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是人类的第一要义，古今中外没人能回避得了，基本生活保障对于隐士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保持个体自由、独立人格的基本前提。

秦汉时期，隐士对生存这一大事“加以解决”的方式多种多样，自耕自织、釆药过活、商贩买卖、隐居教授、占卜为生等，选择这些方式跟隐士的自身素质有关，也与秦汉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相连。

隐士们自食其力最常见的办法是自耕自食（这里的“力”主要指体力，与后面的隐居教授有所区别）。它通常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耕佣”（又叫“佣耕”），即出卖劳动力，为他人耕种以获取报酬。

在秦汉隐士群体中这一方式不多，有明文记载的凡一例，“（孟尝）隐处穷泽，身自耕佣。”二是“甘心畎亩”，在乡村田间、荒地、山林阪坡上耕种，通过劳作糊口。这类隐士有梁鸿、严光、承宫、周燮、袁闳、胡昭、诸葛亮等。汉碑碑文中提到的隐士，也多以劳作为生，如蔡邕《处士圈典碑》记圈典归隐，说他“乃遂隐身高数，稼穑孔勤”耕作的同时，有的还纺纱织布，以保证衣料穿着的自给自足，梁鸿与妻子一起隐居霸陵山中，就是“以耕织为业”。

秦汉隐士之所以大多选择耕织为生，与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农业的显著进步密切相关。春秋之前，生产相对落后，如果不娴熟农事，很难供给口腹，所以伯夷、叔齐兄弟隐居首阳山还要采薇充饥，最后饿死山中。

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常言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只是兄弟二人坚守志节、不仕贰朝的象征，具体指不接受西周王朝的俸禄或馈赠，不能仅仅理解为不食粟米，所以《潜夫论本政》曾说：“贞士采薇冻馁，伏死岩穴之中。”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八《书溧志后》中也说：“夷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盖言不受禄而穷饿以死，非绝粒殉命之谓也。”而且如果伯夷、叔齐连粟米都不食，那么采薇又岂不是多此一举？

因为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周粟”与“野薇”都属于周王室所有，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伯夷、叔齐饿死山中是粮食不够，“穷饿以死”，不是不食粟米。

春秋战国与有秦一朝，虽然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牛耕、铁器开始应用于生产，但与后世相比，它们的应用范围还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各国忙于竞争，对城市生产依赖更大，而对农业经济重视不够，以至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混战年代中，始终存在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即发展出一种主要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经济”。

因此，当时的农业还相对落后，对于生产能力、生产经验都有限的隐士来说，试图通过简单耕作以保证生活需要比较困难；如果远离耕种集中的乡村，则更为不易。

汉代之后则不然。虽然两汉农业也，受政治变动、自然灾荒等因素的影响，但总体而言算得上夫时地利：政治一统、两汉初期的休养生息、国家以农为本、较为合理的赋税政策等，为汉代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大环境。

更重要的是，农业水利、生产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汉代之前相比，水利网络不再只是粗放式的几大工程，而是沟壑密布，“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积、成国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概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坡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区种法、代田法的推广与运用，农作物的增多与轮种，表明生产技术不仅得到进一步提高，而且迈向了“集约性”、“精细化”耕作的新时代。

在精耕细作的年代，从事农业更为容易，因此妇女、儿童也常常参与农事，《四民月令三月》说：“谷雨中，蚕毕生，乃同妇子，以勤其事。无或务他，以乱本业！”

总之，汉代农业的进步十分显著。如果不出现重大天灾人祸，隐士们只要将一定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靠自己劳作获取食物较为容易，至少不至于像伯夷、叔齐那样常常挨饿。

耕织之外，也有部分隐士依靠非农业生产活动谋生，主要方式有：经商、釆药、手工业、为人牧猪、佣作等，其中经商、釆药较为常见。隐士经商的具体行业很多，两汉之际的王君公贩牛为生，“遭乱独不去，侩牛自隐。”第五轮贩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亲友故人莫知其处。”

马瑶在山中网络野兔，然后拿到集市去交易，“隐于汧山，以兔罝为事。”《后汉书》记胡广六世祖胡刚，在西汉后期避仕王莽，“值王莽居摄，刚解其衣冠，县府门而去，遂亡命交阯，隐于屠肆之间”。“隐于屠肆之间”，其谋生方式也极有可能与商业贸易有关。

采药、卖药为生，主要指那些居住山林或靠近山林的隐士，充分利用附近天然资源。秦朝的安期生，“卖药海边，老而不仕”；《后汉书逸民列传》中所述台佟、韩康均是如此，台佟隐居于武安山，“釆药自业”，韩康“常釆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

东汉后期的隐士韦豹不应大将军梁冀、桓帝的征召，避入云阳山，也是采药为生；东汉、三国之交的庞公，“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后世隐士也有采药为生的，不同的是后世不少隐士采药为生，也多自食（服药）。秦汉时期隐士采药，目的简单，主要为了谋生，服药自食者尚不见记载。

隐士们依靠“资助”生活，也可细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家族富有。两汉家庭多为大家庭，同产共财、聚族而居，不像秦代“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因此家境富有的隐士不必为生存担忧。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郎人，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

另一位东汉的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世代富裕，好施舍，因此优游不仕，五个女儿出嫁还有嫁妆相送，“初，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隶释》、《隶续》中的一些碑文也表明，部分隐士家境颇好，常常捐款立碑或独自为人立碑。

《隶释》卷二十《大石岭碑》记：“新城县大石山上有大石岭碑，河南隐士通明以汉灵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于山堂立碑。”《隶释》卷一《鲁相韩勑這孔庙礼器碑》碑阴刻记捐款者，有“河南成皋苏汉明二百，其人处士”、“处士鲁刘静子著千”、“处士鲁孔方广率千”等字样，虽然处士包括隐居不仕与暂时未仕两类人，并非专指隐士，但这里的处士苏汉明应该属于隐士，因为《隶续》卷十二《韩敕孔庙后碑阴》记载这一件事时说：“征士河南成皋苏汉明二百。”“征士”是古代对征而不至的隐士的称呼，可见苏汉明即为隐士。

隐士捐款立碑的例子，《隶释》、《隶续》中的《史晨碑》、《成阳令唐扶颂》、《酸枣令刘熊碑》等碑碑文还记有不少。它说明一些隐士家境较好，因此保证自身基本生活需要，应该不成问题。

依靠他人“资助”的另一种方式是靠别人馈赠或者寄食于他人。两汉之际的郑兴，不仕隗器但长期寄食于他；河内朝歌人向长，“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余。”

不过，大多隐士讲气节而不屑于依靠祖宗、家族产业或者他人馈赠生活。即使生活贫困，也自耕自食，徐穉家贫，但“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周燮也是“非身所耕渔，则不食也”。有的虽祖上留有丰厚的遗产，在归隐前将财产散与族人或者他人。有的则刻意躲避富贵，如张楷：

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措疾其如此，辄徙避之……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

隐士作为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群，通过智力谋生是优势所在，也是区别一般在野者生存的一个特征。秦汉时期，隐士依靠智力生存的方式主要有两种：“隐居教授”与“卖卜为生”。

以教授为业，是秦汉时期隐士最主要的生存方式之一。尤其是儒术独尊、经学兴盛的东汉一代，教授生徒的隐士更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隐士们习经、传经虽然以东汉为高潮，但并不局限于东汉。秦、西汉都有隐居教授的例子：秦汉之际的浮邱伯隐居教授于“嵩庐之下”，西汉末年的杨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居摄二年，与两龚、蒋羽俱征，遂遁逃，不知所处。”

而且，隐居教授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经学，有传授黄、老之学的，东汉隐士杨厚“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还有传授诗歌格律知识的，隐士钟暗字季明，颍川长社人，“少以笃行称...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

利用自身优势，卖卜为生，是秦汉隐士生存方式中另一个较为特别的现象。“龟卜蓍筮”，卜筮在我国古代有着独特地位。商、周两朝设有专门、庞大的卜筮机构，大凡国家遇上疑难问题，多求助于占卜，“稽疑：择建立卜筮人”。战国之后，占卜的氛围一日渐稀薄，占卜人员的社会地位降低。不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独特性。卜筮像一辆下山的缆车，社会地位越来越低，这是它在整个古代社会的总体趋势；

由于某一个小山坡，缆车偶然也会随着缆绳暂时上升。两汉时期的卜筮，就如同一辆缆车，一度“死灰复燃”；日常生活中多见卜筮活动，不少地方甚至连结婚也要经过多次占卜，在繁华的闹市还设有专门的“卜肆”，供占卜之人摆摊。两汉占卜盛行，为部分隐士依赖这一方式生活提供了可能。

当时以卜为生者的隐士不少，如严君平雅性澹泊，不好仕途，“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姜肱不愿与宦官同流合污，“遂羸服间行，窜伏青州界中，卖卜给食”范冉性格狷急，不能从俗，“议者欲以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于梁沛之间，徒行敝服，卖卜于市”，等等。

而且这些隐士有不少对《易经》颇有钻研，例如卖卜于长安东市的司马季主，“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蔡邕所撰《范丹碑》说范丹“尤笃《易》、《尚书》，学立道通，久而后归”，隐居时以卜筮为业，“鬻卦于梁、宋之域”：

先生讳丹，字史云，陈留外黄人，陶唐氏之后也......亟从仕进，非其好也...性多检括，不治产业，以为卜筮之术，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偿，且无咎累，乃鬻卦于梁、宋之域。

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易》本卜筮之书”，易学隐士对占卜自然比较熟悉，这是其它隐士所不具有的优势。其次，跟两汉易学本身的发展有关。汉代讲究“天人感应”，术数、灾异、谶玮思想极为盛行，易学家注《易》时也常常将卦象、爻数与天文、历法、阴阳等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易学的第一大流派：象数易学。

象数易家注重占验、卜筮，如费直，因为治《易》而为郎，后出任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高相，与费直相仿，治《易》“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焦延寿，也是长于灾变之说，“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易学隐士以卜为生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综前所述，秦汉隐士的生存环境较之先秦无疑要好得多；秦汉隐士的生存方式多种多样，既有体力也有智力方式，既有农耕也有工商业。当然，不论哪一种谋生方式，只是糊口而已，并非为了营利。

以占卜为例，隐士以卜为生与当时的“卜相工”不同，后者专门以此营生（后世的占卜、相命者甚至完全采用迷信的方式、欺骗问卜者，获取暴利），隐士不一样，卖卜往往取足而已。他们并不贪恋钱财，也无意于此。而且，总体来说隐士的生活并不宽裕，因为不论依靠体力还是智力，在当时的环境下都不容易，隐士的居住、穿着、饮食比常人都要简陋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