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那些事

1、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起源

十九世纪末叶，盘踞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已濒临崩溃，政治无比腐败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当时正如孙中山所说，清王朝反动统治“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日蹙，国势危急，发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

1901年，在八国联军高压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不但使清政府国库耗尽，上下交困，而且由于它把债务转嫁到人民头上，致使各业凋敝，民不聊生。到处哀鸿遍野，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

各地反抗此起彼伏，终于导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未给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摧毁性打击，革命果实反倒被反动军阀所篡夺，中国人民仍受着压迫和奴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结成反动同盟，一个叫嚷“用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个大搞尊孔复古，加紧了对人民的思想钳制。

加之各派军阀称帝，复辟、争战，一幕闹剧接着一幕闹剧，搞得中国内忧外患，山河破碎。大批有志救国的青年，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追求新思想，渴望冲破封建束缚，到国外去寻求救国真理。

经济危机直接殃及了教育。反动军阀政府根本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办学校。所以，当时中国的教育，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很落后的。到1915年，全国只有中学八百多所，仅能容纳学生八万七千多人。师范、职业学校三百零几所，仅能容纳学生三万七千多人。大学只有十所，只能容纳四千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实在少得可怜。而且教学内容陈腐，学生无一技之长，很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不仅如此，反动军阀还肆意摧残教育。这方面，湖南的事例很典型。

1920年6月，勤工俭学生抵达马赛合影

我国的留学教育开始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震于西方殖民者的“船坚炮利”，迫于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洋务派便派人出国学洋务，开始了我国留学的历史。当时主要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武备、驾驶、制造之类的“西艺"。戊戌变法时，维新派为了推行新政，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特别重视教育，主张废科举，兴新学，发展留学教育。受当时世界形势的感染，不仅大批青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对新思想敏感的人争着出国留学，就是清政府也为了让那些“见闻不广...于各国疆域、政治、文学、武备茫然不知”的贵族大臣们长长见识而让他们出国“游学”。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为了培养他们需要的买办和洋奴，也极力吸引留学生客观上使留学规模更加扩大。这时的留学已从偏重于学“西艺”转为偏重于学以社会科学为内容的“西政”。

当时的留学教育有着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大权掌握在封建统治者手里，派出去的多是达官贵肖子弟，他们出去多是为了“镀金”，作为进身仕途的阶梯。真正在国外刻苦学习，探求救国真理，参加革命活动的青年，则受到压制。反动政府常以“经费不济”为由，“择其不合己意者，裁其公费"留学欧美日本的就被裁数百人。

但“有志之士，不为是屈，则毅然自助”，在留日，留美学生中先后出现了俭学或半工半读组织。

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2、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901年，李石曾、夏坚仲、张静江等人官费赴法留学。行前，李石曾在上海会晤了志同道合的吴稚晖。老于世故的吴稚晖，深知国库空虚，腐朽的清政府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补贴留学生，便告诫李石曾，到法国后，要“注意于苦学”，以期广于介绍”。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缘起于1912年成立的“留法俭学会”。1917年初，蔡元培、吴玉章等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关，同时大量留法预备学校成立。但五四运动之前，留法的勤工俭学生还不足200人，其规模和影响还都不大。五四运动后，目睹国势危亡，为寻求救国真理，受工读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批青年赴法留学。

最初，能赴法俭学的人，都是经济上较宽裕的人。对广大知识分子和贫苦青年来说，要到外国去留学，还只能“望洋兴叹”。因为虽然是俭学，费用也是不少的。有人做过概算，每年所需费用大致如下：学费：一百八十法郎。膳宿费：四百五十到四百七十法郎。衣服、文具费：三百二十法郎。休假费：二百二十八法郎”。也就是说，一个俭学生每年需费用一千到一千二百法郎，折合当时的中国银元约六百多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家庭一年的生活费。因而一般人家是负担不起的。

一九〇九年，李石曾、齐竺山等人在巴黎创办了生产豆制食品的豆腐公司，从国内河北高阳县招来工人三十余人。考虑到这些华工，只念过小学和私塾，不懂法文，工艺知识也差，为了提高这些人的文化知识，进而提高劳动效率，李石曾便让他们白天做工，工余从事学习。

这样一来，华工们既赚得了经济收入，又提高了知识和工艺水平。后来法国地浃泊人造丝厂需要工人，由齐竺山以“劝工公司"名义，从国内招来工人四十八人，也搞白日做工，工余学习，二者皆行之有效，于是提出了“以工兼学”制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对此非常赞赏。他们亲自参观了地浃泊人造丝厂，赞扬华工“以工兼学”的做法，并撰写文章，在国内外刊物上加以介绍。声称“以工兼学”能使华工开阔眼界，赚得收人，受到教育，学到技术等八大好处。

“以工兼学"制的提倡，为那些家境贫寒而又想外出求学的人，提供了条件。使旅法工学的华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增加到了二百多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中国到法国一般是走陆路，即乘火车从北京出发，经东三省、莫斯科、华沙等地到巴黎，中途换车八九次，快车十二天，慢车十五天即达。十月革命后，由于俄国边境封锁，中国通往法国的陆路被阻断，于是赴法学生改走水路，乘船由上海出发，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苏伊士运河至马赛，再乘火车抵达巴黎，耗时约4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