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明君，司马光在《稽古录》中评论道：“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罔罗俊杰，又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汤火之中……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自古迄今，李世民都是明君形象，但也有历史研究者指出了他需要被批判的另一面。

李世民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他的曾祖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贵倾一时，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祖父李昞继承唐国公的爵位，官至柱国大将军。父亲李渊，7岁袭封唐国公，《旧唐书・高祖本纪》说李渊之为人，“倜傥豁达，任性直率 ，宽仁容众”。李渊15岁那年，杨坚把周静帝赶下台，自己做了皇帝。李渊的母亲与杨坚皇后独孤伽罗是亲姐妹，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李渊从皇宫的千牛备身（保护皇帝的侍卫）起步，不断升迁。大业十二年（616年）被隋炀帝杨广任命为右骁卫大将军、太原道安抚大使，不久升为太原留守，成为封疆大吏。

这时，北国半壁江山已是烽烟四起，杨广吓得躲到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去了。乱世出豪杰，李渊也决计逐鹿中原，奄有天下。在历史文献中，李世民被说成太原起兵反隋的首谋，如《新唐书・本纪卷二・太宗》记曰：“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盗贼起 ，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长孙顺德、刘弘基等，皆因事亡命，匿之。又与晋阳令刘文静尤善，文静坐李密事系狱，太宗夜就狱中见之，与图大事。时百姓避贼多入城，城中几万人，文静为令久，知其豪杰，因共部署。计已定，乃因裴寂告高祖。高祖初不许，已而许之。”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更是绘声绘色：李世民劝李渊起兵，李渊大惊失色，骂道：“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说完要来笔墨，准备写状子。李世民道：“世民睹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李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翌日，李世民再次劝说老父起兵，李渊道：“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这种说法应出自唐代编修的史书。唐代自李世民设史馆，开始修史，史家为了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尽力美化李世民，将当年起兵太原说成是李世民策动的。后世修史，因循未改。历史学家根据蛛丝马迹，考证李世民为“太原首谋”之说乃系伪造，李渊才是太原起兵的真正策划人。当年只有18岁的李世民，仅是老父的马前卒而已。

李渊

李渊等人的行动，引起了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的怀疑。他们两人死心塌地地效忠隋炀帝，是隋炀帝安插在李渊身边的耳目。王、高两人疑心李渊要造反，密谋之后，决定以到晋祠祷雨为名，逮杀李渊。经常出入王、高两家的晋阳乡长刘世龙获悉此事，密报李世民，李世民马上找刘文静商议，决定先发制人，以王、高勾结突厥为名，杀了他俩。李渊加快起事的准备工作，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十五日，李渊起兵反隋。

七月四日，李渊挥师南下。十一月九日攻入长安。时群雄蜂起，李渊羽毛未丰，思前想后，还是打着“隋”的招牌为好，遂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杨侑按照李渊的心意，给他晋爵加官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在关中站稳脚跟之后，义宁二年（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渊把杨侑赶下台，自己做了皇帝，国号“唐”，建元“武德”。

李渊的窦皇后生有4子，依次叫建成、世民、玄霸、元吉。李玄霸早死，嫡子只有建成、世民、元吉3人。李渊登基，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建成以储君留居京师，辅佐李渊处理政务；李世民统兵，征战疆场，攻灭了薛举、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割据势力，为大唐一统立下盖世之功。

李世民有野心，纠集了一班效死之士，文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虞世南、殷开山、张公谨、唐俭等，武有李靖、李勣、程知节、秦叔宝、尉迟敬德、侯君集、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柴绍、长孙顺德等。他们是当时最杰出的文士武将，也是大唐最负盛名的开国功臣，形成了一个效忠李世民的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李世民借此谋取储君的地位。李建成为保住皇位继承权，联合齐王李元吉反击李世民，兄弟俩一唱一和，诋毁李世民。本来就力主嫡长子继承制的李渊不满李世民的野心，偏袒李建成。

李世民心急如焚，他的亲信也焦急万分，想方设法帮助李世民。王妃长孙氏在宫内为李世民奔波，她孝侍李渊，博取他的欢心；屈节承顺诸嫔妃，争取她们的支持。在宫外，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谋士为李世民出谋划策。

李世民

尽管如此，局势仍没有向着有利于李世民的方向发展。

房玄龄见状，去找长孙无忌商量对策。长孙无忌是王妃长孙氏之兄，最得李世民亲信。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恟恟，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房玄龄建议用武力除掉李建成、李元吉，长孙无忌早就有这个想法，高兴地说：“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二人去见李世民，谈了他们的看法。李世民觉得兄弟相残，有违伦理，尽管二人极力劝说，李世民始终犹豫不决。

李建成、李元吉抢先下手了。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他们借突厥入侵，奏请让齐王李元吉统兵出征，调动秦王府的骁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及其精锐士兵，以削夺李世民的势力，在出师饯别宴会上伺机刺杀李世民。有个叫王晊的获悉了他们的密谋，密报李世民。李世民急忙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商量对策，4人密谋一番，开始行动。李世民密奏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且欲加害于他，请求父皇主持公道。李渊闻奏，让李世民先回去，翌日对鞫朝堂。

六月四日一早，李世民带十余人前往皇宫北门玄武门设伏，王妃长孙氏一一替他们披上铠甲，勉励大家同生共死，十几个铁铮铮的汉子无不动容，表示要誓死效忠秦王。他们埋伏好不久，李建成和李元吉来了。玄武门守将常何是李建成的部下，李建成十分放心地朝大门走来。谁知，常何已被李世民收买。李建成一行过了玄武门，发觉情况有些异常，正要掉转马头，李世民一箭射来，李建成毙命，李元吉也死于尉迟敬德箭下。

李世民命尉迟敬德进宫奏告李渊。“是时，高祖泛舟于海池。太宗命敬德侍卫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惊，问曰：‘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高祖意乃安。”

第四天，李渊被迫下令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诏曰：自今以后，军国之事，无论大小，皆委太子决断。过了两个月，李渊又被迫传位李世民，李世民假意推辞了一番之后，于八月九日登基，尊李渊为太上皇。

玄武门之变

历史上称这次事变为“玄武门之变”。

兄弟阋墙，杀兄夺嫡，李世民本应为千夫所指，留下千古骂名。但是，历史记载却为李世民大唱赞歌，说李世民雄才大略，当年太原起兵，李世民即为“首谋”，李渊曾经欲立李世民为太子，李世民坚辞，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记李渊对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在攻灭割据群雄、建立大唐过程中，李世民又立下盖世奇功。太子李建成不学无术，荒淫无道，李元吉与他同流合污，他们与李世民水火不容云云。司马光《资治通鉴》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

从唐代刘知几、五代刘煦、宋代欧阳修等古代史学家，到当代汪籛、牛致功等史学家都指证：唐初史官所修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两朝历史的《高祖实录》《今上实录》被篡改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一方面因循唐修史书美化李世民的记载，另一方面又记载了李世民等篡改历史的行为。《资治通鉴》在贞观十六年（642年）部分有如下记载：“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 ，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 ，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 ，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 ，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自汉献帝以后，各朝都有《起居注》，记国君言行举止 。 隋设“起居舍人”一职 ，负责修《起居注》；如果以其他官职兼管，则谓之“知起居注”。史馆所记，秉笔直书，李世民显然对他的一些“黑历史”放心不下，特别是“玄武门之变”那件事。从褚遂良、刘泊那里，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记录在案，更令他寝食难安。

第二年，李世民决心要看他的历史记录。他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房玄龄谏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李世民自我标榜说：“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劝谏，说如果陛下御览《起居注》，后世仿效，史官担心罹祸，不敢秉笔直书，历史也就失实了。李世民不听，坚持要看。房玄龄与给事中许敬宗等人将李渊、李世民的《起居注》编辑为实录，上呈。司马光记曰：“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辞，直书其事。”

李世民最关心的“六月四日事”，就是“玄武门之变”。从“语多微隐”来看，史官已经替李世民做了隐瞒，但他仍不高兴，举历史上周公诛管叔与蔡叔、季友建议杀叔牙来为自己辩护，他的所作所为是为大唐去除奸佞，保全社稷江山。他所说的“史官何讳”，是要求史官不要讳言他的正义；诏令“削去浮辞，直书其事”，是要求按他的旨意来书写。如此这般，“玄武门之变”的真相被歪曲了。

唐朝以前备受称道的“治世”有3个：“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开皇之治”。

李渊

李世民贞观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治世”。之所以会出现“贞观之治”，首先要归功于唐高祖李渊。

李渊是有作为的开国之君，他长于谋略，明于决断；知人善任，虚己纳谏；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约法省禁，以德治国；劝课农桑，发展经济；崇儒兴学，以文化民。在他的统治下，大唐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是，他的治绩被掩盖了，《剑桥中国隋唐史》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不仅他建立大唐的功绩被儿子李世民“精心地掩盖”了，还有他开创的“武德之治”也被“贞观之治”的光影遮蔽了：“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而言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史实的确如此，李世民治国理民的基本国策，是在继承“武德国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相比父亲，李世民更为英明，他不满足于因循守旧，而是对既有的国策进行修订。为此，他以“自古理政得失”为题，与群臣展开讨论。经过广泛而深入地讨论，形成了实现“天下大治”的方针：第一，偃武修文，大政方针转向经济社会发展；第二，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不失农时为本；第三，君主不能独断专行，要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员的作用，君主要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集思广益，择善而从；第四，君臣都要遵守法令，不能任意妄为。

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实施了一系列的治国理民政策。在政治方面，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在经济方面，劝课农桑，力行均田；爱惜民力，轻徭薄赋；广储粮食，备荒救灾；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鼓励生育，增殖人口。在法律方面，修定唐律，健全法制；宽仁慎刑，约法省禁。在文化方面，尊孔崇儒，注释经书；兴办学校，完善科举；大兴礼乐，以德化民。

“贞观国策”实施的结果，形成了“贞观之治”。检索历史文献记载，“贞观之治”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物价低廉 。《旧唐书・后妃传》记曰：“自贞观以来，二十有二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一斗米的价格，从四五钱到三四钱，最低到二钱。二是社会安定 ，犯罪率低。刘餗《隋唐嘉话》用“天下康安”“户不夜闭”等来形容。以贞观四年（630年）为例 ，判处死刑者仅29人。

杜甫

中国历史上有“治世”与“盛世”。“治世”是国家治理最好的时代，“盛世”是国家最为昌盛的时代。“治世”是为“盛世”打基础的。唐朝的盛世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的，具体来说，是在开元十三年（725年）开始的，杜甫《忆昔》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百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 ”杜甫生于先天元年（712年） ，第二年唐玄宗改元“开元”。开元年间的盛世气象，他亲历过，故诗中所咏不虚。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写《读通鉴论》，比较了历代盛世之后说：“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矣。”李世民君臣开创的“贞观之治”最终造就了“开元盛世”。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7月4日下午 ，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黄炎培与毛泽东谈了“周期率”的问题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 ，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从此以后，人们屡屡道及黄炎培的“周期率”。

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特征重复出现，其接连两次出现所经过的时间 ，称为“周期”。某种事物呈周期性的发展，就是周期律，也有人把中国王朝的周期性更替称为周期率。王朝的兴衰有周期律，帝王的一生也有周期律，在《贞观政要・君道》中，魏征就讲过帝王的“周期律”：“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

李世民

中国历史上的明君大多有一个前期励精图治、后期享乐怠政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明君的一生，如同一个王朝，也有一个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李世民也是如此，贞观十年（636年）之后，李世民的为人和治国开始走下坡路。

李世民一朝最杰出的谏臣魏征忧心忡忡，他的直言极谏，皇上也已经听不进去了。但是，他还是决定忠臣子之本分，贞观十三年（639年），他上《十渐不克终疏》，指出与贞观初年相比，十个方面出现的今不如昔的变化：从清净寡欲到喜欢珍奇，从爱惜民力到不惜民力，从损己利人到纵欲劳人，从亲君子、斥小人到昵小人、疏君子，从力行节俭到喜好奢侈，从求贤若渴、信用众臣到听信谗言、由心好恶，从励精图治到贪图玩乐，从礼贤下士、虚己纳谏到睥睨大臣、固执己见，从专心治道到居功自傲，从关心民生到滥用民力。

李世民御览了魏征的奏疏，表示诚心诚意地接受，特赐魏征黄金10斤 ，厩马2匹 ，将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书写在屏风上，朝夕观看，引以为戒；又交史官抄录存档，传之后世，昭示子孙；又信誓旦旦地说“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然而，此后的史实表明，李世民并没有真心地改正，他也没有跳出明君的人生“周期律”。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649年7月10日），李世民驾崩，享年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