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所知道的陈伯达,他的两件小事让人印象深刻

贱议你读史 2024-06-22 16:10:30
引言

在六十年代,对于阎长贵而言,“陈伯达”这个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在他的眼里,陈伯达是一个首长级别的人物。

这篇文章,我们就以小见大,从阎长贵的角度,去了解了解陈伯达这个大人物。

初识大首长,两件小事印象深刻

第一次见到陈伯达的时候,是在1958年的一个秋天。

那时候的阎长贵在政研室的思想动态组工作,这个小组归陈伯达管辖,但他平常很少来,在阎长贵的印象中,这个老夫子也就只来过两次。

那一天,动态组正在开会的时候,陈伯达不打招呼就过来了。这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去视察工作的时候,往往是不事先通知,自己一个人就过来了。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关锋,他看到陈伯达进来了,就站起来说:“请陈伯达同志作指示”。

阎长贵原以为这个大人物,要发表什么长篇大论的指示,哪知道陈伯达摆摆手,说没有什么指示,就是过来看看。他简单的东拉西扯了一下,随后就对关锋半开玩笑的说道:“大哲学家,最近又发表了什么新作?拿了不少稿费吧?”。

领导突然造访,让会场的氛围有些紧张,陈伯达的这句玩笑话,让大伙的压力变小了许多。

关锋也是开玩笑的回复,说伯达同志老拿自己开玩笑。

陈伯达哈哈大笑,又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随后就离开了,真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这是阎长贵第一次见到这个“大人物”,给他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至少是亲切的,没有架子的一个人。

第二次见面是在1961年的时候,具体是什么时候,阎长贵都有些记不得了,模糊的记得不是四月就是五月。当时,陈伯达在搞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的调查。选择的地方就在河北的霸县的堂二里公社,那时候的霸县还归属于天津管辖。

对于这次调查工作,陈伯达十分的重视,他虽然没有住在堂二里,但却是自己亲自把关抓这次调查工作。

跟随陈伯达一起来搞调查工作的人,主要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人,陈伯达当时是《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住在天津的大理道小招待所,其他的工作人员,直接驻扎在堂二里公社,阎长贵当时已经调到了《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小组工作,这次调查,他也跟着去了。

那时候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农民们吃公共食堂也吃不饱,调查组六个人在公社食堂的伙食待遇也很一般,就是粗粮和“瓜菜代”,勉勉强强能够哄饱肚子。不过,还是闹出了有些尴尬的事情,因为干部的粮食定量标准比较低,最后一算账,好家伙,六个调查人员的伙食大大超出了定量的标准。公社就让他们如数把粮票交齐,但是六个人也拿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是打了欠条,以后再来补上。

再来说说陈伯达,他虽然没有亲自来堂二里公社蹲点,但会让人不定时过来传达自己的指示,陈伯达自然也没有闲着,他和其他人在天津附近的农村搞调研。

一直到调查即将结束的时候,陈伯达这才亲自来堂二里视察工作。

得知陈伯达要去堂二里,天津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尤其是保卫工作方面。当陈伯达下车的时候,看到居然有那么多的车子和人,脸上就有些不高兴了。他并不知道搞出了这么大的排场,于是乎,陈伯达立即让人把那些警卫都给撤走。

其实,天津方面也是有苦衷的,对于陈伯达这样的大人物,安保工作要是不到位,倘若出了什么差池,那后果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这个老夫子历来都很不习惯,可以说是有些排斥这种礼仪和保卫制度。

这个小插曲过去以后,没想到在接待宴席上,陈伯达直接扭头就走,直接罢宴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霸县堂二里公社得知陈伯达要来视察工作,那肯定得要接待好,于是就准备了一桌很丰盛的午宴,可以说是鸡鸭鱼肉都齐全了。这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无所谓,但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桌饭菜可是很奢侈,也可以说是超规格的接待了。

陈伯达过来一看。脸色当即就很不好看了,直接罢席,让人把菜撤换掉。

那些鸡鸭鱼肉都撤了,换成了粗粮和瓜菜之后,陈伯达这才回来吃了午饭。

那时候,不仅普通老百姓都吃不饱肚子,就连很多干部也是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陈伯达来农村视察工作就吃这种规格的宴席,这事要是传出去了,肯定会有损他的形象。因此,他直接选择“罢宴”,也属正常,也是明智之举。

吃完午饭以后,陈伯达需要午休,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为此,公社方面特意腾出一个小房间,供他午休使用。

但是呢,麻烦事又来了,陈伯达走进去一看,好家伙,里面居然准备了一张柔软的床。陈伯达扭头就出了单间,任谁都劝不住。他直接跑去一个小会议室,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说自己随便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在调查组里面,就属阎长贵年纪小,职务也低,因此,大家伙商议之后,就让阎长贵去照顾陈伯达午休。

这是阎长贵第二次和陈伯达会面,也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单独和这个大人物直接接触。

阎长贵自然有些惶恐,他看到陈伯达坐在硬椅子上,就赶紧去找来一个稍微柔软的藤椅,让他换个地方午休。当陈伯达闭目养神的时候,阎长贵给他的腿上盖上了一条毛毯。不消一会,这个老夫子就熟睡了过去,蜷缩着身子,休息了大约有个半小时。

这第二次的接触,给阎长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尤其是听说这个大人物一来就撤走警卫员,中午罢宴,又不肯去单间睡午觉,在他心里,对陈伯达升起一股肃然的敬意。这个好印象,一直持续到1966年,从这一年开始,阎长贵对这个老夫子的印象,也是逐年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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