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日本文部省编撰教科书曲解抗日史实，台北、北京一致非难，我却暗暗喝彩。

很多关于现代史的看法，台北和北京都是各说各的，独有对于这次日本曲解史实，却不断地责难。

我不敢说这是统一的先声，至少是化阋墙为御侮的初步。

可是真如此吗？

我却还怀疑。

很多爱护我的朋友都希望我对此事发表意见，甚至于写一点文章，我都笑而不答。

原因很简单，事隔45年，几乎近半个世纪，多少血泪所写的现代史中，像希特勒残害犹太人近600万，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死了40万人，后来的3年韩战、10年越战，还有今日的西贝鲁特，姑不论孰是孰非，其杀人则一。

你是人，我是人，他也是人！

谁该杀人？谁该被杀？

以人权本位来说，总不能没有一个切乎实际的纪录吧？

可是历史一向是残酷的，只要事过境迁，便给遗忘了。

记得前年1991年9月18日我在洛城某报上发表了一首诗，现在只录出两句：

而今只话珍珠港，

却忘吾家北大营！

当时前一天洛杉矶电视台回放有关珍珠港的旧片。

偷袭珍珠港是1941年12月8日的事，整整10年前1931年9月18日，日军奇袭我东北沈阳的北大营，致使整个东三省陷敌，珍珠港可以说是北大营的再版。

日本若没有九一八的侥幸成功，哪有一·二八的狂妄作为？

上帝要使人灭亡，先使其发狂。

日本人发了狂，才导致尔后的战败。

可是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仍不自省，反而掩饰事实，会不会再度失败，就看上帝的安排吧！

今日（8月2日）下午，《加州论坛报》编辑有电话来说："你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你都不开口？"

说真话，今天在洛城退役军人中，亲眼看过这一仗的，我也许是少数又少数之一。

他要我来一段现身说法，本应当仁不让，但现在叫我炒冷饭似乎晚了一点，不妨来段"清唱"，聊当调调嗓子，所以写些随笔。

话要从1935至1936年说起。

记得我在法国军校听过一次课外演讲，主题是"东西战略、战术、战斗的比较"。

这在军事研究中是极其广泛的讲题，我随班听讲，本来没有太注意。

后来我听着主讲者提高了嗓子说：

"打仗是野蛮人比文明人会打，文明人只能凭着智能与武器。日本人本是野蛮的民族，却从文明人学到了智能与武器，所以特别打得好。"

那位主讲的上校军官高高的个子，壮壮的身材，却面无三两肉。

有神的眼睛带着鹰钩鼻子，是典型的法国军人。

那次课外听讲只有我一个是东方人，我只注意到他提日本军人那段举例，却忘了他的姓名。

30年后，我突然有所醒悟，他就是戴高乐将军。

在当时他只不过是位上校教官而已。

他并没有强调骂日本人，只是从日俄战争论到九一八夺取我们的东三省，连带影射德国人也是一样，野蛮加上文明。

站在拉丁文化立场，法国一向认为日耳曼是野蛮民族。

日本军人抬头于1894至1895年的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和10年后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些都是中日血泪史的关键时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可说达到了颠峰。

所以我每讲述到中日战史都说"14年抗日"，而不说"八年抗战"。

七七事变后1个月，我奉召自法返国，参加上海淞沪战争和年末的南京保卫战。

不幸的是日军以野蛮人加上文明的智能与武器把我们打败了，而我个人则躲在庙宇里———南京鸡鸣寺，装了8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虎口归队，写下我一生的传奇。

因为躲避掉做俘虏，大受我的亲友们所嘉许，崔万秋在陪都重庆为我写了一本小说《第二年代》，名作家张恨水也写了一本《大江东去》，使得我的传奇性不胫而走。

可惜这两本说部都太着重我的婚变———传说我已阵亡，而寡妇再嫁，对于南京日本暴行却一笔带过。

虽然也有人劝我自己写一本，我一直都在踌躇。

因为1964年前我还是现役军人，而这一幕悲喜剧的男女主配角也都还健在，何必损人不利己来自我宣传。

但我仍不太甘心，总觉得南京大屠杀我既已亲眼看到，而事后传说以及各家所载却多少有些出入，所以在退役以后才着手写《空门行脚》在杂志上连载，从南京笼城战、日军暴行一直写到脱离虎口。

《空门行脚》只写了12万字，多少有点单薄，后来又写出一段后记，名为《还俗记》，应出版商建议通俗化起见，结集发行时就定名为《还俗记》。

这里我有一个感想兼感慨。

30年来台湾出版界都走现实路线，抗日胜利了，大战过去了，还写它作啥？

新的问题还多着呢！

一个不写，一个不读，致使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只有郭岐和我的两本书，大家都当小说看，并无敌忾同仇的心情，也无痛定思痛的意识。

南京大屠杀的经过，不要说青年人，就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长者，谁还关心呢？

日本人更自私，其隐瞒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并不自今日始。

10余年前日本《产经新闻》拟出版一部80年秘录，曾来台约了21名我方编辑委员，在下是第20名，末座是位中尉排长。

我看到那张名单，觉得非常庆幸。

我当时庆幸的是既有抗战当年的中尉排长，则在大著作中必定会穿插些小故事，所以将我在南京陷敌后的见闻写得有声有色，以供日方编辑采用，谁知付梓后却一字未提。（今天学界通常以为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系自1980年代，以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为代表，钮先铭的经历说明，此一过程早就开始）

客岁，偶有机会与留在大陆的舍亲谢尊一取得通讯联络。

尊一为南京殉国烈士谢承瑞团长的女儿，生于1936年即抗战前一年，在襁褓中即已丧父，对乃翁殉职经过十分模糊，我因为欲使此女明了其父的爱国事迹，分享光荣，写了一封信给她，详述承瑞当年在南京光华门奋战以至阵亡的经过。

关于日本文部省纂改侵略史实，掩饰暴行，欺瞒世人的行为，凡是当年被害国家无不愤恨。

提出抗议者不仅我国而已，还包括了曾为日本统治之韩国，若干东南亚国家也一致表示谴责。

真是十目所示，十指所指，汇成了一股正义的狂飙，吹向日本。

再加上日本国内的压力，使得铃木内阁不得不重新检讨。

以一个目击者身份，我愿再作一些见证，使这些历时已半个世纪以上渐为人所淡忘的现代史能重新受到重视，并唤起大家的警觉。

南京大屠杀当然是日本暴行最显著者，其实日本当时积年一连串的残暴真是罄竹难书，我所能记忆的不过是千百分之一而已。

我总觉得日本侵略中国，至少应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算起，当时不仅一举掠夺我国东北三省，且再接再厉向长城以内推进。

国军为了作有实际效果的逐步抵抗，战而不宣，将大军分散部署于平津一带。

所以除了在长城线以外，日军一再发动侵略，如占领热河（民国时期旧省名。1928年成立，位于今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省会承德，1956年撤销）,同时还向长城以内邻近地区逐步蚕食，其中最显著的是成立冀东（河北省）16县的傀儡政权（成立于1935年11月25日，首脑殷汝耕），直逼我华北要地平津。

1900至1901年的庚子八国联军侵入清廷心脏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使得华北门户洞开。

日本是八国联军的参与者之一，所以在1901年以后即有少数日军驻在平津一带，名为保护侨民与外交官。

天津既辟为商埠，又有日本租界，日本可以据以有计划地从事其蚕食行为。

然而毕竟另有英美各国的牵制，总不能太明目张胆，畅所欲为。

到了1931年以后，日本即大举进占我东三省、热河及冀东，在平津的日军兵力自嫌不足。

而且平津居华北平原，地形无险可守，所以1934至1935年间日军在天津白河流域附近修筑一些要塞，以作为进退的据点。

但中日并未宣战，碍于国际牵制，总不能从日本本土输送大量工人来此做要塞土木工程。

只好从我东北或华北各地，以威胁利诱方式集结了一批无知的中国人民，其中包括因日本贩毒而上瘾的人，来进行此种秘而不宣的要塞据点工程。

为了保持绝对机密，利用完这批中国劳工，最后予以集体处死。

但日本人当时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处死大量犹太人的科学方法，只好集体埋葬，或利用涨水的河流使尸首流入大海，人们就称之为"白河流尸事件"。

到底白河流尸统计有多少？

我手边无资料可查。

我当时虽服务于南京，但家住在平津，为此事件曾作私人寻访。

白河贯通包围大天津市，毫不费事可以亲眼看到。

站立在河堤上往往就能看到浮尸，而且男女尸体都有。

男尸为仰，女尸为俯，虽然是三三两两地流着，但日夜相继，时间总持续了1个月以上。

为什么会有女尸体呢？

乃是工人家眷也。

要塞工程为要迅速完成水泥灌浆，必须连续作业，否则稍一中断，品质受到影响，将来被炮火击中会发生裂痕。

基于工程进度的技术理由，只好把工人分成三班制，正如五六千年前埃及作金字塔一样，一班工作，一班补给，一班休息。

在白河地带的日军要塞工程为迅速与保密，就采取这个方法。

在此我要提醒大家认识，日本侵华处心积虑，为时已久，是一种有计划的精密作业。

以制造汉奸走狗来分吧，高等的知识分子，甚至割据地方的军阀，当然能在军事、政治、文化上兴风作浪。

次一等是地痞流氓，若唆使其制造地方动乱，以之为反日事件，便可向我国政府抗议。

当时最显著的是天津市一连串的暴动，时在民国21、22年之间，亦即九一八以后。

当时天津除各国租界外，大天津市还是属于中国政府所管制。

就在日本租界的半圆型周边，有一个小地区别名为"三不管"，中国人不能管，日本人不管，英美德法各国也管不了。

三不管地带藏污纳垢，烟赌娼都受到日本包庇，而日人就利用地痞流氓来制造事件。

当时天津市长是张学良之弟张学铭，这位我从青少年就认识的朋友小名"二埋遢"（读台），从这个小名来看，就是一位不太精明的人物。

以张学良当年在华北的关系地位，而由有点窝囊的张二爷担任首当其冲的天津市长，焉能胜任？

我要请读者注意的是，日本侵华是文武场双管齐下。

我们所见所闻的暴行都偏重在杀人放火，但尤有甚者毋宁是奴化、分化、毒化的杀人不见血暴行。

毒化的面相当广阔，1841年鸦片战争就是我们最痛心的史例。

日本毒化华北是一项长期计划，无知的中国人一经吸毒便终身不得解脱。

尤其是劳动阶级，还连带着金钱的束缚，经过地痞流氓的串引与赊欠，永远不得翻身，就终身为日本方面所控制了。

白河流尸其情可哀，其事可恨，其傻可怜！

日本所利用建筑要塞的劳力大部分便是这一批"毒人"，连家带眷，所以才有女尸体，而且比例并不小。

我写日军暴行着重的是侵略战争中伤害到无辜的老百姓，尤其注意暴行的前因后果。

白河流尸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中日一连串历史事件中或许已被人忘记。

正如我说的，从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就忘了北大营事件，可见历史是多么残酷。

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暴行的照片有3张最为世界各国所注目：

一是一名中国老百姓跪在地面，眼睛被黑带蒙着，站在旁边的日军正举着武士刀做砍头的架势；

二是有10名左右的老百姓在挖一个土坑，准备一个个自行活埋，日军正在监督着；

三是躺在地上的一个中国老妇人尸体，下身赤裸着，阴户里插着一根树枝。

这3张照片，应该是日军自己拍下来的。

南京保卫战和大屠杀根本没有国际记者参与采访，而我们中国人正处在战栗与恐怖之中，不可能拍摄这一类照片。

再说日军所掠夺搜刮的以金银财宝为主，其次便是手表、钢笔、照相机，不可能还有人用照相机偷拍。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其出于日军自己。

前述第一张照片题名为"试刀"。

主题既然是试刀，目的是看看那把武士刀是否锋利，至于被试刀的中国百姓有无应杀之罪状乃是题外之话。

武士刀早已成为日本专用名词，例如《宫本武藏》就是一本描写日本古代使用武士刀的剑侠小说。

这一类的说部与电影历久充斥于日本市面，目的无非是夸张武士精神。

而这种精神一直为日本军部所利用，以作为穷兵黩武的张本。

在现代武器中武士刀早变成古董收藏品，本非"坚甲利兵"，已没有使用价值。

但日本军人自下士以上的军士官，却各备一把以表现其武士道精神。

这类武士刀在平时并不佩带，平时佩带的是"指挥刀"。

指挥与杀人在意识上完全不同。

在战时，武士刀根本就没有机会真正使用，于是才有"试刀"之举。

战场上既打红了眼睛，乘不打的空隙中找些中国老百姓来试试刀，在极端残忍的日本军人来看，可当作一种最高的娱乐游戏，这与战场上的厮杀完全是两码子事。

试刀行为在中日战争中极为普遍，且为日本军方所默认与鼓励，意在恢复武士道精神。

那一张照片，不过是千百万件残酷暴行中之一例，充分表现了日本人残忍性格与集体暴行的泛滥。

3

屠难民

据统计日军在南京大约屠杀了30余万人，军与民没有太精确的区分，我想是一样一半，或许被屠杀的百姓比被俘的军人更多一点。

南京是首都，也是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别市，虽然经过淞沪会战的警觉与有计划地疏散公教文人眷属，本地居民还有不少留下的。

笼城战经过10天以上空隙，精壮的人或向西沿江而上，或向北渡江而走，也逃掉了一些，剩余的完全是老弱妇孺，有其行不得也之苦。

这些人大部分被我方维持治安的执事人员指定集中在南京市山西路新住宅区，这是一片广大的新社区，可以容纳一二十万之众。

当时虽未申明那是不设防的地区，至少也曾经过国际红十字会出面处理，应是国际公法上认定的事实，一般说来是不应加以侵犯的。

前面我曾提到郭岐将军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郭岐所目睹的惨象便在山西路难民区，而上述老妇尸"阴户插枝"的照片，大概就发生在那个地区。

老妇上身未裸，足下是三寸金莲，衣饰是古老式的中国服装。

在山西路划定难民区的日军暴行真是罄竹难尽，奸淫掳掠自不在话下，当着祖母强奸未成年的孙女，当着丈夫奸淫其妻女，都是很普遍现象。

倒是有段传奇故事，一个少女藏在夹层的天花板，居然也躲过了大劫，真可媲美欧洲战场上荷兰的《少女安妮的日记》。

安妮也是藏在古老建筑的夹层房屋之间，可是我们那位少女却藏在不到两三尺高的天花板，渡过4个月的难关。

尔后因为汉奸组织了"大道政府"（此处钮先铭记忆有误。伪"大道政府"系汉奸苏锡文在上海组织的，南京汉奸先组织伪自治委员会，后由梁鸿志等组织伪"维新政府"），日方也要收买民心，才结束这一段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