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确立，并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宋代的科举制度经历了从两级考试到三级考试的转变，最终确立了包括州试、省试和殿试在内的三级考试制度。

宋代初期，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即州试和省试。州试由各州举行，而省试则由礼部负责。为了选拔真正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宋太祖在开宝六年（973年）实行了殿试，作为科举制度的最高级别的考试。自此以后，通过殿试的考生可以直接授官，无需再经过吏部考试。此外，宋太祖还下令禁止考生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使得所有及第的人成为了“天子门生”。

在殿试后，会根据成绩将考生分为三甲，并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同时还会赐宴于琼苑，称为琼林宴。这一传统在后来的朝代中被仿效，成为定制。

宋代的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但有时会间隔一至两年。直到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才正式定为每三年举行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而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在省试当年的殿试，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在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中，考试被分为三个层次：乡试、会试和殿试。在乡试中取得最高成绩的考生被称为解元，其余合格者称为举人；会试的优胜者为会元，其他人称为贡士；殿试的通过者则统一称为进士，并根据成绩排名进一步细分等级。自宋太宗时期起，进士的分类细化为三甲，其中前三名组成一甲，并分别获得进士及第的荣誉；北宋时，前三名统称状元，而南宋时期则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分。二甲和三甲的考生则分别获得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的称号。

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科目多样，涵盖了广泛的知识领域，从而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较大的学术自由度。例如，唐朝的常科包括秀才、明经、俊士、进士等多种类别，涉及法律、文学、算术等多个学科。唐朝还设有特殊的制科，如“不求闻达”科和“高眉丘园”科等。在常科中，明算科要求考生熟悉《九章算术》等经典算学著作，道举科则涉及《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医举科则需要掌握《本草》《脉经》等医学文献。

到了宋代初期，科举考试的科目更为繁多，包括进士、九经、五经、三礼、三传、通礼、学究、明法等。然而，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除了进士科之外的所有科目都被取消，简化了科举考试的结构。

宋代科举制度主要沿袭自唐代，考察内容包括进士科的帖经、墨义和诗赋。这一制度存在明显缺陷，例如过度强调声韵技巧，忽视对古今知识的深入理解；又如过于强调死记硬背，导致学非所用。王安石在担任参知政事期间，针对这些弊端进行了科举考试内容的重大改革。他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三项，转而专注于考察经义和策论。其中，经义要求考生根据经书中的语句命题，并依据经文原意进行阐释，目的在于通过经典学习达到实际应用的效果。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神宗皇帝正式废除了以诗赋、帖经、墨义为主的考试方式，采纳了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作为新的考试标准，并以论、策为主要考察内容。同时，将《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定义为“大经”，而《论语》和《孟子》被视为“兼经”，成为考生必须熟悉的经典。进士考试被分为四个部分：首场考核大经，第二场考核兼经，第三场考核论，最后一场考核策。殿试则专门考核策论，且要求答题超过千字。

王安石的改革遭遇了包括苏轼在内的一些学者的反对。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三经新义》的使用也曾一度被取消，科举考试的内容时而回到诗赋，时而回归经义，甚至有时候两者兼顾，显示出一种不稳定的变动性。

宋代的科举考试科目在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的影响下经历了多次调整，总体趋势是简化科目设置，其中进士科逐渐成为主要考核项目。宋泽宗元祐四年（1089年），进士科进一步细分为诗赋与经义两个子类。考试内容也相应发生了转变，由唐代重视诗赋转向宋代侧重策论和经义。策论考试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而经义则要求考生基于儒家经典阐释其深层意义。尽管王安石变法后曾短暂恢复诗赋的考试形式，但其地位已不如从前。至于殿试，从最初的三题：包括一首诗、一篇赋、一篇论文，简化到仅考一道策题。

宋代的科举制度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为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选拔了大量优秀的官员，为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和创新。

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宋代的文化教育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和提升。各地纷纷设立学校，培养人才，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许多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了国家的重要栋梁。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同时在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宋代的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举制度还促进了当时社会流动和阶层变迁。通过科举考试，许多出身贫寒的士人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阶级跨越。这不仅增强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也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科举制度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和不足。由于过分注重考试成绩，导致一些士人过于追求应试技巧而忽视了对实际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