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暑假,我再次踏上了回乡的旅程。从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启程,辗转高铁、大巴,窗外的风景从钢铁丛林变为山水风光,我知道,回家的脚步近了。
作为西江千户苗寨走出来的大学生,每当回村的大巴行驶在蜿蜒却平整的柏油公路上时,我的心总是忍不住地激动和雀跃起来。是啊,离家求学的日子里,我总想念青山绿水间一层层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想念满头玲珑银饰载歌载舞的苗寨姑娘们,想念家门口石头砌成的地基上经年的苔藓,无一不体现着苗族特有的民族文化。
这些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雷山县最大的苗族聚落——我的家乡西江苗寨,在经过了十余年的开发和建设之后,已经一跃成为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旅游收入超过了百亿,同村的村民们纷纷脱贫致富,甚至有人成了百万元户。亲身经历着这些变化的我,总忍不住为家乡感到骄傲。
不过,我们西江苗寨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炙手可热。听父辈们说,20世纪末的时候,村里仅有一条泥土公路通往县城,然而有九成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不少村子沦为了“空心村”。并且,由于知识水平低,外出务工也大多只能以干力气活为主。200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前两年,村里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431元,甚至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与贫穷的村寨相对应的,却是我们富饶的文化。我们村的村民多属于苗族内部的“长裙苗”,传说是蚩尤的后裔。西江村由8个自然村寨组成,留存着上千栋木质吊脚楼,壮观极了。还有绚烂多彩的苗族服饰,热闹纷繁的“苗年节”,欢乐多姿的芦笙舞……无数非遗文化汇聚在这里,像是“活化石”一般传承至今,文化学者余秋雨也曾留下过“看西江而知天下苗寨”的感叹。
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乡亲们都在守着美景过穷日子。父亲回忆起那段时间,总感叹道:“当时很少有游客进来参观,即便是有几个,进屋一看到处都破破烂烂的,也待不下来。”是啊,那时候的村民们生活都是问题,哪还有多余的钱去修缮民族特色的老屋呢?再加上苗寨位置偏路难走,我们的民族文化遭遇着保护与传承的危机。
幸运的是,家乡腾飞的转折点很快到来了。乘着旅游业发展的春风,当地政府投入了上亿资金给我们西江苗寨做建设,还约定好以门票收入的18%作为“民族文化奖励经费”发放给村民。在政策的积极带动下,西江千户苗寨飞速发展起来,苗族特色建筑得到修缮,旅游的配套设施也日渐齐全。
不过,在商业化的同时,我的家乡西江苗寨也从来没有忘记对于文化的保护。随着旅游业兴起,西江苗寨制定了《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奖励(暂行)办法》,确定了“景区集中管理,家庭分散保护”的机制,这一举措不仅让村民们在旅游业中受益,更是在引导他们参加到民族文化保护中来。
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西江苗族博物馆也建了起来,包含了藏品2000余件,价值1000多万元,展示了普通农舍、古代居所、武士之家、服饰掠影、绣女之家、匠人居室、巫师小屋等等,让苗族文化生动地呈现给每个游客。除了博物馆,我们村还打造出古歌堂、鼓藏堂、银饰坊等20多个苗族文化点,村民们也自办了40多所家庭博物馆,既满足了游客的喜好和需要,也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看着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身为大学生的我,也从未忘记改造家乡、回馈家乡的使命。去年春节,一场由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20多所省内外高校的60多名西江苗寨大学生,与西江景区公司管理者、综合执法局监管者以及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研究学者聚在一起,围绕西江苗寨面临问题与挑战、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西江苗寨的形象管理、大学生创新创业等话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作为西江苗寨走出来的大学生,我也参与其中。
我和同学们都认为,国内旅游市场不断变化,旅游开发也在不断扩大,对于家乡这样厚重古朴的民族村落,对其的保护和传承始终是丢不得的。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毕业后也要不忘记家乡的文化,努力学习传统歌舞和技艺,更好地为家乡服务。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在外求学习到的本领用起来,对西江苗族文化做出梳理和记录,减少宣传中的错误,提高家乡的知名度。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激烈讨论中,在一次次见证家乡飞速变化的目光里,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对家乡的热爱和认同,从没有因为商业开发而减少,反而与日俱增、历久弥坚。的确,像云南丽江等地一样,我们西江苗寨的商业化遭到过不少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商业化和原生态是完全冲突的。不过,我却觉得,正是有了旅游开发,西江苗寨才摆脱了贫穷,我们西江青年学子才能安心地去读大学,在习得一身本领之后,再来反哺家乡,发展家乡。
此后求学的日子里,我也总是把千户苗寨和苗族文化挂在嘴边,也从未忘却服务家乡奉献家乡的理想。我清楚地知道,发展中的苗寨既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空荡荡的博物馆,民族文化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为我们苗族文化保护提供了资金支持,更让文化的传承有了持久生命力。苗族文化的灵魂是丢不得的,而我们对家乡的爱,也从未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