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段进先生在《城市空间发展论》一书中指出城市空间的发展主要受制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建设环境这些深层结构的观点。

渤海国四易都城，在自然环境方面不断地适应周边环境，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的发达都使得都城址加剧了城市功能与形态的矛盾运动，从而产生了逐步变化的驱动力。

都城址各个层面的政治政策结构、经济技术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组成了都城形态演化的深层结构，各自以一定的组成形式相互支撑并推动都城址的发展。

在渤海国都城址空间形态演变的整个过程中其动因主要是受到了政治、文化、社会、经济、自然五方面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从而促进了渤海国都城址在发展过程中空间形态的演变。

“王权至上”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体现，“王权”是国家的最高领导力。

渤海国隶属于唐朝，是在唐朝统治下的藩属国，虽然不是独立的国家，但由于唐朝对渤海国实施的羁縻政策，使得渤海国拥有“自治”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是相对独立的。

渤海政权实行君主专制制度，以王权为最高领导核心，渤海君王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对于国家事务的处理享有最终的决策权。

渤海国在都城选址中充分体现了“择中立都”的思想，从渤海国时期古城址的整体分布情况来看，几座都城址位于渤海国境域内的最大集合中心区域。

位置的中心性凸显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同时利于君王对整个国家行使王权。

从“择中立都”衍生出“择中立宫”，是将国家政权从大尺度的都城址具化到宫城。

宫城是整个国家政权最集中的区域，作为整个都城址的内部核心，其防御性最强。

都城中的主要建筑宫殿都分布在宫城内部，等级最高的建筑宫殿座落在整个宫城的核心位置，同样遵循“择中立建筑”的布局思想。

渤海国都城址在规划布局思想上从建筑到街道里坊都严格遵循中轴线对称布局结构，内部序列空间的秩序化与功能多样化，无一不体现“王权至上”的统治思想。

古代奇数被称为“阳数”，偶数被称为“阴数”，古人云“数有九，五居正中，若峰，在其之巅”。

在“阳数”中以九为最高代表，五是正中，因此以“九五之尊”象征皇帝的高贵地位。

湖海国都城上京城在外郭城内南北纵向，东西横向各5条主要街道，是皇帝至尊之意在形式上的表达。

在《考工记》中都城建设遵循“方九里，旁三门”的规划设计思想，形制上追求“与天道相通”。

特取“天圆地方”之意，方形是契合“四季”与“四方”之意，代表春夏秋冬与东西南北，表达古人对天地的敬畏之情与“天子”在国家的最高地位。

渤海国都城址的平面形制同样延续了古代匠人的营国理念，每座都城址形制都是规整的方形平面设计。

渤海国都城址中建筑的规划布局与内部空间结构都是经过严谨的统一设计思想下形成的。

主要宫殿建筑沿中轴线疏密有秩的布局，其中座落在几何中心点位置处的主要建筑等级最高。

所有建筑都是中心对称结构，建筑等级划分明显，台基高度、建筑结构、建筑构件中都从不同形式上表现了渤海国都城址空间规划布局中严格的建筑等级制度。

渤海国从都城的选址到营建的规划布局都可以反映出其在历史进程中社会制度与政治结构，“王权至上”的统治思想驱动了渤海国都城址的建设发展。

都城址空间形态作为其物质表征，中轴线的布局方式、宫城、道路、建筑等要素的特征等都是王权意象的集中展现。

在渤海国都城址空间演变的过程中，几座都城址空间形态所具有的标准化也彰显了渤海政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渤海国的数次迁都是受到周边国家或民族政治局势的影响与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战略目的的不同驱使渤海国都城址位置的改变。

渤海国在迁都的过程中发展了经济，最终建立了以上京龙泉府都城址为核心，全境域共同发展的“海东盛国”繁荣景象。

渤海国政权依据不同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制定战略发展方向，多次迁都，以达到的制内御外最终目的。

都城址位置的改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渤海国最初在“东牟山”建立都城址，依靠山势作为防御屏障。

但由于与外界联系不畅，耕地面积不足，渤海政权随即在附近的平原地带建立了敖东城，欲满足人们的生活生产需求。

文王大钦茂继位后不久，渤海政权第一次将政治中心南移，迁至中京显德府，欲强化对高句丽遗民的管理。

同时巩固国家的封建制度，加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交往，促进渤海国境域内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受安史之乱的影响，渤海政权第二次将政治中心北移，迁至上京龙泉府，欲经略渤海国境域内北部地区，同时扩大耕地面积范围，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渤海政权第三次将政治中心南移，迁至东京龙原府。

由于当时与唐朝的往来受到约束，渤海国欲加强与日本的交流与联系，发展贸易经济。

因渤海政权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王权争夺战，新继位的渤海君王欲寻找新的发展环境来化解内部矛盾，故又将政治中心再次北移，复迁至上京龙泉府。

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上京龙泉府三座都城址所在地区在渤海国境域内中心位置围合成了一个三角形区域，渤海国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围绕这个区域进行迁都。

每一次迁都的战略目的都不同，但大致都是以保护自身政权稳定，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为主。

因而，都城址位置的迁移是受到渤海政权战略目的驱使，同时对渤海国境域内的全面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渤海政权在洞察周边政治局势之后，巧妙地利用迁都之举来化解国家的危机或是内部矛盾，在稳固自身政权发展的同时，快速发展区域经济。

都城址位置的改变是战略目的不断转移的结果，都城的政治功能在其空间区域内充分展现，也是渤海国最终走向强大的坚实基础。

渤海国共存国229年，其间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不断迁都的过程中，积淀了其自身深厚的底蕴内涵，最终得以创造出辉煌的“海东文化”，成为东北亚地区极富盛名的“海东盛国”。

渤海文化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在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中，渤海人取其精华，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吸收新鲜思想，将之运用到国家的各方面发展中。

渤海国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渤海国都城建设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文化作为主要驱动力，影响着渤海国都城的空间演变与发展。

渤海国政治的稳定发展，为其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兴盛提供良好的环境；渤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提升其政治的统治力与文化的互动力。

文化的不断积累，为其政治与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动力。

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良性循环，一直贯穿在渤海国都城演变的过程中。

在都城建设初期，受自身民族构成的影响，韩羁文化与高句丽文化成为主流，后期不断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在规划布局、建筑风格等方面都得到体现。

渤海国在都城的建设初期，其建筑形式、材料以及构件等方面，均保留了浓郁的民族文化特点，这与渤海国的民系构成息息相关。

海国是以蕲羁族为主体，还包括部分高丽遗民构成的，因而鞅羁文化与高句丽文化是影响渤海国都城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渤海国的不断发展繁荣，这些文化的印记也随之慢慢消失，渤海人在借鉴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地区条件和特色不断创新发展，进而使其都城的建设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韩羯作为东北地区古老的民族，共包括七大部落联盟或称部落集团，分别是白山、粟末、拂涅、号室、安车骨、伯喘以及黑水部。

渤海国在最初建国时期，接纳和收容了大量的诸部以及高丽遗民，但其中以鞣族为主体民族，因而鞑羁文化应是当时最主要的文化。“

据地为穴”是最具有鞅羁民族特色的是其传统的居住形式。

渤海早期都城敖东城内的居住址，房屋基址多见韩羁式的“穴居坑”，其属于半地穴房屋。

在渤海国建国初期较多的保留着鞅羁人传统居住址的特点，在后期的半地穴房屋内出现了烟道，用于取暖，这是渤海国在半地穴房屋建设方面的突出进步。

在鞋羁的七大部落中，粟末部是其中最为主要的部落，粟末韩羁作为大祚荣带领“东奔”队伍中的主要成分。

其之前部落的所在位置与高句丽地区接壤，联系较多，易受到高句丽文化的影响。

加之，在东奔队伍中的高丽遗民的存在，因而在渤海建国初期不可避免的受到高句丽文化的影响，在都城建设规划时，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中多表现出了高句丽文化的印记。

渤海国建国后，在城市的营建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以往鞑羁式的半地穴房屋建筑形式转变为地面式的瓦作类建筑形式。

营造理念和技术的巨大改变，使得渤海国在建筑中出现了类似火炕的长烟道，并开始使用础石以及建筑构件建造瓦作类建筑。

在渤海国都城西古城、八连城、上京城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构件，这里选取比较有高句丽文化代表性的建筑构件进行说明。

在渤海国建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板瓦和简瓦，其中一类是在其凸面位置处见有各类纹饰。

这种在板瓦或简瓦凸面位置有绳纹、网格纹、篮纹或席纹等纹饰的便称之为“纹饰瓦件”，其纹饰形式丰富多样。

高句丽时期的板瓦和简瓦中多存有这种纹饰瓦件。在渤海国都城西古城内就出土了带有绳纹的板瓦。

在渤海国其他都城八连城和上京城遗址中出土的板瓦与筒瓦的凸面处未见有绳纹、网格纹、篮纹或席纹的纹饰。

因而说明这种纹饰瓦件仅存在于渤海早期，渤海国中后期的建筑中的板瓦与筒瓦主要以素面瓦件为主。

无舌筒瓦与有舌筒瓦在宽度和弧度上大致相似，其形制为一端宽一端窄，平面呈梯形，窄端瓦沿微向上翘。

无舌筒瓦是高句丽时期典型的建筑构件，渤海国都城西古城、八连城、上京城都出土过无舌筒瓦，但数量极少。

在渤海后期多应用了有舌筒瓦，无舌筒瓦应是渤海国早期城址遗留下来的建筑构件。

唐朝时期以有舌筒瓦为主，渤海时期的无舌筒瓦应是继承了高句丽时期的制瓦技术。

曲背檐头简瓦与普通类型的檐头筒瓦有明显的区别，普通类型的檐头筒瓦在与瓦当衔接的瓦身呈直线型，而曲背檐头简瓦的瓦身呈弧曲状。

最早是在高句丽丸都山城宫殿建筑遗址中发现了曲背檐头筒瓦在渤海时期都城西古城、八连城、上京城遗址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或城门位置分别都出土过曲背檐头筒瓦。

早在高句丽的大型宫殿建筑上应用了曲背檐头筒瓦，曲背檐头简瓦的制作技术在四、五世纪时期已经逐步成熟。

据文献资料搜集推测，曲背檐头筒瓦可能是高句丽自身发明创作出来的，集中了高句丽人的聪明才智，是高句丽文化的典型代表。

渤海国在建筑上多应用了这种曲背檐头筒瓦的技术工艺。

在唐代都城中未见有建筑使用曲背檐头筒瓦，而是只使用了普通的檐头筒瓦前端被抬高垫起。

渤海国在早期建筑瓦当运用中，与高句丽的瓦当形式相似，应是受到高句丽建筑风格和技术的影响。

渤海国对于高句丽瓦当的传承，不仅仅存在在其技术工艺上，主要继承了其纹饰构图的理念思想。

后期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渤海自身特色风格，纹理样式更加丰富的瓦当，并在大型宫殿建筑中应用，能体现出渤海的独特性与标识性。

高句丽遗址中出土的瓦当，以兽面瓦当、忍冬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为主。

这类瓦当均是以“四分法”的理念进行构图，莲花纹瓦当莲瓣表现形式多样，且还分为带有界格线与不带界格线的。

在高句丽的国内城中出土了不带界格线的莲花瓦当，是在梭形的莲瓣中间有倒三角的纹理图案。

渤海国遗址中未出土兽面瓦当，出土数量较多的是以莲瓣间的莲花瓦当。

在高句丽遗址中没有出土“倒心形”图案纹理的莲花瓦当，这种形式的瓦当在大钦茂为王时期建设的建筑中广泛应用。

也是在上京城、西古城、八连城等城址出土数量最多的瓦当，具有渤海自身独特的风格特点。

这与唐朝时期开始大量应用莲花瓦当有关，渤海国后期由于吸收了唐朝文化，故在瓦当的使用上多跟随唐朝的流行趋势。

综上可以看出，纹饰瓦件、无舌简瓦、曲背檐头筒瓦、梭形莲花纹、十字纹、忍冬纹瓦当都是受到了高句丽文化的影响，纹饰瓦件，无舌筒瓦多见于渤海国早期。

到渤海国中期，有舌筒瓦替代了原有的无舌筒瓦。

纹饰瓦件上的绳纹和网格纹开始退化；瓦当的构图理念从最初的“四分法”过渡到“裂瓣纹”，“倒心形”莲纹逐渐盛行，成为渤海的主流瓦当类型。

仅有曲背檐头筒瓦一直存续到渤海晚期，其他建筑构件的样式均已被取代。

随着渤海国的不断发展，后期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高句丽文化对其影响逐渐减弱，这些从建筑构件的变化形式上得以显现。

渤海国一直与唐朝互通有无，保持密切的外交关系。

中原经典著作的大量涌入，使得渤海国文王大钦茂全面实行唐化并修文重教。

盛唐文明在渤海国开花结果，成为了渤海社会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催化剂，为后续渤海与唐朝的“车书一家”奠定了基础。

渤海国的都城建设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通过不断改变发展，最终形成了更适合本地域发展特色的渤海民族文化。

都城作为渤海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其迁移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在渤海国内得到广泛传播。

促进了渤海国全境域内的共同发展与民族复兴，提升了自身的民族素养，改变了以往落后的面貌，影响了各地区的城市建设。

渤海国各时期的都城址，都不同程度的借鉴了中原地区的都城建设规划布局，建筑形式与风格特色都能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印记。

纵观渤海国各时期都城址，从敖东城的“回”字型结构，到西古城、八连城的两重城，再到上京城的三重城，都采用了环形城制。

上京城在延续渤海国早期与中期都城的环形城制的同时，其都城形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与当时的唐长安城和洛阳城有很多相似之处。

自北魏洛阳城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三重城的城制结构，到隋唐时期，中原内的都城均采用了这种布局形式。

唐洛阳城、唐长安城都是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组成的三重城制，将其皇城与宫城看作一个整体时，可称之为内城，长安城的内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中央位置，洛阳城的内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偏西位置。

上京城的内城所在位置与长安城的布局一致，且二者的外郭城北部都向外突出，宫城北侧城墙作为外郭城北侧城墙的一部分。

在内城内，三者都是宫城在北，皇城在南的空间布局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