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为当代政治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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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极权主义

接上篇：阿伦特｜全面统治（上）

全面统治（下）

与疯狂的最终结果——集中营社会——相比，人被安排于这一目的的过程，以及将个人改变到这种境况的方法，都是透明、符合逻辑的。历史和政治明明白白地为制造活死人做准备，之后便疯狂地大批制造尸体。这种史无前例的状况的动力，以及更重要的是人们的默许，都是一些事件的产物，它们在一个政治瓦解的时期，突然出人意料地使千百万人无家可归，失去国籍，丧失公权，被社会遗弃，几百万人在经济上看来是多余的，对社会就业问题是个负担。反过来说，这种情形必然发生，因为人权在它的传统形式上失去了有效性，它只是被提出，但从未在哲学上确定地位。它只是被宣布，但从未在政治上得到保障。保护之外，同时用剥夺公民国籍的办法，迫使非极权主义国家认可无法律状态(lawlessness)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正常的惩罚制度之外建立集中营，在那种根据惩治法条定罪的正常法律程序之外，挑选人充当集中营囚徒。因此，刑事犯(由于其他原因而应该成为集中营成员的人)一般被送到集中营，只是为了服完他们的刑期。在一切情况下，极权主义统治留心使集中关押的各类人--犹太人、病人、旧阶级的代表--失去正常行为和犯罪行为的能力。从宣传角度来说，“保护性拘禁”是“警察的预防措施”，这种措施意味着剥夺人的行为(犯罪)能力。俄国偏离这条规则，必定是由于监狱奇缺，以及希望(虽然尚未实现)将整体的惩治制度转变到集中营制度。

将刑事犯包括在内是必要的，目的是使运动中的宣传说法--集中营机构的存在是对付反社会的分子--显得有理。如果是因为杀死一个犯了某种罪、但仍是法人的人比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更难，那么刑事犯就不应该关在集中营。如果他们长久地在集中营囚徒中形成一个种类，那么这是极权主义国家对社会偏见的让步，在这种方式下，社会就很容易习惯于集中营的存在。为了使集中营制度天长地久，关键在于，这个国家里有一种惩治制度，为了让刑事犯服完刑期，就必须将他们送进集中营，这就是他们事实上有的所谓自由。集中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变成对特定罪行可预想得到的惩罚。

刑事犯与其他各类囚徒混杂在一起，这有进一步的好处，有明显震惊人的效果。可以让新来者一踏进集中营就明白自己落到了社会最底层。这无疑不久就使他们完全有理由羡妒最低贱的小偷和杀人犯；而最底层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也是一种有效的伪装手段；这种事情只发生于刑事犯，不会有比刑事犯应得的更糟糕的事情。

刑事犯在每一个集中营里都是贵族(在战时德国，他们的领导地位被共产党人取代，因为在刑事犯管理下，情况一片混乱，甚至连一点点合理的工作都无法进行。这只是集中营暂时转变为强迫劳动营，一种持续时间有限的完全非典型的现象)。使刑事犯处于领导地位的因素不是监管人员与刑事罪犯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苏联，监管人员明显不是党卫军那种专门训练来犯罪的特殊精英——事实上，刑事犯被送到集中营是与某种特别活动有关。至少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集中营，所以还留有一些法人的权利。至于政治犯，他们只有主观上的认识；他们的行动(不是纯粹的观点，或别人模糊的怀疑，或偶然加入一个政治上不被承认的团体)通常不属于国家的正常法律制度，也没有法律上的定义。

俄国和德国集中营开始混合政治犯和刑事犯，在较早时还增加了第三种成分，它不久就构成了集中营囚徒人数中的大半。这个最大的群体从一开始就包括根本没做过什么事的人，无论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还是在拷问者的意识中，都没有任何事情和他们的被捕有合理的联系。在德国，1938年以后，这种人的代表是犹太群众，在俄国，可以是任何群体，他们不曾有过任何行动，只不过是当局不喜欢他们。这些从每一个方面来说都是无辜者的群体，最适合于彻底剥夺公权和摧毁法人资格的实验，所以在集中营的人口中，他们在数量和性质上都是最主要的一类。在毒气室里，这条原则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只因为它们的巨大能力)，它的意图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一般人。在这一方面，有一段对话总结了个人的情况：“请问，毒气室的目的是什么？”——“你出生的目的是什么？”正是这第三个完全无辜的群体，体现了集中营的最坏方面。刑事犯和政治犯都被纳入这一类，因此他们被剥夺了由于他们做过某些事而应受的区别保护，他们彻底面对着被任意处置的可能性。最终目标部分地在苏联实现，在纳粹恐怖的最后阶段也明显地显示出来，这个目标就是使整个集中营内的囚徒都由这一类无辜的人组成。

囚徒的选择完全出于偶然，分类自身并无意义，但是从组织的立场来看，分类是有用的，他们在到达集中营时被划分开来。在德国集中营里，分为刑事犯、政治犯、不合社会群体者、宗教反对派、犹太人，都由标帜来区分。西班牙内战以后，法国建立了集中营，他们立即采用了将政治犯、刑事犯、无辜者(即无国籍者)混合的典型极权主义方式，尽管他们毫无经验，但是在制造毫无意义的囚徒种类方面却表现了出色的创造性。这种技术的发明，目的是防止囚徒中产生团结，证明是特别有价值的，因为谁也不可能知道他自己这个种类究竟比别的种类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在德国，尽管死守成规的组织结构显出固定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犹太人总是最底层的一种，但是情况永远在变化。最可怕和最奇怪的是，囚徒们自己也分别认同这些分类，好像他们代表其法人身份的最后一种正式残余。既使我们不考虑其他一切情况，毋庸置疑。1933年从集中营放出来的一名共产党员会比他进去时更像共产党员，一名犹太人出来之后更是坚定的犹太人，在法国、一个外国军团成员的妻子会更相信外国军团的价值。似乎这些种类会保证可预测的待遇最后的残余，似乎他们体现了某种最后的、因此是最基本的法律身份。

囚徒分成种类。这只是一种组织技术措施。而任意选择受害者却表明了这种制度的根本原则。如果集中营取决于政治对手的存在．那么它们就很难在极权主义政权建立之后再存在下去。只消看一看1936年以后布痕瓦尔德囚徒的数字，就能明白无辜者对于集中营的继续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如果盖世太保在逮捕人时只考虑政治对手，那么集中营就都会消失。”到了1937年年底，布痕瓦尔德的囚徒不到1000名，接近关门大吉，直到11月迫害犹太人时又送进来2万多名新囚徒。在德国，1938年以后，无辜者中大量是犹太人。在俄国，无辜者包括居民中的各种各样群体，它们的不幸完全与他们的行动无关。但是，如果在德国，真正极权主义类型的集中营中囚徒绝大多数是完全“无辜者”。这要到1938年才建立，那么在俄国，建立的日期更是早在30年代初，因为直到1930年，集中营里大多数仍是刑事犯、反革命分子和“政治犯”(此处意指分裂派集团成员)。从那时起，集中营关押了如此众多的无辜民众，他们很难分类--有些人与某一个外国有某种接触。有些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这尤其发生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有些是农民。他们的村庄由于某种经济原因而被撤销、有些是驱逐出境的少数民族、有些是红军的复员军人，他们碰巧属于占领军，在外国侍的时间太长，或者在德国当过俘虏，等等．对于集中营制度来说，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只是一个借口，即使在最巨大的恐怖之下，全体居民或多或少自愿被“协调”(即被解除各种政治权利)，这种制度的目标仍未达到。一种恣意妄为的制度的目的是摧毁全体居民的公民权，使他们最终在自己的国家里像无国籍者和无家可归者一样，失去法律保护。摧毁人的权利，剥夺他的法人身份，这是完全控制他的先决条件。而这一点不仅应用于一些特殊类型的人，例如刑事犯、政治反对派、犹太人、同性恋，对他们的实验早已做过了，而且也应用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中的每一个居民。对于极权主义统治来说，自由赞同与自由反对一样是一种障碍。任意在无辜民众中选择逮捕对象，破坏了自由赞同之有效性，正如严刑--与死亡不同--摧毁了反对的可能性一样。

即使在最残暴的专制国家里，这种恣意迫害也局限于对某种宗教或政治性质的观点，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或色情的社会行为，或某些新发明的“罪行”，这就会使集中营变得多余，因为长期以来，没有哪一种态度或观点能禁得起这么多恐怖的威胁；而且它首先会形成一种新的公正制度，完全具有稳定性，也不会无法获得一种新的法人身份，避免极权统治。纳粹的所谓“民众利益”(Volksnutzen)常常变动(因为今天有用的东西明天会变成有害的)，永远变动的苏联党的路线(常常是逆动的)几乎每天都在为集中营制造新的民众群体，它只保证了集中营能继续存在，由此继续完全剥夺人的公民权。

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这里有多少人仍然会相信，一次抗议会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怀疑主义就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破坏了一切人类团结。这里的夜幕为未来降临。不留下目击者，就不会有见证人。死亡不再延迟，这是给死亡一种意义，行动才能超越人自己的死亡。为了能成功，连一个手势也必须具有社会意义。我们有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集中营和杀害政治对手都只是“有组织的遗忘”的一部分手段，不仅包括公众舆论的载体，例如口头和书面文字，而且甚至延伸到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悲哀和纪念是禁止的。在苏联，一个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会提出离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机会生还，她会愤怒地将他推出屋外。西方世界至今(即使在它最黑暗的时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作为承认一种事实的自证--我们都是人(而且只是人)。甚至连阿喀琉斯(Achilles)也出发去参加赫克托尔(Hector)的葬礼，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罗马人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教会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使人们不可能发现囚徒的死活)，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被剥夺了意义。总而言之，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这种对人的道德人格的攻击可能仍然遭到人类良心的反对，良心会告诉他，宁可作为一个受害者而死，也不作为一个刽子手官僚而活着。当极权恐怖成功地切断了道德人格的个人退路，使良心的决定绝对成问题和暧昧可疑时，它就取得了最令人可怕的胜利。当一个人面对选择，或者背叛(因此要谋杀他的朋友)，或者使他的妻子儿女(他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要对她们负责)去送死；即使他自杀，也意味着直接谋杀他自己的家庭--他如何作选择？这种选择不再在善与恶之间进行，而是在谋杀与谋杀之间作选择。纳粹分子们允许那位希腊母亲选择，她的三个子女中有一个必须被杀死，有谁能够解决批的难题？

通过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不再有足够的良心，也已完全不可能行善--极权政体的罪行中所有的人有意识地组织的共谋延伸到了受害者，因此造成了真正的极权。党卫军将集中营囚徒--刑事犯、政治犯、犹太人——牵连进他们的罪行，使他们对很大一部分的管理负责，使他们面对毫无希望解决的难题，或者送他们的朋友去死，或者帮助谋杀陌生人，在任何事情中都逼迫他们像杀人者一样行事。问题在于，不仅对有罪之人的仇恨被扭转了(仇恨“头目”比仇恨党卫军更甚)，而且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杀人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界限也常常变得模糊不清。

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在严格的形式上，这种个体性只有通过持恒的禁欲主义态度才能保持，当然在极权统治下，许多人已经采取，并且每天都逃避到个人的绝对孤独中，没有了权利和良知。无疑，正因为人的这一部分人格从根本上依靠天性和意志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最难摧毁(而当它被摧毁时，又最容易修复)。“

对付这种独特的人格的方法有无数种，在此就不--列举了它们开始于被押送到集中营来的路上种种可怕的条件，几百个人被赤条条地塞进一节运牛的货车车厢，互相紧贴，在乡村的路上左摇右晃几天来到目的地；到了集中营仍然如此，最初时刻的震惊是精心安排的。剃光头，奇怪的集中营服装；最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折磨，折磨计算精确到不杀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很快死去。这一切方法是用来摆布人的身体--有无限痛苦的可能--无情地摧毁人，就像对付器官性精神病一样。

正是在这里，整个过程的彻底疯狂变得最明显。折磨无疑是整个极权主义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根本特征；它每天被用于逼人开口说话。由于这类折磨追求一种特定的理性目的，所以就有某些局限：或者囚徒在某一时间开口，或者被杀死。除了这种理性地操作的折磨外，在最初的纳粹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还有一种非理性的、虐待式的折磨。这大部分由冲锋队执行，它并无目的，也不成系统，大多由反常因素来开始的。它的致死率相当高。]933年进集中营的囚徒中，最初几年便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幸存者。这类折磨似乎不像是经过策划的政治制度，而是政体对其犯罪分子和反常者的默许，他们由此得到授予职务的奖赏。在冲锋队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集中营里，这种厌恶从未完全消失，使我们感到它是人类可理解的一种最后残存的情感。

但是，真正的恐怖开始于党卫军接管集中营。那种旧的自发性兽欲让位给一种绝对冷酷且有步骤的毁灭，毁灭人的肉体，精心摧毁人的尊严；死亡被避免，或被无限延迟。集中营不再是人形野兽的乐园，不属于那些精神不正常的人了；情况倒了过来：集中营变成了“操场”，完全正常的人被训练成标准的党卫军成员。

消灭人的个体性，消灭均衡地由天性、意志、命运形成的独特性，变成了一切人类关系中十分自明的前提。它创造出一种恐怖，罩住了法律一政治人格(judicial-political person)的愤怒和道德人格的绝望。正是这种恐怖引起了普遍的虚无主义，使它足以支撑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实际上，集中营的经验显示出人类可以被转变成兽性人的种类(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d），而人的“天性”是“人”(human)，但只有当它为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时，才可以变成某种高度非自然之物——一个人(a man)。

摧毁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毁灭个体性就几乎永远是成功的。也许可以找到群众心理学的某些规律，来解释为何几百万人竟会毫无抵抗地排队走向毒气室，尽管这些规律会解释说，这只是个体性的毁灭。更有意思的是，那些个别地被判死刑的人很少尝试与执行者之一同归于尽，也很少有认真的反抗，即使在被解放的时刻，也很少有人自发地去杀死党卫军人员。因为毁灭了个体性就是毁灭了本能，毁灭了人的力量，从他自身的源泉中开始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它不能以对环境和事件的反应为基础来被解释。剩下的只是人面傀儡，行为都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一切反应都很可靠，即使走向自己的死亡，所做的也．只是反应而已。这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胜利：“党卫军的胜利，要求受折磨的人毫不反抗地走向绞架，他宣布放弃自身，摈弃其身份。这不是没有目的的，党卫军人希望他失败，不是纯粹出于虐待。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成功地在受害者走上断头台之前就已摧毁了他……这种无可比拟的最佳方法能使整个民族处于奴役之中，处于投降地位。人类像哑巴傀儡一样走向自己的死亡，任何事情都比不上这种过程更可怕。看到这一切情形的人对自己说‘他们就这样没落了，在主人的手里必然藏着多么大的力量，’他转身而去。内心充满痛苦。而且彻底被击垮了。”

假如我们严肃地看待极权主义的抱负，不被常识误引着断言它们是乌托邦和不现实的，就会发现，集中营里建立的垂死者社会是唯一的社会形式，有可能完全统治人。渴望全面统治的人必须清除一切自发性，如个体性总会产生的纯粹存在，并且追溯到最原始的形式，无论这些自发性如何非政治化、如何无害。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反应的人类样本，一组反应总是可以被另一组以完全相同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这些就是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模范“公民”；这种公民如果是在集中营之外制造的，就会不完美了。

集中营的无用性、它们嘲讽地承认的反功利性(anti-utility)，已很明显。在现实中，就维护政权的力量而言，它们比任何其他机构更重要。若无集中营，若无它们引起的那种难言的恐惧，以及它们在极权主义统治中提供的意义完整的训练(这在其他地方都不可能以最彻底的可能性来完全检验)，那么一个极权国家就既不能以疯狂手法刺激核心军队，也不可能使全体民众处于完全冷漠的状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只可能十分迅速地沉回“旧的资产阶级常规生活”；它们在早期的“过激”(excess)之后，会根据人类法则来屈服于日常生活；总之，它们会走上的发展方向，一切以常识来观察的人都会预言这样的方向。所有这些预言的可悲谬误产生于一个仍旧安全的世界，都假设有一种每一个时代都确立的人性，将这种人性与历史等同，于是宣布全面统治的思想不仅是非人道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人的力量如此之大，使他确定能想到做到。

要求无限权力正是极权政体的本质。只有当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可靠地受统治，这种权力才有保障。在外交事务领域，必须经常征服新的中立地区，而在国内，必须经常扩大集中营，来控制不断产生的新的人类群体，或者当情况需要时，就将它们消灭，以便替其他群体腾出地盘。在外交事务和国内事务中，反对派的问题并不重要。任何一种中立，实际上是任何一种自发产生的友谊，从极权统治的立场来看，都像公开敌对时一样危险，正因为自发性本身不可估量，它是极权统治的一切障碍之中最大的一种。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逃向或被召唤到莫斯科，痛苦的经验使之了解到，他们构成了对苏联的威胁。忠诚的共产党人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俄国政权构成了荒谬的威胁，正如罗姆派的忠诚纳粹分子对于纳粹一样。

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使信念和观点变得荒谬和危险的原因是，极权主义政权以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或任何人的帮助为最大的自豪。只要人不只是动物之反应和功能之完成．那么他们对于极权政体来说就是多余的人。极权主义并不致力于对人的专制统治，而是致力于一种使人在其中成为多余者的制度。只有在一个使人像毫无自发性的傀儡一样，仅能作出有所限制的反应，只有在这种世界里，极权的权力才能获得和维护。正因为人的资源如此之大，所以只有当他变成一种兽性人的种类时，他才会完全被统治。

所以，性格是一种威胁，甚至最不公平的法律规定也是一种障碍，但是，使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的个体性，却令人无法容忍。只要所有的人都还未被造成同等的多余之物--这只能在集中营里才能做到--就难以达到极权主义的理想。极权主义国家常常努力(尽管从未成功)确定人的多余性质，其方法是任意选择各种群体送进集中营，经常整肃统治机构，大规模地消灭人。常识极力地提出抗议，认为大众不是易于顺从的，只有这一切巨大的恐怖机器才是多余的；如果他们能够说出真理，极权主义统治者们就会回答：这机器只对你是多余的，只是因为它用来使人成为多余。

极权主义尝试将人变成多余，这反映出现代大众对于地球上人口过剩的经验。在垂死者的世界里，人被教导说，有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多余，在这种生活方式里，惩罚不是与罪行联系在一起来衡量的；剥削的实施并不考虑到利润，工作而没有产品；在这块地方。每天重新制造无意义。然而，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有逻辑之事；假如集中营囚徒都是歹徒，他们就应该被杀死或被毒气毒死，这是符合逻辑的；如果他们是堕落的，就不允许他们玷污世人；如果他们具有“奴隶般的灵魂”(希姆莱语)，那么谁也不应浪费时间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从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集中营里的麻烦问题差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太具有意义，而原则的执行又是太连贯一致了。

极权政体如此坚决、熟练地替这个世界廓清对于符合常识的功利期望而言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他们同时强加了一种超意义(supersense)--当他们假装发现了历史的关键或解决宇宙之谜的钥匙时，意识形态的确总是有意义的。在极权主义社会的毫无意义之上，悬置着意识形态迷信的荒谬超意义。只要不去认真地相信意识形态，它就是无害、不持批判态度、任意的观点。一旦它们自称完全有效，就变成了逻辑系统的核心，在这种逻辑系统中，就像在偏执狂的逻辑系统中一样，每一种事物统统被包括在内，一旦大前提被接受，一切都会被强制地包括在内．这种系统的错乱原因不仅在于大前提，而且在于他们建构的那种逻辑性。一切主义的奇怪逻辑性，他们的头脑简单地相信顽固奉献的救世价值，而不顾及具体的、变化的因素，这里面早已埋伏了极权主义蔑视事实的最初细菌。

功利主义思想中训练出来的常识无助于反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超意义，因为极权主义政权建立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功能世界。意识形态之蔑视现实性，还包括了骄傲地提出人类主宰世界；这毕竟是蔑视现实--使得改变世界、创造出人工景观成为可能的现实。摧毁在极权主义对现实的蔑视中的自豪因素的是超意义(因此使它与革命的理论和态度有了彻底区别)，超意义赋予蔑视现实的做法以说服力、逻辑性和连贯性。布尔什维克宣称俄国目前的制度优于其他一切制度，其中的真正极权主义手法是，极权统治者从这一宣言中得出无瑕的结论，即，若无这种制度，人们绝不可能建造奇妙的东西，比方说，一条地下铁路；他从这一点中又得出逻辑结论，任何人只要知道巴黎有地下铁路，他就是可疑分子，因为他可能引起人们怀疑只有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人才能做事。这就导致了最终结论，为了继续忠于布尔什维克，你必须去捣毁巴黎地下铁路。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始终一贯的态度最重要。

运用这些新的结构，以超意义的力量为基础，由逻辑性作为驱动力，我们的确到了资产阶级时代利润和权力的末日，也到了帝国主义与扩张时代的末日。极权主义的侵略性并非产生自对权力的渴望，如果它狂热地追求扩张，其目的既不是为了扩张，也不是为了利益，而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使世界达到连贯一致，证明它的各方面超意义是正确的。

正是主要为了这种超意义，为了逻辑的连贯一致，极权主义就有必要摧毁被普遍称为人类尊严的一切迹象。因为尊重人类尊严意味着承认我的同伴或其他民族都是主体，是世界的建造者，或共同世界的共同建造者。凡是目标在于解释以往一切历史事件、指出未来一切事物的道路之意识形态，都不能承受从事实产生的不可预测性，这个事实是，人有创造性，他们可以制造出无人预见过的新事物。

因此，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集中营是实验室，在集中营里试验改变人性和羞耻心，所以集中营不光是囚徒们的事情，也不光是根据严格的“科学”标准来管理他们的人的事情；它关系到所有的人。苦难一向是地球上最多的，但这不是问题，受害者的数目也不是问题。危险的问题倒在于人的天性(humannature)，即使这些实验的结果不是改变人，倒像是摧毁人，其方法是创造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虚无主义陈词滥调中所说的人性(homohominilupus)不断被实现，我们也应该记住，需要全世界控制以显示最终结果的实验必然有局限性。

极权主义关于“一切都是可能的”信念，至今看来仍只证实了“一切都可以被摧毁”。然而，为了证明一切都是可能的，极权主义政权在无意中发现，有一些罪行是人们既不能惩罚，又不可宽恕的。当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时，它就变成不能惩罚的、不可饶恕的绝对罪恶，不再能被理解，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怼、权力欲望、怯懦等等罪恶动机来解释；因此，愤怒不能向它报复，爱不能忍受它，友情不能原谅它。正如死亡工厂或被遗忘的洞穴里的受害者，他们在执刑人眼里不再是“人”，于是这一类新的罪犯就处于使人类因原罪而结合的范围之外了。

在我们的全部哲学传统中，我们本来就不能相信一种“彻底的恶”，在基督教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他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恶)至少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将之解释成“反常的恶意”(perverted川will)，但是也可以用可理解的动机来阐释。所以，我们实际上不必借助任何事物，就可以理解一种用十分有力的现实来和我们对抗、打破我们所知的一切标准的现象。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操纵这个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关心自己是否生活过、是否出生过。死尸工厂和遗弃人的洞穴的危险性在于，如今人口到处在增长，无家可归的现象也到处在增长，如果我们继续根据功利主义来思考世界，那么，人民群众仍然会变成多余者。在每一个地方，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正在悄悄地和使人变成多余物的极权主义工具共谋。群众的功利主义常识能明白暗藏的诱惑，

在大多数国家里，大众仍然十分恐惧死亡。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可以确信，他们的杀人工厂显示了能够迅速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清除从经济上来看是多余的、在社会上是无根的人类群众，这既是一种吸引，也是一种警告。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出现。

文章来源本文选自《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汉娜·阿伦特，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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