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乌鸦。
6月23日晚，在俄罗斯联邦的达吉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杰尔宾特突然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多名恐怖分子手持自动武器，冲进了一所正在进行宗教活动的东正教堂，先是枪杀警卫，然后刺死了66岁的东正教牧师尼古拉·科特尔尼科夫。
几乎同一时刻，一座犹太教教堂也遭到恐怖分子的纵火燃烧。
大约两小时后，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卡拉也遭到了袭击，首先遭殃的居然是一所交通警察的哨所，其次则是一所东正教教堂。从现场视频来看，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一人手持AR-15突击步枪，另一人手持AKM突击步枪，从容不迫地和警察对射。
根据达吉斯坦共和国政府的消息， 枪手之后在马哈奇卡拉市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附近与警方爆发激烈的枪战，枪战一直持续到深夜。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浓烟弥漫在城市上空，居民四处奔逃躲避枪弹。
激烈的反恐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截至目前，根据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达吉斯坦共和国卫生部的说法为：20人在恐袭中死亡，其中包括17名警察，另有44人受伤，其中37人为警方人员。在杰尔宾特有2名、马哈奇卡拉则有4名、共6名恐怖分子在战斗中被歼灭。
之后，又是那个恶名远扬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K）宣布对此事负责。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几个月前发生在莫斯科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也是这个IS-K宣称负责的，同时，包括上半年发生在伊朗、阿富汗等地的恐怖袭击也和这个IS-K有关（点击此处查看更多关于该组织的详细解读）。
其实，不光是IS-K搞事不让人意外，恐袭发生在“达吉斯坦”，也并不奇怪，那里一直笼罩在恐怖袭击和宗教仇杀的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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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吉斯坦，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拥有约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孕育着近三百万的人口。其所在的高加索地区，作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交通要道，横贯着被誉为“欧洲第一山”的高加索山脉，将这片土地分为北高加索与南高加索两部分。
高加索地区山地连绵，湖泊河流交织，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这种环境使得各地住民相互隔绝，长久以来孕育了众多的民族和独特的语言文化。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阿济里在游历此地时，仅在达吉斯坦就发现了300多种难以沟通的语言，因此他将高加索誉为“诸语言之山”。
然而，这片土地的历史却充满了战火，不同民族和各封建势力之间的争斗，以及大国的插手，使其一直不得安宁。
地处俄国、波斯和土耳其交锋地带的高加索，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三国争夺的焦点。1801至1830年间，俄国历经多次与土耳其和波斯的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并获得大部分南高加索的控制权。然而，征服北高加索山民的过程却异常艰难。1816年，叶尔莫洛夫出任高加索军总司令，他建议沙皇对北高加索进行全面军事征服。于是，1817年，沙俄武力征服山民的高加索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其中俄军与沙米尔山民武装之间的军事对抗尤为激烈。
19世纪20年代末，穆里德教派在达吉斯坦地区兴起，该教派宣扬“圣战”思想，号召北高加索各穆斯林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击俄国异教徒的入侵。穆里德教派在北高加索地区迅速扩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山民加入反抗俄军的队伍。
穆里德教派的领袖称为“伊玛目”，是山民武装力量的核心人物。1834年，沙米尔成为第三任伊玛目，他领导下的北高加索山民武装组织不断壮大。1840年，沙米尔建立了伊斯兰军事神权国家——“伊玛玛特”。
这个具有宗教性质的民族政治联盟占据了东北高加索大部分地区，主要是车臣和达吉斯坦。当地山民在伊斯兰教法典基础上，按照战时原则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军事管理体系。
沙米尔以其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俄国军队，使得各族山民联合抗敌，沙皇尽快结束战争的希望落空，俄国因此陷入了高加索战争的泥潭之中。
(沙米尔)
到1840年，沙米尔的队伍规模扩大至1万多人。到了1843年，俄军在达吉斯坦和车臣的工事及堡垒已被摧毁或被攻占，沙米尔多次大败俄军，在穆斯林山民中的威望日益提升。
此外，1848年的欧洲革命以及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极大地分散了俄军的力量，使得高加索的战事陷入了胶着状态。然而，由于双方实力悬殊，沙米尔最终还是遭遇了失败。1859年，沙米尔投降并被押解至圣彼得堡，标志着北高加索战事基本结束。而1864年，最后一批切尔克斯人被征服，持续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正式落下帷幕。
俄国虽然最终取胜，成功兼并了整个高加索地区，但这样漫长而艰难的战争在俄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沙皇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沙俄征服高加索)
高加索战争期间，沙皇政府每年将80%的军费投入到高加索地区，这一数额几乎占当时俄国财政收入的45%～50%。在高加索战场上，俄军正规军最多时达到了40万人，而死伤也达到数十万，惨烈程度可见一斑。北高加索成为了俄国对外扩张进程中最难攻克的屏障之一，其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当地山民对沙俄统治的反抗程度异常激烈，加之高加索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沙皇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有效地管理山民以稳固边疆统治。
而后来俄罗斯帝国时期在北高加索地区，特别是达吉斯坦实行的，是一种特别的管理制度——“军事-民族管理制度。”
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地方的行政管理权力掌握在俄国军官手中，而当地的山民则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法和伊斯兰教法来处理内部事务。
1860年，高加索总督巴里亚京斯基颁布了《达吉斯坦州管理条例》，正式在达吉斯坦地区确立了军事—民族管理制度，该制度涵盖行政与司法两大领域。
行政上，达吉斯坦被划分为军事与民事管区，由俄国军官负责管理；司法上，则设立了州立与民族法院。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俄国稳定了边疆局势，但同时也存在问题：它既促进了当地社会融入俄罗斯法律体系，又被视为沙皇维护殖民统治的工具，从而加剧了穆斯林与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俄国统治阶层内部开始出现改革的呼声。然而，政府因担心失去对高加索的控制而未予废除。同时，沙皇政府对山民始终持有偏见，视其为野蛮人和宗教狂，认为只有通过军事管理才能防范其势力，并让当地人认同自己的“俄国人”身份。因此，军事—民族管理制度实质上成为了俄国统治异族边疆的殖民手段，旨在加强对穆斯林山民的控制，以保障其殖民统治和后续的扩张进程。
这导致双方矛盾加剧，包括达吉斯坦当地的反俄起义不断，其中尤以1877年规模最大，而沙俄当局应对的方法就一个字：“杀”！
除了血腥镇压外，沙俄还组织了大量俄族贫苦移民移居达吉斯坦等高加索地区，并在当地传播东正教，到了1913年底时，俄罗斯族已经占据达吉斯坦总人口的11.4%，而当地城市人口中，俄族更是过半。
1917年11月，达吉斯坦趁“十月革命”之机宣布独立，并成立了“北高加索山地共和国”。不过，1919年5月，白匪军头目邓尼金部队占领该地，“山地共和国”灭亡。次年3月，苏俄红军赶走邓尼金部队，在达吉斯坦建立苏维埃政权，标志着“军事—民族管理制度”的终结。
(“山地共和国”及“国旗”)
为促进民族团结，苏维埃政权决定尊重当地人民意愿建立相应制度。但达吉斯坦的宗教势力却借机死灰复燃，他们以“达吉斯坦穆斯林意愿”为由，建立起“伊斯兰教法法院”，规定当地穆斯林可免受世俗法庭审判。这一时期，“血亲复仇”、“荣誉谋杀”案件频发，伊斯兰法庭则将其赦免，苏维埃政权几乎被架空。
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后，当地宣布“宗教法庭”为非法，此举却引发了多次民族仇杀和叛乱。1927年，达吉斯坦的“地下宗教法庭”被彻底肃清。次年，苏联政府修改《刑法》，明确规定“鼓吹伊斯兰教法将被判劳改营监禁”。
(并入苏联的达吉斯坦)
此后，苏联加强了当地的世俗化教育，并不得不复刻当年沙俄的“历史经验”，鼓励大量移民垦荒。
至1939年，达吉斯坦的俄族人口占比已近20%，城市人口更是超过70%，创历史新高。经过多次肃反行动，当地极端宗教势力几乎被彻底肃清，达吉斯坦终于迎来了稳定时期。
二战时期，车臣、印古什等民族因部分人与德军勾结而遭到“整族流放”的惩罚。尽管达吉斯坦相对较为顺从，但也受到了一定波及，部分族人遭到流放。尽管如此，达吉斯坦当地的世俗化程度远高于车臣，但极端宗教思潮却并没有被彻底肃清，这无疑为未来埋下了隐患。
(被流放的达吉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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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宗教可以迅速而坚定地团结人心，使人变得狂热。尤其是社会边缘人群、极端民族主义者、 宗教活动家、以及对现世不满的青年人。
而在1980~1990的北高加索地区，随着传统伊斯兰教复兴和政治化发展， 该地区出现了一股新的伊斯兰思潮——逊尼派瓦哈比派，并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共和国不断“壮大”。他们声称只有安拉的法律才是世界上唯一的法律，要用“圣战”来全面确立教法的神圣地位，鼓吹地区人口全面伊斯兰化，企图在官方宗教机构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让穆斯林反对政府部门，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和武装部队。
(达吉斯坦境内的瓦哈比派)
他们否认传统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朝觐、礼拜、厚葬、道乘等），否认社会传统风俗（尊老、承认权威）以及俄罗斯民族文化特色，企图改变本土穆斯林生活方式，这遭到了大多数当地穆斯林的反对，也进一步激化了穆斯林内部矛盾和教派分裂冲突，使得俄罗斯穆斯林聚居区出现了解体进程。相应地，宗教极端分子逐渐公开了自己的政治意图，即夺取车臣和达吉斯坦的政权，在高加索地区建立哈里发国家。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图引发了北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内部冲突。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达吉斯坦整个地区经济几近崩溃，长期累积的政治经济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经济管理失控，生产水平落后，商品短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滑，而随即形成的“寡头经济”，加大了贫富差距，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糟糕的经济状况给达吉斯坦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失业、腐败、犯罪、社会不公、阶级分化、管理水平低下、民族矛盾、移民、贫困、宗教内部分歧等等。让更多达吉斯坦民众，尤其是青少年（14-30 岁），处于社会边缘的“灰色地带”，这一群体在思想上更易受到极端意识形态的利诱蛊惑。于是乎，宗教势力通过教育、宗教活动传播伊斯兰极端思想，比如：
1、兴建宗教学校，举办青年穆斯林夏令营、研讨会；
2、成立出版社，印刷大量带有极端主义思想的刊物；
3、打造伊斯兰极端主义宣传网络。
在此情形之下，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在达吉斯坦逐渐坐大，尤其是两次车臣战争对达吉斯坦共和国的负面影响深远而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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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达吉斯坦与车臣之间紧密的宗教与民族纽带，使得车臣的冲突极易蔓延至此，从而触发了达吉斯坦政治分歧与社会紧张局势，除了两次车臣战争导致的直接战乱外，车臣小卡德罗夫的执政理念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之前乌鸦给介绍过车臣现状（点击此处链接查看），其中主要说明了，统治车的小卡德罗夫家族虽然宣布臣服普京，但他却利用了俄联邦的补贴大肆进行宗教扩充，车臣当地的世俗化反而越来越低，尤其是小卡德罗夫强调“忠于普京个人”，却想方设法淡化“俄罗斯国族认同”。
而小卡的这种策略，不仅影响了车臣，还包括同车臣自治共和国接壤的区域，包括印古什和达吉斯坦。
苏联时期，达吉斯坦当地民间的伊斯兰信仰原本已经趋于世俗化，但随着车臣开始强势维稳，车境内的一些强硬分裂分子们纷纷逃到达吉斯坦搞事。这些从车臣外溢过来的暴力与不稳定情绪，如同涟漪般扩散至达吉斯坦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加剧了当地社会的动荡，并在族群间播撒了紧张与猜疑的种子。战争的阴影笼罩之下，民众的心理状态遭受重创，生活秩序也被彻底打乱。
这还严重阻碍了达吉斯坦的发展步伐，迫使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应对难民安置与战后重建等艰巨任务。
除此之外，面对外部极端宗教思想的输入，俄联邦政府以及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政府也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强硬措施，这使得达吉斯坦民间也逐渐趋向激进，但这一切却被外界长期忽视。
直到2016年7月10日，一段视频在全世界的社交网络平台火爆才让世人发现当地的极端思潮已经有坐大的征兆：画面中，一名身着便装的男子被捆绑跪在地上，一名暴徒逼迫他说出“让所有警察辞职滚蛋”的话，但他宁死不屈，只是淡然地留下一句话“兄弟们，继续干！”
这名男子叫努尔巴甘多夫，是一名警察，当时在休假的他正和表兄弟野餐，结果不幸遭遇四名极端暴徒的劫持。
极端分子在杀害努尔巴甘多夫的表弟后，发现了努尔巴甘多夫的警察证件，于是想到拍摄视频以羞辱俄罗斯政府，不过努尔巴甘多夫的宁死不屈使得极端分子的阴谋最终落空，同时也感动了整个俄罗斯甚至海外所有正义人士。
但那件事也让俄罗斯政府大为震惊：堂堂的警察竟然能被恐怖分子用这张“处决式”的手法残害，还被拍成威胁视频发布，可见当地的极端宗教势力以及嚣张到何等地步。
于是，俄联邦政府及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政府决定从政治、经济、思想三个维度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旨在缓解社会矛盾，遏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并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抵御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威胁。
首先是大力从正面的角度宣传伊斯兰教，劝止其他非穆族群无差别攻击俄穆斯林群体，俄政府多次宣称：作为世界三大传统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在俄罗斯文化与历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公民中的穆斯林比例为20%，总人口超过2500万，因此，俄罗斯政府决不允许任何针对伊斯兰片面妖魔化宣传。
为了落实这一点，俄联邦大力扶持俄罗斯穆斯林管理中心，普京本人还亲自出席了管理中心成立225周年的庆典，并强调称：伊斯兰教是俄罗斯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国家道德建设、构建价值观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政府通过一系列教育活动，培养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感和民主价值观，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强化达吉斯坦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俄政府也试图通过宣传来引导公众正确认识伊斯兰教，在忠于宗教信仰的同时，也要有俄罗斯国族认同。
其次，致力于改善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就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达吉斯坦凭借其丰富的农业资源、水资源和自然资源，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政府通过发展农工综合体、推广机械化农业、扶持羊毛产业等措施，有效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并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
同时，依托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达吉斯坦积极发展旅游业，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打造个性化旅游线路等方式，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消费，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达吉斯坦旅游)
再者，加强政府执法力量建设，严厉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俄联邦高度重视反恐怖工作，成立了跨部门反恐怖委员会，负责协调各级执法机构的行动。通过引入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政府能够更高效地监控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轨迹，及时预警并精准打击恐怖袭击行为。此外，政府还积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共同应对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全球挑战。
最后，注重网络监管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网络成为极端主义传播的重要渠道。俄罗斯政府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加大对网络空间的监管力度，并利用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提升反恐能力。同时，俄罗斯积极与周边国家及国际组织合作，尝试共同构建反恐防线。
那么， 经过了那几年的努力，俄罗斯在达吉斯坦的上述措施有没有起到完全遏制宗教极端思潮的作用呢？
对此，乌鸦只能说“如有”！
就说这次在马哈奇卡拉的行动中，一共有4名恐怖分子被打死，结果其中三人的身份一经曝光立刻震惊全俄：其中两个竟然是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位于达吉斯坦支部的党委书记、谢尔戈卡拉区区长马戈梅德·奥马罗夫的儿子，还有一个人则是他的侄子。
事情曝光后，统俄党第一时间就采取了行动：将马戈梅德·奥马罗夫“双开”，并对其实施管控措施。
而奥马罗夫也第一时间“承认错误”，说自己对儿子“疏忽管束”，这话吧，只能说信不信由你。
尾声
要知道，此前莫斯科恐怖袭击事件中抓获的那四名塔吉克斯坦籍袭击者（点击此处回看相关文稿）至少明面上是外国的底层打工人，是所谓的“国内混不下去，为了区区几万块走上杀人放火的道路”，这种社会的边缘人士被恐怖组织吸纳，从原子化的个人被组织招募，从而觉得自己拥有了无穷的力量，这还勉强能说得通。
但现在确定的这三个恐怖分子，可以说算是当地官僚阶层的群体，更关键点是，他们可是体制内的呀，按理说他们接受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重点栽培，本应该是维护达吉斯坦地方安宁的基石，可他们却放大好前途不要，却甘于沦为恐怖组织的走狗，甚至去干这种最为低级的恐怖袭击“炮灰”的脏活，要说这全都归功于IS-K的蛊惑，你信吗？
想到此，让人头皮发麻，俄罗斯政府在达吉斯坦搞了这么些年的“统战”以及去极端化教育，结果，体制内现在倒出了内鬼了。
由此可见，在达吉斯坦甚至整个内高加索地区的体制内，和恐怖组织相勾结的“两面人”恐怕不是极个别，奥马罗夫区长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曝光出的隐患怕只是冰山一角。
毕竟俗话说得好，当你看到在屋里看到一只蟑螂时，可能墙壁中已经藏着成百上千只蟑螂了！
参考资料：
汪金国、杨忞：《论俄罗斯边疆地区的俄罗斯族人口流失问题———以达吉斯坦共和国为例》
娄益华：《帝俄时期北高加索军事—民族管理制度探析———以达吉斯坦地区为例》
军武次位面：《俄罗斯突发恐袭！恐怖分子当街与警方对射，造成64人死伤！中国需要出手了！》
蒋莉: 《俄罗斯的民族问题》
达吉斯坦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信息分析中心
曹鹏鹏: 《土耳其对外高加索地区的政策及其困难》
张来仪: 《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