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柩不葬”是明代浙江地区比较普遍的葬俗现象，通过对相关墓葬出土墓志的梳理，共在浙江明墓中已出土的18通墓志内发现了对“停葬”现象的有关记述，墓葬时期集中在第二、三期，且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为主，在浙北和浙南均有发现。
墓主身份以品官和士人为主，葬期“由数月至数年不等。通过对各墓志的梳理，可见葬期皆因人而异，短则1月，长则3年。《礼记王制》记载:“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
可见上述墓主葬期基本都超过古礼记载的“三月之期”。针对民间停枢不葬的现象,洪武五年明太祖曾下诏:“古之丧礼，以哀戚为本，治丧之具，称家有无。近代以来，富者奢借犯分，力不足者称贷财物，夸耀殡送，及有感于风水，停柩经年，不行安葬。宜令中书省臣集议定制，颁行遵守，违者论罪。”
尽管明代政府严令禁止，但此类停葬现象却依旧普遍存在。通过对《明史》、《明会典》等相关释读及对具体墓志内容的研究，明代浙江地区“停柩不葬”葬俗产生的原因有如下方面:
一、风水堪與的盛行葬俗中的风水观念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兴起，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葬地和葬时的选择上。除要谨择葬地之外，择葬日也有极大的讲究，如葬日选择不对，甚至会造成“复死”或“三死”的恶果。
风水之说虽虛无缥缈，但其将死者入葬时择时相地的结果与其家属命运进行关联，制造出风水同生者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因果纽带，因而一直长盛不衰，择时相地也逐渐成为丧礼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发展到明代，风水堪舆更加泛滥，死者子孙为保家族昌盛，并让死者入土为安，必然要谨慎选择一处“美地”，在吉日下葬。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民间普遍出现了为择地、择时而长期停葬的现象，以致于明代政府不得不颁布“三月不葬，违者论罪”的法令。在浙江地区出土明代墓志中，几乎都有“卜于”某年某日、“谨择”某地的内容。如萧山水漾坞M15出土处士赵东垚墓志写道:“宅几未卜，停枢三载。厥子事之如生。择今癸亥岁十一月乙酉，附先茔，葬于湘湖水洋山之阳。”
墓主赵东垚卒于嘉靖庚申年，因未找到合适的阴宅而停葬，时间长达三年，直至癸亥年才得以入葬。收集墓志中，虽大部分并未提及造成葬期延长的具体原因，但其中都有涉及相地择时方面的内容，据此推测，风水堪舆之说或是明代浙江地区“停柩不葬”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二、明代繁杂的丧礼程序《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戊辰年，太祖曾言:“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又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认为元代纲常礼制失衡是元亡的原因之一，于是将礼法作为国家治理的重点,而丧礼的制定便是朱元璋礼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明史》记载,品官丧礼“本之《仪礼士丧》，稽诸《唐典》，又参以朱子《家礼》之编，通行共晓”，而士庶人丧礼则“大略仿品官制，稍有损益”。由此可知士庶丧礼相较品官丧礼只是在内容上稍有差别，而基本的礼仪程序基本相同。
从死亡至入葬要历经基本程序共有十五项之多，且有些环节下还包含诸多程序，如“葬”之内即有沐浴、饭含、施铭旌等诸多仪节，虞则包括初虞、再虞、三虞在内。如此之多且繁杂的仪礼程序要依礼完成，势必会加长葬期。
瓯海焦下M6出土墓志在对墓主曾氏的丧礼描述中，即有“楫殡殓如礼无貽”的记载，民间对丧礼程序的遵守程度可见一斑。社会风俗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明代官方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民间百姓对丧仪的重视程度,在丧礼的执行上出现了“夸耀殡送”的后果，“富者奢僭犯分，力不足者称贷财物”，在如此之多的礼节上家属都极尽所为，也变相地延长了葬期。
三、待配同葬《诗经.王风.大车》云:“穀则异室，死则同穴”。《白虎通义.崩薨》载:“合葬者何?所以固夫妇之道也。”夫妻合葬的观念，自先秦已开始兴起，于两汉之际盛行。因夫妻死亡时间不同，为求同时同地下葬，故无法安排相同葬期，存在先亡者停葬待窆的情况，因此先亡者要延长葬期以待夫妻同葬。
安吉吴麟夫妇墓中出土墓志就记载了此种情况。据墓志载，吴麟之妻方安人先吴麟一年于嘉靖壬子年去世，嘉靖癸丑年吴麟去世，而后写合葬墓志铭，停葬一年后，卜于甲寅年十二月初六将吴麟与方安人柩合葬于大坞山西山卯向。
但一方停柩，夫妻同时下葬的情况相对还是少数，如夫妻一方少亡、一方长寿，长期“待配同葬”自然不妥。金华范氏墓墓主为范继文夫妇，墓志记载范继文生于嘉靖己亥，卒于嘉靖辛酉，享寿仅二十三年。
其妻章氏孀居四十余年，卒于万历甲辰年，最终与其“合葬始迁祖柏轩先生墓之右告”。由此可知，在范氏夫妻合葬之前，早亡的范继文曾葬于他处，待章氏去世后，再迁葬于和章氏合葬之地，变相达到同时同地下葬的目的。
在明代重礼的社会状况下，尽管在丧礼的执行上官方倡导“称家有无”，但在孝道当先、儒家纲常风行的明代，简单的丧礼程序显然不能为大众所接受。而明政府推出法令来控制丧礼风俗的行为，更能从侧面说明民间对丧礼的过分重视，“停柩不葬”便是其表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