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摄政者身兼“女”与“主”的两面性，性别与政治有时相互排斥，性别挑战传统的权力体系，男权政治限制女性参政;有时又互为支撑，构成一股相辅相成的力量，为女性创造政治空间。
虽然性特权一贯在国家秩序中占据上风，但随着王权的强化和“家国一体”观念的深入，三位女摄政王巧妙地运用性别表演突破了桎梏，进而实际持有政治权力。
然而，究其本质，女性摄政仍然是在依附和维护男性权力体系。
深受欢迎的女摄政王一旦同时代人认为女性摄政是一件潜在的好事,他们就会结合幼主和女性参政的可取之处创造一个权力逻辑并发明出一套适合女性的补偿性结构和政治模式。
女摄政王正是权力与性别结合的体现之一。
16、17 世纪的三位王后集种种有利条件于一身，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摄政的名义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然而，这是一个法国绝对主义王权经历危机走向强化的时代，女摄政王作为“政治人”首先要维护和巩固王权。因此，她们必须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敌对力量帮助王权渡过危机。
从法兰克人时代至近代早期，君主制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生变化，但仍然是一个带有强烈性别色彩的制度。
女摄政王们面临的挑战摄政期间，有三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威胁着法国的政治体制:对外国王后的不信任、将女性排除出王位继承和贪婪的亲王，并由此引发对女性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性别的攻击甚至导致王权危机。
作为最接近权力中心的女性，王太后同时将自己暴露在大众的审视和监督之中。稍有不慎，便是口诛笔伐的对象。
无论是依据习俗还是遗嘱，即使获得明确的任命，摄政现实也总是更具复杂性，权力的交接总是伴随着动荡。
首先，对外国王后的不信任。对此，诸国王通常会采取两种方式进行预防:
其一，将监护权和管理权分开，监护权授予王太后的同时组建一个国家理事会掌管理权；其二，正如查理五世所做的那样，在授予王太后摄政权时规定其不可再婚并辅以理事会咨询建议。
其次，王朝的先例虽有利于王太后，但将女性排除出王位继承的《萨利克法典》似乎用类推法将女性从政府中排除出去了。摄政能否成功要受到同盟者和对手的双重制约。
在青黄交接之时,贵族们通常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支持而以自身利益为上的盟友们，极可能因势而变使摄政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反对者们则力图削弱她们的摄政权，从而谋求自身利益。这种情况下，除却传统习俗和先王的任命，幼君的加持必不可少。
即使实际上幼主能力不足也否定任何理论上的无能，因为年幼并不能削弱国王的权威，对摄政者的诸多批评也多会因君主的肯定消失。
最后，与亲王的斗争。虽然同时代人认为与皇室叔父相比，王太后对法国君主制稳定所构成的风险较小，是未来国王天然的监护人和保护者。
但正如凯瑟琳·克劳福德认为的那样，虽然王太后习惯上拥有合法的监护权，但并不能顺理成章的接受随之而来的摄政权。
情感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本，但正因为女性的权力基础来自于家庭情感，因此不得不受到家庭关系的牵绊。
如上所述，女摄政王以家庭纽带和亲子关系作为自己的摄政基础常常招致其他血亲亲王的反对和叛乱。他们作为皇室成员的身份和权威又极易成为合法叛乱的借口，
王室代际更迭也是王太后势微的原因之一。与贵族、教会和外朝职官相比，王后的权力本就是不稳固的，如果没有国王的支持，王后的权力与义务则形同虚设。
因此，想要掌握实权的王后必须要获得统治者的信任并诞育合法继承人。然而，王室的代际更替决定了王太后衰亡的命运。
一旦完成王朝延续的使命，社会和家庭就会减轻对她们的重视。一方面孩子成年后，摄政作为应急策略的任务即算圆满结束，王太后的权力自此开始走下坡路。
当然，儿子成年后，她们通常也可以享受一种非正式的权力分享但并不长久，不然轻则母子离心重则招致叛乱。
另一方面，新王后的出现也会分散王太后的权力。随着新王后的出现，公众的关注和宫廷内部事务也会相应地转移到新王后身上。
16、17 世纪是法国绝对君主制形成的关键时期。然而，16 世纪的宗教战争以及随后的政治动荡将王权拖入危机旋涡中。
这一时期频繁的王位更迭、幼主继位、母后摄政和权臣当政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王权危机，同时也是王权衰落的表现之一。
有鉴于此，历代统治者以加强王权为核心，宗教政策从宗教宽容转向宗教一体化，社会观念也逐渐实现从宗教对立的主流意识形态向顺服王权观念的转变。
特殊的时代背景面对宗教分裂和政治动荡，每位君主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摄政王也不例外，但权力的微弱性令她们更易受到指责。
凯瑟琳担任摄政王时，宗教分裂已成事实，这种情况导致了内战。
国王和摄政王只能游离于国内两大政治势力之间，在他们之间玩弄平衡，其宗教政策常常视战争的结果而定，出现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现象。
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本身也表明了宽容政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走向宗教一体化。
事实上，无论如何选都会导致一方不满甚至双方猜忌。这并不是性别带来的矛盾冲突，因此，评价女性摄政应以实际社会效果而非性别来衡量其功过得失。
一位女摄政王很可能被她同时代的人接受和敬重,但后世的人害怕这种权力因而试图抹黑歪曲她们的形象。
如果考虑到她们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外国人所面临的统治障碍，我们应该认识到她们对国家延续稳定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把王后的行为解释为恢复和平和保持王室完整战略的一部分，那么她们的种种行为就是解决内部分裂的合理尝试。
总而言之，女摄政王的软肋也恰是她的优势。
虽然面临种种挑战，但多数情况下，性别优势帮助王太后获得监护权，孩子的依恋削弱王太后的异国气质，混乱的状况反而令她们有机会发明或更改旧例。
好女人的顺从依赖与优秀政治家独立激进的对应并不严格，因此，女摄政王有机会将监护权和管理权整合起来，至少在国王未成年时，她们可以用亲情取代女性的无能。
女摄政王们的权力来源摄政现象提醒我们，尽管性别身份与政治权力相互排斥，但政治因素并非诠释的万灵丹，女性摄政植根于更深层的文化结构中。
女摄政王不是碰巧的女性政治行为者，她们对性别规范的战略性运用与它的政治效用相吻合。
除了国王的赋予，她们还通过策略的采取积累权力，即通过精心的部署和“表演”说服他人认可她们的看法和能力，从而增加施政的合法性和认可度。
接近权力中心、自我形象塑造和文化宣传等都是普遍采取的措施,女摄政王正是依靠这些方式确立了自己的参政地位。
宫廷本身就是一个权力中心，政治权力通过象征和宫廷级别来表达。国王在其中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他是这个等级体系的核心。
对王后来说，能否处于权力中心取决于其接近国王的程度。“君主之爱”是获取权力的关键，保持这种宠爱至关重要。
其次，内廷女官或女仆是王后建立广泛政治联络网的重要一环。王后常用宫廷和后宫家务职位的任命换取内廷侍女的忠诚，从而建立一个主导性的网络。
这些侍女通常都来自有影响力的家庭且有自己的关系网,可以自由进出宫廷为女性摄政者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渠道，又因为她们并非正式的外臣官员，依赖统治者的宠信升降,所以可以放心地利用她们。
最后，私人赞助也可以拓展女摄政王的权力网络。王室女性拥有其他贵族女性所不享有的恩惠和特权,她们拥有相当大的经济权力,以自己的名义持有财产。
故此，她们有能力雇佣和支持教士及其他有天赋和能力的人为其服务，促进他们的事业发展。当他们在宫廷中获得一定职位时，经济或文化资助就变成了政治赞助，摄政王就有可能通过这些关系施加政治影响。
通过影响被赞助者的选择，她们间接影响政治联盟和国家政策的形成和瓦解,有时甚至通过影响个人的政治行为来改变事件的进程。
总而言之，接近权力中心是处于体制外的王后获取合法权力的关键。
显性方式是她们依靠自身魅力和才华赢得国王的宠爱,有具有神圣性的国王的加持，无人敢质疑其权力的合法性；隐性的方式则是依靠姻亲、礼物馈赠和私人赞助等方式建立一个权力关系网。
前者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后者则以追随者的忠诚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