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三国，人们往往会提到三才之说。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得天时之利、孙权横跨江东六郡，历经三世，占尽地利之便、刘备仁义，得万民归附，是为人和。

正因如此，世人往往把曹操的多数成功，归结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身上，从而忽略了曹操在其他方面上的高超手腕。

可正史中的曹操，只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且他能一步步执掌朝政大权，最终定鼎北方，更多是靠一些集权手段。

在创业过程中，曹操最高明的手段，莫过于军政互谋。利用军功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然后再利用官职谋取更大的兵权。在曹操看来，只有先取得足够的兵权，才能掌握足够的话语权。

回顾曹操一生，不难发现，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早年的曹操，是镇压黄巾军出身，通过几次漂亮的胜仗，不仅扭转了宦官后人的恶名，更是在军中谋得了不小的职位。

在天下大乱之后，曹操投靠了老大哥袁绍。后者将黑山军视作心腹大患，曹操便带人前去征讨，因此被袁绍表奏为东郡太守。曹操二度为东郡太守，但结局却是不同。在这里，曹操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

不久之后，曹操进攻兖州，自立为兖州牧。成为一州之主的曹操，也总算有了底气。恰逢这时，献帝东归洛阳，曹操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被国舅董承看重。在他的授意之下，曹操如愿迎归了天子，将这张王牌紧握在手中。

自此之后，曹操的人生走向了顺风顺水的道路。以军谋政，曹操凭借自己麾下赫赫有名的青州军，自领司隶校尉和录尚书事，逐渐巩固了朝堂中的局势。

司隶校尉，有监察百官以及京畿之地的权力。录尚书事，则用于外部之人干涉尚书台。这是曹操仔细研究过官职，给出的一个最优选择。

一方面，司隶校尉虽然官职不高，但却相当于“纪委”要员，对百官有着很高的威慑力。再加上，曹操自己手握兵权，这便让多数朝臣忌惮不已，不敢轻易与之敌对。

另一方面，曹操这个军方大佬，可以凭借“录尚书事”，成为汉献帝在朝中的“话事人”，从而顺利跻身于决策层，有了指点江山的机会。正是凭借这个身份和地位，曹操屡次以汉献帝的名义，向外屡屡发动战争。

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将自己立于大义之地，进而转嫁朝臣们的矛盾，让朝堂上下一致对外。

曹操灭吕布、破袁绍、袭荆州、打马超、攻张鲁，都是用的相同理由。

更为关键的是，曹操每次出战，必然有所斩获。一旦攻城略地成功，曹操班师回城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便是通过军功，来换取自身地位的提高。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曹操自己获取的军功，并没有增强汉代小朝廷的实力和威望，反而是一步步养肥了整个曹魏政治集团。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清扫二袁，平定北方，于同年废除三公，自立为丞相，自此以后，军政大权尽入其手；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击败马超，平定渭南，于不久之后进封魏公，开宗立庙，又加九锡之礼，位极人臣；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平定汉中，回朝后不久，又进封魏王，自此，曹氏一族实现了完全自治。

不难发现，曹操很擅长利用军政互谋的方式，将自己的利益如同滚雪球一般，一步步膨胀为庞然大物。这背后，固然是他的“假公济私”，但也是堂堂正正的阳谋。

当然，为了巩固自己在政治和军队中的地位，曹操又对当时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经济、文化乃至教育，都有明显变动。而这，同样是曹操主要的集权手段之一。

政治上，曹操唯才是举，提拔了大批寒门才子入仕。这些人，多数都成为了曹魏一族的忠臣，也成为了曹操打击清流士族的主要棋子。

经济上，曹操实行屯田，将原本散落的土地收回，并租借给流民耕种，此举不仅打击了士族们的经济实力，也让北方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军事上，曹操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在地方上设立都督。原本散乱无章的私家部曲，被这些曹氏嫡系拧成了一股力量。

如此一来，曹操的地位才会如此稳固。在自身有底气的情况下，哪怕失去汉献帝这张“王牌”，也不会给他带来多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