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发展战略与商业模式在监管中的地位”是近年来金融监管实践面临的新问题，业界和学界对此的关注度也在持续提升。本文结合国内外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形势，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监管实践中，除了利用各类成熟的定量方法对风险和合规等因素进行监测外，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战略、商业模式是否可持续经营、能否应对复杂的环境变化，也逐渐成为国内外金融监管的重要议题。其中，战略关乎方向，体现为遵守的愿景、追求的规模、发挥的影响力等，而商业模式则包括建立起的客户结构、业务结构、盈利基础以及经营管理制度等。发展战略和商业模式是否与机构本身的资源禀赋、外部经营环境相适应相匹配，以及是否具有足够的应变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机构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加深，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大幅发展，但金融风险事件频仍，尤其是在外部环境大幅变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发展战略和商业模式通常面临较大挑战，易导致危机出现，尤其是在美联储持续加息、地缘冲突、新冠疫情等事件前后。

2023年的美国硅谷银行事件，是距今最近的由于公司战略失误而差点引发金融危机的典型案例。2023年3月，在美联储持续加息背景下，创业公司现金流趋紧，硅谷银行存款持续下降，需出售证券资产补充流动性，导致其证券资产从浮亏转为实亏。巨额亏损引发大规模挤兑，仅2023年3月8日硅谷银行取款金额就高达420亿美元。2023年3月10日，美国加州监管当局宣布关闭硅谷银行，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究其原因，除美国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相对欠缺外，硅谷银行资产负债表严重错配是主要因素。其存款多来源于创业企业，储蓄存款占比偏低，负债结构不够稳定。而在资产端，其贷款仅占35%，而57%的资产投资于美国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2022年以来美联储快速加息背景下，硅谷银行支付的存款利息不断增加，而资产端债券利率持续上行使得其亏损持续扩大，最终造成挤兑、硅谷银行破产重组。

与海外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现代金融业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较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国内实行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金融体系。全国各类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相继被撤并，融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之中。金融市场被取消，金融业务全部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办理商业银行业务。

伴随着改革开放，金融体制改革和市场化发展开始推进。银行体系上，1979-1984年四大行相继独立，先后开办了现金出纳、居民储蓄、贷款、国际金融和各种委托代理业务，极大丰富了商业银行职能。20世纪90年代金融机构朝多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银行体系上，股份行、政策行、城商行、外资行等“新玩家”改制并进入市场，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现代化商业银行体系开始占据主流。证券市场上，1990-1991年上交所、深交所相继开业，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开始发展，直接融资起步。

进入新世纪后，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多元化得到加强。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2004年国务院启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通过国家注资、财务重组等形式，彻底消除历史包袱。证券市场上，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启动，继续朝市场化、专业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对城投和房地产融资带来驱动，金融机构发展加速。在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下，金融创新模式涌现，银行同业创新盛行，非银机构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在客观上导致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的情况增多。

2017年，在去杠杆和防风险的政策指导下，金融业务逐渐回归本源，高质量发展成为主要思路。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则提出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强监管，并强调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在此背景下，国内金融机构一方面去杠杆、去通道、去链条，积极化解和防范风险；另一方面更加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加大对小微、普惠、科技、制造等业务支持力度，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往后看，在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基调下，后续国内金融机构商业模式的演化，需要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做文章。

为应对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压力，银行机构应优化资产结构、提升资金运营效率并管控负债成本。在间接融资占主导的背景下，现阶段银行体系仍然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69%，首次跌破1.7%，处于历史极低水平。净息差持续收窄，一方面源于货币政策端持续降息，另一方面源于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减费让利力度。而净息差作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其持续下行，意味着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面临的经营压力加大。往后看，为应对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压力，银行机构在资产端应优化资产结构，更加重视存量资产的盘活和调整，压低低效资产占比，并做好大类资产配置，提升资产运作能力。在负债端，银行应推动负债成本下降，对高成本存款适当压降，避免高息揽储的恶意竞争。在存贷业务之外，银行应积极探索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中间业务，多元化发展，降低净息差对银行盈利的负向影响。

积极应对“后地产”时代的经济特征，以新质生产力为契机寻找新的增长点。2000-2021年，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需求拉动作用，上下游产业链占GDP比重一度达1/4。受益于过去房地产的上行周期，各类金融机构均得到明显发展。但往后看，房地产驱动经济的时代大概率已经过去，金融机构需要积极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以实现稳健经营。一方面，对金融需求从间接融资逐渐向直接融资转变，证券市场有望迎来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以创新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对于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而言，在新质生产力的框架下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是未来很长时间内其商业模式必须面对的议题。

服务金融强国建设，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国内金融机构在战略布局上一方面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脱虚入实，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用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上；另一方面在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要求下，应加强自身的监管自查自纠机制，消除盲区，并积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往后看，新形势下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演化是其提升经营稳定性、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对于监管而言，在监管中如何有效评估金融机构发展战略与商业模式的适配性与应变性，也将持续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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