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是一种能够引起全民共振的清晰和弦，是在中国国情下产生的文化内涵和伦理连结的总结，其中关键在于能够抓住本国意识形态的脉络，这是引起国内观众的德性共鸣的基础。

而新主流电影更要求创造者能够站立在时代潮流的前沿，不光总结以前的历史更要洞悉观众们对未来的期盼。

主旋律电影承载着重要的责任，不光要满足观众对于电影的基本审美需求更要尝试去塑造和引导观众们对国家形象背后内涵的理解。

影像艺术是有力的宣传手段，而在中国的电影形态版图中，最能正面传播和集中体现国家形象的电影无疑是主旋律电影。

伦理之下包含着对道德的讨论，其对道德的着良性追求必然也会引起正反向的冲突，其中必须要注意的是伦理在道德范畴的“有限”立场，静态的道德要求所适用的范围或者说所载入的实体是有限的，在不同的社会存在下也许会产生完全对立的伦理要求。

也就是说明确的是非对错在伦理导向下有着对适用范围的要求。伦理冲突是在多种诸如文化思想冲突和代际冲突之下产生的冲突总结，伦理冲突在行为的对抗中直接爆发。

分析《战狼》系列电影中的出场人物就可以直接发现其身份背后包孕的伦理分歧。军人和毒贩、保安和劫犯、都是是直接对立的身份。

不需要额外的故事阐述当以这种对立的身份出现在同一场合中冲突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

在《战狼》系列影片中，引发剧情发展的主要矛盾的两方的设定是一致的，一方是来自国内的我方军人、保卫是规则的保卫者另一方则是处于境外控制或者直接来自境外的毒贩、劫犯是规则破坏者，这就直接埋下了两方将在伦理语境下产生冲突的伏笔，这是《战狼》系列两部影片的共同点。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战狼》中故事发生在国界线内，而其续作的主题故事发生于国界线外。

发生场域的变化将会导致冲突性质的变化。而在两部作品中对于两个在不同场域所产生的冲突背后的伦理定性是明确的，在国界线内我方是依法行使权力的执法者，而在国界线外我方是捍卫自身利益的自卫者。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准确定位，让冲突中的责任完全倒向了与冷锋所对立的一方。

不论是在《战狼》中雇佣美国雇佣兵为非作歹的跨国贩毒分子敏登还是《战狼2》在非洲叛乱中趁机作乱的佣兵头子“老爹”都属于一边倒的过错方，这为冷锋在电影中的大展拳脚提供了完全合理的出口。

何为伦理正义，这是在伦理的界定与推导过程中自然产生的疑题。最早关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正义思辨则是透析伦理正义的起点，以柏拉图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正义的国家就是由哲学王根据自身的理性能力对政治生活的普遍性谋划。”

在柏拉图看来下正义是理性先验构造的结果，政治的正义性要借助理论哲学的合理性规制来实现。

而作为柏拉图著名门生的亚里士多德则并没有保持和他老师一样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个伦理政治概念，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

对于当时在城邦中生活的古希腊人来说，对正义所关切的要点是个体和集体能否在善性的共振中同存，而这种善性的共振又能否成为维系社会存在的制度保障，这实际上是对一种使个人与集体相符的道德德性的诉求。

亚里士多德曾在自己所写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正义下了两层的定义，一种是总体层面的正义，一种是具体层面的正义。

正义在总体层面的表现可以称之为“德性”并且其总体层面的高度也决定了它是“德性”之首，也就是最高的德性表现。

而这种最高德性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在个体意义上，是让人做正确的事情的品质，正义“使人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情”，不正义则意味着做事不公正或做不公正的事；另一类在城邦共同体意义上，是“产生和保持政治共同体的幸福或其构成成分的行为。

而具体的正义则表现为一种策略，保障总体的正义得以可能，它也分为两个层次：一类是分配的正义，另一类是矫正的正义。

分配的正义是指在人的平等和物的平等方面寻求一个恰当的比例，只有合比例的才是适度的，而公正就是合比例的。

所以，分配正义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涉及公共财富以合理比例进行分配的问题。

关于正义的维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要依靠矫正的力量，矫正的正义是指在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正义。

它是“在出于意愿的或违反意愿的私人交易中的公正”而在这种矫正的背后实际上是法律在作最终依靠，矫正的正义关注的是在交易结果上的实质性比例问题，因此这种正义的维护者主要是法律。

道德和法律的持续共鸣是正义能够得到维系的根本要素，也就是说总体层面的德性能否与法律相融合是正义生长的根本土壤。

而在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追求总体的德性不能以强制消解个体位面上伦理的多元性为代价。

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眼中“伦理正义”就是城邦中个体和集体能够在发展的自由中凝结普遍认同的社会现实，就是说总体的正义为个体的正义提供伸展的空间，而个体的行为又能够获得整体的认同。

对于现在来说立足守正视角是新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基本要求，我们必须将扬弃继承了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作为入口来理解伦理正义的根本内涵。

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就其精神实质来说是伦理政治谱系的一环，因为其对现代政治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

由此可见伦理作为研究道德的哲学，就必然离不开对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解。归根结底的提纯总结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核心诉求。

将伦理正义照进主旋律电影，就要求聚焦如何对正义的进行界定，在《战狼》系列影片中不管是在死守国界线的军人冷锋，还是掩护撤侨的保卫者冷锋都在践行着对正义的核心诉求，保卫人民的利益。

电影场景与现实存在的间隙里是艺术真实的朦胧迷雾。现实真实在时间的河流中转瞬即逝。

所以在电影诞生之初的20世纪初期众多艺术从业者希冀在艺术作品中的复现永恒的“真实”，这种对与真实的追求自然也形成了后现代写实主义的审美范式。

在巴赞看来，摄像的出现使得写实画作已经成为画家一厢情愿的梦想。当物质层面的技术得到突破之后，摄像摄影以其捕捉光线的神奇作用脱颖而出在实用功能上完全取代了以前的写实画作。

为了顺应技术的趋势，艺术家们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改变，肖像画家被照相术的出现而逼迫成为了摄影师。

摄影的出现对于写实画家来说确实是一种降维打击。随着技术的突破，电影艺术也自然的产生了，相比静态的画作动态的影像显然要更加趋向“真实”的境界，这种表现形式的质变使得电影具备了复现真实的绝对可能。但电影的实质在于其内容的设定与展现。

一部脱离现实的影片其拍摄技术再高超也不能形容其反映了现实的真实。而另一方面，一部脱离完全作者能动性设定只是拍摄现实存在的作品虽然直接反映了其所拍摄的真实场景但也失去了其艺术真实，因为这只是对现实的机械复现摆了。

作者的能动性在脱离现实与反映现实的平衡中创造出艺术真实所反映的世界，在这世界中观众既能感受到现实世界中所对应的存在，也能体会到现实世界中所没有发生的幻想内容。

通过将伦理视阈照射到影视作品中是一种检验艺术真实中能够反映多少现实德性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于一部主旋律电影来说，一旦作品的艺术创造脱离了现实道德而存在则不但不能起到正向的引导作用甚至对现实还存在反噬作用。

在《战狼》系列影片的故事设定中，吴京主要抓住军人这一叙事身份来展开对剧情描绘，在第一部里吴京饰演的冷锋是现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其身着的服饰佩戴的肩章使用的枪械无一不是现实中的解放军的真实复刻，这种对主角外在形象的鲜明设定自然拉近了影片与真实存在的距离。

可以说电影中冷锋形象就是真实的解放军的形象，影片在对军人外形的拍摄上有着纪录片一般的追求。

在时代的要求下，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关系从过去的分裂、对抗走向了相互统一、共同发展，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统一的双向关系。

在双向奔赴的集体语境下，《战狼》系列电影很好的展现了个人英雄和集体价值的融会贯通，冷锋在影片中具有很多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但终究离不开组织集体对他的根本支持。

不论是第一部中武装直升机在冷锋遭到危机时的正义登场化解对峙的焦灼，还是第二部中象征着国家的巡洋舰的海上支持都可以说冷锋的风头正是集体团结的一种高潮表现。

这种集体与个人之间互相成就的表现正是集体价值下的最好伦理出路。展现了践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个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