无关系。它与哈耶克对经济信息的产生和利用所提出的新论无关，也与亚当·斯密、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或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关于市场效率和市场自由度提出的那些旧论无关。我的观点改变，源自20世纪50年代我对政治迫害事件的观察。

依我判断，麦卡锡时代（McCarthy Era），美国面临严重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我认识很多在政府和大学的人，他们的公民自由权和职业生涯，在当时陷入了危险境地。我近距离观察到，哈佛和MIT校方所经历的恐惧和战栗，而这两家是美国最敢作敢为的学术机构。借用威灵顿公爵对滑铁卢战役的说法，参议员麦卡锡后来的名誉扫地，差一点就功亏一篑。相比较而言，尼克松总统的“敌人名单”只是个笑话。而我名列其中，只不过更证明我是个逐渐淡出的“新政拥护者”。我从麦卡锡事件中学到的，是一个社会只有单一雇主的危害。若你被拒于政府的就业大门之外，市场上还有成千上万家匿名雇主，能提供极大的安全保障。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私营产业——通常是规模较小的行业——获得某种工作，因为大公司倾向于安全地站在政府这边。这是我新感知到的论据，它与其说是支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不如说是支持混合型经济。

经济学家当中那些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作为个人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捍卫者能得多少分呢？我对这个议题极有兴趣。多年来我默默记录着美国和欧陆数十位最重要的自由论者的行为和私下言论，我几乎与他们每位都私交甚笃。我会像做采访的人类学者那样，问些精心设计的简单问题，轻松自然地引出对方的观点。如果说记录私人谈话属于失礼，我确是个无礼之人。结果让我感到惊讶，也让我哀伤。巴斯夏和斯潘塞（Spencer）那样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崇拜者，是愚钝的，总的来说对学者的权利和个人自由毫不关心。朝圣山学社（Mt. Pelerin Society）的成员中，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是唯一一个愿意付出个人代价，来站出来声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价值观的人。我谈论的，不是英雄的失败。在我的天性中，很少有英雄主义。我也懂得不要对人性期望太多。我的研究发现了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对人类价值的真正关心，是稀缺的。

芝加哥大学教给我的是：商业自由和个人自由必须牢牢地相互关联，这既是赤裸裸的经验事实，又是令人信服的演绎三段论。在很长时间里，我对老师教的深信不疑。逐渐地，我不得不承认，这一范式与事实不符。根据密尔的准则来判断，严格管制的斯堪的纳维亚，也比我的美国更自由，或者说至少一样自由。我常向保守派朋友戴维·麦科德·赖特（David McCord Wright）提起这些令人不快的事。他就警告我：“你等着瞧吧。没错，在英国和瑞典，公民还未失去自由。市场不受干预，人们在政治上享受自由，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到现在，我和他都已等了30多年了。

二战结束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写了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警告说局部改革必然导致全面专制。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横截面数据还是时间序列分析，均为我指出了重要的真相。

1.受控的社会主义社会难以实现高效率，也几乎从未有自由民主。（哈耶克的警告中非原创的部分有相当大的正确性。）

2.抵制局部改革的社会，往往是那些被革命过度变革的社会。如果要么是自由市场要么是什么都不是，那往往就什么都不是。的确，在20世纪中叶后，高效的自由市场的最优原型，常是准法西斯社会或全然的法西斯社会，其中有一个独裁者或单一政党，强施政治秩序——没有这种强施，市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生存。智利既有军事独裁，又有“芝加哥小伙”（Chicago Boys）的经济政策，是唯一一个戏剧性的例子。中国台湾、韩国及新加坡是戏剧性较低，但更具代表性的例子。

3. 我能怀有一个梦想。就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我也有一个梦想，梦想一个既有效率，又尊重个人自由（如果不是商业自由的话）的有人性的经济。生产和消费的决策，主要都运用市场机制。但信赖市场力量——甚至在事先机会均等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最糟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可通过民主国家的权力转移来减轻。福利国家提升公平，会对效率造成损失吗？是的，在总产量提升与平等之间，在安全与进步之间，存在权衡取舍的关系。我把由此得出的最优化的妥协，称为有良心的经济学。我的梦想是让它同时也是有头脑的经济学。

方法论

从哲学伦理学的崇高境界，转到科学方法论的世俗层面，是一种解脱。然而，我宁愿避开讨论“大写”的方法论。套用萧伯纳的话来说就是：有本事的人，做科学；没本事的人，空谈方法论。当然，我不否认自己有方法论。只是将它说给局外人，似乎没什么意思。将它讲给自己听，亦是多此一举。

我首先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但我始终如一地忠于事实。我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时，弗兰克·奈特和阿伦·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就把“演绎总比归纳重要”这个错误观念灌输给我。当时，这是个被搞混的奥地利方法论信条。我说的“奥地利”这个词，当然不是指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相反，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徒子徒孙弟子，诸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等人，似乎都给自己戴上了古典李嘉图（Ricardo）主义者的高帽：相信只要在书斋里摇摇脑袋，就能找到政治经济学颠扑不破的基本规律。我记得，迪雷克托嘲讽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对经济周期的实证研究，声称该主题最伟大的突破，其实来自哈耶克对该主题的先验论。我相信了这种说法。

我迅速跃过了这个阶段，继续成长。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初版中，清楚透彻地解释过康德先验论对经济学的意义。他错了。逻辑实证主义现在已被判定，是过分简约化的学说，但它对打击演绎主义者的自负却极有用。如果必须要从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数学物理学家理查德·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这相互争斗的两兄弟的方法论中间做出选择，那么理查德将轻松获胜。

但愿我不被人误解。我憎恨唯科学主义的罪过。我承认，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能够与所研究的数据之间，产生一种天文学家与所研究的数据之间无法产生的关系。我知道我的老朋友威拉德·范·奥尔曼·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之一）怀疑过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区分“分析性”先验论，与被实证主义者视作事实的“综合性”命题。此外，韦斯利·米切尔对经济周期的实证研究，我认为确实被高估了，原因不在于他是以经验为依据，而是因为他的折中主义从未幸运地发现过任何很有趣的东西，正如他1913年之后的学术生涯令人遗憾地显示的那样。我乐意承认，奈特和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对同事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和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尝试的实证统计研究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如1936年凯恩斯对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的计量宏观模型的刻薄批评那样。但这些实证尝试，是否该被拒绝或接受，应以经验为依据，而不是因为演绎三段论可以为低劣的事实抓取加冕。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不在于它是根据史实，而在于它对事实的抽样不充分也不连贯。事实不能自己讲故事。你也说不清楚所有这些事实。假如你能说清楚，那么科学家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也就是把那些事实，组织成有用且有意义的形式，组织成不如数据本身那么繁杂、又能为这些数据提供经济学描述的式样，而这种描述可以允许进行足够精确的外推与插补。

逻辑实证主义在科学上虽然有各种缺陷和肤浅，它被人跟米尔顿·弗里德曼版本的实证经济学混为一谈，很冤枉地在经济学界招致恶名。弗里德曼1953年的论文对此主题的论述，大多是最平常不过的，而且是老调重弹，近乎陈词滥调。其构想的新颖之处和最吸引注意之处，是我称之为“弗氏扭曲”的这样一个信条：即使科学理论的前提不现实（通常意义上的“不现实”，其实就等同于我们说一个假说非真，或者说一个关于什么事情在真实世界中成立的断言是错的），但只要该理论的“预测”是有用且正确的，那么该理论就不会太差。思想和经验都告诉我们，这样的观点是任性的，它允许科学家忽视或淡化他们的理论与可观察现实世界之间不合适的偏离。一项假说的全部预言，也应包括其自身的描述性内容。

因此，按字面上理解，不现实的假说必然伴随某些不现实的预测。这些错误的预测，让这个假说变得更糟，尽管它也有其他在经验上正确的预测。我们确实有把握的，无非是这样一句平淡无奇的提醒：所有预测都完全正确的理论是极少的。这样一种情况是可能的：一个科学理论之所以被视为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出于某种理由，给这个理论做出的碰巧正确的预测过高的权重，而给了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预测过低的权重。不现实的谬误，绝非美德。若让理论家自己来判断，他打算原谅或忽视哪些错误，就会有理论家自说自话、自圆其说的危险。

最近不受欢迎的，是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和粗糙的逻辑实证论。他们认为好的理论，仅仅是对复杂事实的简洁描述，这种描述能把那些已被观察或尚待观察的事实，用可接受的方式再现。我觉得自己在看待马赫的观点上属于少数派，这不是因为哲学上的原因，纯粹出于从事一种别人和我都喜欢的经济学的长期经验。我发现对古典热力学（成功科学理论的典范）的“理解”，就是对液体和固体如何在不同具体条件下的实际变化，进行“描述”的能力。当我们对世界的运行方式能令人满意地“知其然”时，那也决定了我们“知其所以然”的唯一途径。

每当读到新的文学和数学范式，我总是尽力去了解，它们对可观察的数据，隐含着怎样的价值。我感兴趣的是范式包含的一整套描述，那构成了对范式的完整判断的基础。我在《经济分析基础》以及几卷《科学论文集》中对显示性偏好的研究，始终支持这种一般性的方法论程序。我讨厌出错。早在知道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著述之前，我就努力成为对自己最严格的批评者。为何要把那样的乐趣供手送人？这一切都说明，为什么我是个折中的经济学家。不是因为我没有决断定夺的能力。我之所以折中，是因为经验表明大自然就是折中的。倘若所有证据都指向单因素的因果关系，我接受起来没有任何内在的障碍。前面那个句子中，我用了一个大大的“倘若”。

折中的思想准备未必就会抑制大胆的理论构建。一个人可以大胆地创造，同时又保持清醒，不会将自己脑力独一无二的产物视若至宝。大家都有秘而不宣的虚荣心。他为自己的帅气感到自豪，她为自己的幽默感到满足。我确实会因为又创造出一个阐明经济学重要领域的优美模型而喜悦。但在内心深处，我培养着自己的良好判断力。好姑娘，明智点吧，让那些愿意的人，去耍小聪明吧。[这里萨翁化用了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Kingsley）的诗句。——编者注]我的理论必须经受自己判断力的严格考验，这是比同行评审更可怕的考验。（当然，只要你的理论创见，朴实客观地反映了所观察经济现象的某些方面，用认可来犒劳自己又为何不可？）为什么要让精明睿智，退化为见多识广的虚无主义？盲目的反对者，比盲目的赞同者好不到哪里去。两者都无法给科学家缄默的密码文本，添加任何东西。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一生狂热追求优美的理论。去世前不久，他在1949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会议上坦陈：假如他必须在精通数学和统计学还是精通经济史之间做出选择，他将不得不选择精通经济史。我不会不同意。但我否认必须二选一。即使把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的全部数据送给人猿，也无法换来一位经济史大师，你得到的还是那个数据库，顶多再加上一位图书馆长。

让我作一番自白。20岁时，我能够察觉到，计量经济学方法正在突飞猛进。即使没能预见计算机时代的出现，以及不断下降的计算费用，我也预期新的计量经济学能减少经济理论的不确定性。我们将能够检验并摒弃错误的理论。我们将能够推导出新的优秀理论。我的自白是，我承认这项预期没有实现。事实证明，要从涵盖过去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数以千计的月度、季度时间数列中，非常接近地还原无可争议的事实原貌，是不大可能的。我从未忽略过计量经济的研究，但我从令人遗憾的经验中学会了要以高度怀疑的精神来看待它们。只能用一项计量经济研究来校正另一项计量经济研究，这是先验的思想无法完成的。但客观上看，似乎并没有积累出大量的、收敛于一个可检验的真理的计量研究结果。

这意味着，我属于用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真理的阵营吗？这意味着，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中，还是在天文学和生物化学中，我都拒绝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吗？这意味着我持有这样的看法吗：认为主流经济学里只有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真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新兴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最终无阶级的普世社会两者中，只有一个是真的？非也。在我对自己和众多学科的大量科学家观察五十多年之后，我确实认识到，真理有许多面向。确定性的事实或是其概率规律的精确，充其量只是部分精确和大致精确。明摆着的客观事实中，哪些值得研究和描述或值得解释，取决于科学家的主观因素，这点无可否认。一个特定领域的数据，可以用不同的模式来描述，尤其是当相互争论的专家在数据不同面向上的容错度存在分歧时，这点无可否认。观察不仅仅是“看到”或“感觉到”，而且常常是透过强加于数据、甚至扭曲这些数据的格式塔型式来感知，这点也无可否认。

承认上述一切之后，当你在各种学派的演进和各种范式的兴衰过程中，观察科学家并研究各学科的种种发展，你依然不得不接受：最终塑造科学家陪审团裁决的，是经验现实。马克思主义者获胜时，不是因为用一种新的有用的逻辑来代替了2+2=4，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黑格尔辩证法。我们尊重任何一位巴甫洛夫（Pavlov）、李森科（Lysenko）、霍尔丹（Haldane）或伯纳尔（Bernal）、朗道（Landau）或巴兰（Baran），是因为他们在动物实验、植物育种、氢弹爆炸或相变理论，或者洞察经济发展可观察的路径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遗憾。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1962年出版后，我做了两项幸运的预测：其一，在物理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其论题将必须修改，以便认识到知识是积累性的，这种积累性会使得后来的范式从根本上超越先前的范式，即便短期内范式间的竞争格局，可能会暂时呈现出迥异于最终结果的态势。其二，库恩的竞争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的观点，正中好争论的社会科学家的下怀，他们很高兴能够说：“在你的范式中一切都很好。但你的白相当于我范式中的黑。谁说我们必须要与你们相一致？”库恩已正确分辨出，演进中的科学是存在瑕疵的。他的读者一定不会因为这些瑕疵，而让自己丢面子。

工作方式

作为理论工作者，我有很大的优势。我只需一支铅笔（现在是圆珠笔）和一沓白纸。有些分析者坐在那儿，茫然望着窗外。但我在20岁之后就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本该羡慕伴随计算机长大的新一代，但我并没有。我认识的人中，没有哪位会懒散地坐在计算机控制台旁边，像作曲家坐在钢琴旁那样，即兴创作和不断尝试。那应该变得越来越有可能。但到现在为止，在我的观察范围内，计算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黑箱：研究人员输入原始数据，从中提取各种汇总的指标和模拟。由于没机会到这黑箱里扫视一番，调研者对资料的熟悉程度，远不如在老土的旧时代里来得直观。

我有许多有趣的问题要破解，这是我的福分。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长时间处于蛰伏期，新的创意也就出不来。幸运的是，我的经历不是那样。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自知之明，缺乏自省，没有看出来自己解决的那些问题其实并不重要。不管怎么说，我的观点从来不是熊彼特所持的那种卡莱尔（Carlyle）式的观点，认为只有最伟大的思想才有价值，在历史和科学发展中，重要的只是寥若晨星的伟人。我们要先解决手头最重要的问题，然后再解决下一个问题。在没有新的巨大挑战和突破的情况下，如果那样做会走向报酬递减之路，那就顺其自然吧。

“你在忙什么？”这是我一生中每每被问及的问题。我也从来不知该如何回答。我每时每刻手上都有好几个项目，忙得不可开交。在我明确关注的问题之外，还有一大堆问题在等着我。其中有些问题，沉睡于这种被忽略状态长达二十年。不用急，它们会留在那儿。某天早上（或在夜梦中），不断演变的偶然性之轮会将它们的号码翻出来。诗人们都承认，他们的诗行常从内心流泻而出。他们只是将内心听到的缪斯的话语记录下来。这听起来颇为夸耀，但还是有几分道理。我年轻时，常常探究某个话题，写下处理不同面向的方程式和三段论，然后勾画出最终的轮廓。接着，文稿就写出来了。也许这就是写文章的最佳方法。

35岁后，我越来越不那样做。相反，我常让文章自己写出来。先是提出问题，接着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写出解决的步骤。一步进展自然会引出下一步，就像是写作那样。最终，问题中可被解决的部分就得到解决，文章就完成了。最后的成果不是预先设想到的，而是等着被书写下来的东西。这使人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言：“在听到自己说出来之前，我怎么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意味着，有些文章或许只要半天就可写出来。当然，初稿不必是终稿。接着也许要用很长时间修改，包括增补、删减、调整和纠错。也许在完成初稿后，全部重写会更好。但我通常不那样。我宁可牺牲一部分完美，来换取更多处理新议题的时间。这意味着，我是自己初稿的俘虏。万一手稿丢失，将心痛不已：我的大脑对不得不去重建丢失的论证非常抗拒，烦躁很可能导致回忆不起某些极重要的内容。

多产的学者往往写作成瘾。对我来说，开一天会，就等于丢失一天时间。禁食一段时间后，你会感到饥饿。一段时间不做分析性研究，脑子里的思想就像水一样，想要喷涌而出。我常常觉得，无意识的心灵——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将其优美地描述为，在数学家感兴趣的特定难题上，持续地工作下去——在积累我在那些因日常工作而无暇顾及的具体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我已体认到那不是完全正确。因为在一段时间的空当期之后，任何新话题都可能引起我热情而有成效的注意。记得某个下雪天，在新英格兰，我在机场登机口得知华盛顿被大雪封了。一位朋友听见我在问：“可以去纽约吗？”他说：“你今天非得去某个地方吗？”创造欲就是这么回事：不必一定要消耗在最近备受学者关注的资本理论上，它只是想做某件有创造性的事，它的马达似乎在加速运转，冲向它所指向的任何方向。

记者常说起“新闻嗅觉”。学问中重要的东西，就是关于“何为重要问题”的一种审美判断力。否则利落的头脑，就可能耗尽在仅仅只是中看的形式上。就消遣而言，我更愿意打网球而不是下棋，更愿意读通俗侦探小说，而不是解答学术期刊封底的数学难题。我怀疑，我的无意识动机可能是，下棋和解题牵涉到的精力，与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所牵涉的精力相同。它们将侵占本该用于学习新东西的珍贵脑力。此外，动脑子的娱乐并不能恢复精力，因为运用的都是所谓的工作日肌肉。我敢说，杰出的纯数学家，与应用科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伟大的数学家无法超越自己最伟大的功绩。能引向伟大功绩的革命性思想，真是可遇不可求。在两次发现之间，他会原地踏步；而当大脑调整到下棋或打桥牌的状态时，原地踏步和取得进展都是有可能的。然而，我对刚刚说的区分，没有太大信心，因为这肯定不适用于庞加莱或欧拉（Euler）这些多产的数学家。像G.H.哈代（G. H. Hardy）那样眼光挑剔的数学行家，也许会认为欧拉和庞加莱的许多东西，还不如不写。即使从如此苛薄的观点来看，我们也不能忘了这样一个事实：要是没有那些相对平庸的成果，就不可能有那些最超凡脱俗的成就。

我说过，我的工具只是笔和纸，所以飞机客舱提供的研究环境与书斋一样好。就分析性的创新而言，这是实话。另一方面，如果要了解什么才是需要做的重要事情，学者就必须接触书籍和学术期刊。这方面我运气一直很好。无论什么作品，若MIT图书馆没有，也可指望邻近的哈佛。很少有大学者能远离创造性的经济学思想中心，仅凭一纸一笔奋战。那些自傲于特立独行的人，通常以孤芳自赏告终。很久以前，我给自己设置了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让自己的原创能力得到别人承认。若要对科学更有用——一旦做到也更能实现个人抱负——就要清楚其他科学家在做什么，并以自己的量子跃迁来推动科学的疆域。借用老歌的歌词：“做到就是美事一桩。只要去试就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