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之战,三国时期除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外,最为重要的战争。
一场曹操与刘备之间的汉中之战,其结局对于三国鼎立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失败一方的曹操而言,虽然在离开汉中之前迁移走了大部分人口,但汉中战略要地的得而复失,使得曹操此后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内无力再染指益州。而对于胜利一方的刘备,借汉中之战,全部占据益州,基本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所提到的“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为后续蜀汉立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
汉中,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群山屏抱,汉水横贯其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以来,汉中就是为立国争霸者必争之地。战国时汉中属楚,便构成秦难向东发展之一因。后秦得汉中,使楚易于受到侵犯。秦末汉初,刘邦更凭汉中而成帝业的基地。
东汉末年,汉中作为益州北部一郡,更关系到秦陇、巴蜀之安危。
此时,益州牧是刘璋,而汉中一带的是割据近三十年的军阀、第三代天师(称师君)的张鲁。张鲁据传是西汉留侯张良的十世孙、天师道(五斗米道)教祖张陵之孙。
刘璋为人懦弱多疑,张鲁为人骄纵粗鲁,双方互相看着不顺眼,于是刘璋杀张鲁母弟,双方成为仇敌。刘璋在内败张鲁,外惧曹操的情况下,听信手下张松、法正之言,迎接刘备入益州,想借刘备之力,消灭张鲁,抵抗曹操。
公元212年,建安十七年,刘备、刘璋关系恶化,刘备率众反攻刘璋。刘璋依托蜀地地利条件与刘备相峙。不得已,刘备调遣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从荆州增援,才使战局形势才大有改观。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受阻达一年后,建安十九年,刘备率军围攻成都数十日,在法正为内应下,刘璋选择开城出降。至此,刘备彻底控制了益州大部分地区。
一年后,215年,建安二十年,张鲁率众自巴中归降曹操,曹操占据汉中。
曹操占据汉中后,司马懿曾建言:“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司马懿强调刘备以欺诈手段占据益州,蜀人对此很不满意,也不臣服,更谈不上归顺。此时机不可失,我们顺势进军益州,势必瓦解益州人心,打败刘备。
谋士刘晔也提醒曹操:“ 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慴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 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刘晔认为此时蜀人尚未安定,如果不趁机拿下益州,将来刘备站稳脚跟,安定下来,据险防守,再加上文有诸葛亮,武有关羽、张飞,恐怕今后再无机会攻打益州。
然而,曹操并未听从他们的建议,只是感叹一句:“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曹操的这句“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出自语本《东观汉记·隗嚣传》:“西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陇(今甘肃东部),蜀(今四川中西部),“得陇望蜀”比喻得寸进尺,贪心不足。
曹操的考虑重点是如果以汉中为据点,向蜀地推进的现实军事地理劣势——交通条件恶劣、军粮供应的巨大压力,于是冷静地选择放弃汉中。
曹操从汉中离开,留征西将军夏侯渊,督张颌、徐晃等屯汉中,并听从雍州刺史张既的建议,将汉中数万户民众迁移到了长安、洛阳、邺城等地。
此时,刘备得知曹操已定汉中,意识到汉中作为巴蜀的北部屏障,汉中安则蜀安,汉中失则无蜀。于是,迅速与孙权罢兵求和,稳定缓和双方的关系。
建安二十二年,刘备采纳法正建议,留诸葛亮镇守成都,带领法正、张飞、马超、黄忠、赵云、魏延、黄权等一众将士谋臣剑指汉中。
这场战争的初期,刘备亲自率主力部队自金牛道到达阳平关,在此对峙超过一年,因为徐晃的抵挡,久攻不下。而张飞、马超、吴兰、雷铜等将率领的偏师,几乎全军覆没。
曹操自己则在长安观察南阳、汉中的局势,一时间未到达汉中,全凭坐镇汉中的夏侯渊有条不紊的应对刘备的进攻布置防守,数战数胜。
面对被动的军事形势,刘备紧急发书,要求后方征调军队。坐镇成都的军师将军诸葛亮全力征调益州之兵,增援刘备。
得到后方援兵后,刘备以优势兵力从阳平关南引渡汉水,,一举抢占了阳平关南面的军事要地定军山。夏侯渊在攻打定军山中,忘记了曹操的叮嘱,作为主帅用兵时,一味依仗勇敢,以身犯险,缺乏智慧和计谋,惨遭大败,夏侯渊、益州刺史赵颙及夏侯渊之子夏侯荣等阵亡。
夏侯渊死后,张颌作为临时主帅,依托汉水来阻止了刘备进攻,曹军趁机巩固了阵地,双方再次进入相持阶段。
又过两年,建安二十四年,面对刘备在汉中的迅猛发展,曹操心中极为不安。公元219年,在平定宛城之乱后,曹操亲自率领十万大军从长安经褒斜道,二度亲征汉中。
得知曹操抵达汉中,刘备立即集中兵力,扼守险要据点,始终不与曹军正面大规模交锋。
汉中道路艰险,军粮运输困难,相较于刘备军,曹操军粮草不继的问题更加严峻。特别是屡屡疲惫应付刘备军偷袭曹军粮道,不但损失了大量粮草,兵士士气也极大下降,果然像曹操之前分析的那样,军粮出现了问题,而且久战不下,危机四伏。
面对刘备的铁桶防守策略,面临着粮草运输和百姓迁移的压力,汉中对于曹操而言,只是一个孤立的、远离政权中心的军事战略要地,是“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的“鸡肋”,无奈之下,率军离开,退兵长安,拱手将汉中送给了刘备。
刘备占据汉中后,派遣刘封、孟达、李严等攻下了汉中东面的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连通了汉中与荆州的联系,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在群臣拥护之下,在沔阳设置坛场,称“汉中王”,正式建立蜀汉政权。
纵观曹操指挥的对统一全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官渡、赤壁、汉中三大战役,只有官渡一役获得胜利,其余二役都以失败告终。
复盘这场汉中之战,历时两年,战争规模大,战况复杂,与战争相关的“黄忠斩杀夏侯渊”“赵云巧设空营计”“得陇望蜀”“定军山”“智取汉中”等故事和典故广为流传。
汉中,从防御角度看,失去汉中的益州,门户洞开,曹军可顺嘉陵江而下,或经秦岭对成都平原造成持久的巨大威胁。因此,当年司马懿、刘晔等人在曹操占据汉中后就极力建议其趁势进攻蜀中。若无汉中,后来的蜀汉政权只能在四川盆地自守。
汉中之战的胜利使得刘备全据益州,不再担心来自北方曹魏集团的威胁。在汉中之战结束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曹丕和刘备先后称帝。而在此战之后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两个国家在绵延的秦岭山脉两侧进攻和防御。横亘在关中与汉中的秦岭山脉成为两国稳定的国界线。
若刘备未取得汉中之战的胜利,曹魏从汉水上游发动攻击,蜀汉是没有任何地利优势的,亡国的可能性极大。若蜀汉灭亡,东吴孙权将在整个长江流域独自与强大的曹魏政权对抗,南北对峙的格局很可能也不会形成。
对曹操说来,益州本可唾手而得,但因他对益州牧使者张松简慢无礼,使之转与刘备相结,以致备顺利取得益州,他则失之交臂。
曹操既不接受司马懿、刘晔一举而下全蜀的意见,反给刘备取得了“据险守要”的机会,同时又不能慎择人选,固守汉中,作为日后窥蜀的准备,竟用“但知任勇”,不能“行之以智计”的夏侯渊做征西将军,担任屯守汉中的重要责任,错上加错。
蜀汉建国后,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屯田汉中,屡次北伐,都是由曹操在汉中争夺中的失误造成的。
但如果就此说曹操不重视汉中恐怕也不是真实情况。
曹操为何“得陇”而不“望蜀”?
曹操之所以放弃对汉中的据守,其一是摆脱汉中对其主力的牵制与调动;其二是更好的经营关陇,将其作为军事前沿阵地与蜀汉的军事基地汉中对峙,以形成对蜀汉造成强大的围堵、震慑;其三是曹操以率先屯田作为先敌行动的方案,而蜀汉在汉中的屯田显得被动,是一种战略保障。
第一次占领汉中之时,司马懿、刘晔等人的建议是从局部考虑,曹操的拒绝则是将关陇与汉中通盘考量。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陇右与汉中也不能兼得。将防线放在关陇,军粮补给变得轻松,避免与蜀汉在汉中一地的兵力胶着, 也就是摆脱了“致于人”的军事被动。
曹操以关陇为防守基地,切断了汉中与陇右的联系,而且放弃汉中时,基本上将汉中的人口迁徙一空,留给刘备的汉中地区实际上成为一个孤立的军事堡垒。
在古代人口、劳动力是最重要的。有了人口,就有了一切,有了财富,有了武力,有了政治地位和权力。”没有人口的汉中为蜀汉带来的经济与军事战略价值都大打了折扣。刘备虽然占据了汉中的地理优势,却同时承受巨大的压迫与围困,不得不苦苦向陇西发展,寻求突破,才有了蜀汉后期的连年北伐。
关于曹操未能借占据汉中之机进攻益州的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即208年10月,曹操轻易取得荆州后,未听从贾诩休养生息的建议而直接进攻东吴,在赤壁遇到了孙、刘联军的痛击,死者大半,败走华容道,回到南乡郡(今河南淅川县东南),仰天大恸,破灭了一举吞孙、刘的美梦。七年后,已近暮年的曹操,面对益州用兵,更趋于谨慎稳健,不愿意重蹈当年在赤壁覆辙。
因此,我们不得不钦佩曹操的战略思维,汉中并非仅仅是“鸡肋”这样简单,利用汉中的形势,加强陇右的建设,采取以逸待劳,坐而待其毙的方针,不断提升曹魏的综合实力,对最终灭蜀汉统一全国有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