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土豆只是餐桌上的大众食物，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小小的土豆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
如同美国知名环境史学家 W．H.麦克尼尔所说：“土豆改变了世界历史，这并非荒唐事……我们习以为常的食物，是如何以剧烈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历史。”
土豆的原产地，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种植土豆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土豆的丰收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因此印第安人将马铃薯尊奉为“丰收之神”，如果哪一年的土豆严重减产，就被认为是“怠慢”了土豆神，必须举行一次盛大而残酷的祭祀仪式，杀死牲畜和童男童女为祭品，乞求土豆神保佑丰收。
当第一批欧洲探险家到达秘鲁时，发现当地人种植一种名为“papa”的奇特的地下果实，“煮熟后变得柔软，吃起来如同炒栗子一样，外面包着一层不太厚的皮”。这就是今天为人熟知的土豆。
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对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也被贪婪的殖民者作为一种“战利品”带回了欧洲。
1565年，西班牙远征军向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呈献了一箱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南美洲农产品。
最初的马铃薯居然是以它妖娆的枝叶和艳丽的花朵受到人们青睐的，西班牙王室将马铃薯种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里，由此开始了它在欧洲跌宕起伏的命运历程。
在登陆欧洲之后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土豆还只限于园圃栽植，没有找到真正属于它的家，并且基本上是由植物学家在贵族或宫廷的庄园里栽种的。
与此同时，欧洲人对土豆的食用价值几乎一无所知。
据说，西班牙人最初尝试生食土豆的块茎，味道当然是乏善可陈；法国人奇怪地去吃它结出的浆果，不用说那酸涩的味道使人摇头；苏格兰人甚至认为土豆会导致麻风病和不道德，理由是欧洲人以前从未吃过块茎类食物，《圣经》中也没提到过土豆。
滑稽的是欧洲人却立即爱上了另外一种来自新大陆的食物——甘薯（红薯）。
它在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发现新大陆后就被带回了西班牙，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迅速就喜欢上了这种新食物——显然《圣经》里同样没有提到过甘薯。
可是因为甘薯甜美的味道更适合欧洲人的口味，至少到17世纪80年代，欧洲上流社会仍然把食用添加了大量香料和糖烹制的甘薯作为一种时尚。
土豆作为粮食作物在欧洲大陆得以广泛传播，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之于一位平凡的法国农学家巴曼奇（Parmenti），是他认识到土豆良好的食用价值：它可以制作面包，而且容易蒸煮。
1770年他的一篇关于土豆淀粉营养问题的论文在征文中获奖，并被法王注意到，据说他为一次宫廷宴会用土豆为食材烹调了二十多种美味菜肴。
就连日后上了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和他的那位同样倒霉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为土豆的推广出了一把力（不幸的是法国老百姓只记住了她的那句“人民若无面包，那就改吃蛋糕嘛”）。
到法国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的统治时，法国的大多数农民都已经种土豆了，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连以崇尚美食闻名的法国人都吃土豆了，——当历史迈过十九世纪的门槛时，马铃薯已经传遍了全欧洲。
到十九世纪初期，土豆几乎成为爱尔兰人的唯一食物。
马铃薯的高产和只需少量的劳力，使得爱尔兰人口从1700年的200万，猛增到1841年的820万，达到4倍多。
1845年，一场“土豆瘟疫”席卷了整个爱尔兰。
导致土豆枯萎腐烂的瘟疫来源于一种被称为土豆晚疫病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发育，靠风或水携带自己的孢子来繁殖，受感染的马铃薯变黑，在地底下枯死。
面对自己国土上的灾难对于大英帝国政府却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居然事不关己地建议爱尔兰人接受另外一种不同于土豆的生计手段。
如此冷漠的态度连外国人都看不过去，但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拉．迈吉德一世宣布将给予爱尔兰农民 1万英镑援助时，要面子的维多利亚女王却请求他只提供 1000 英镑，原因是仁慈的女王陛下本人只给灾区捐助了象征性的2000 英镑。
当英国政府从美洲采购来的价值10万英镑的援助物资（玉米和麦片）终于到达爱尔兰时，数百万几乎毫无任何购买力的爱尔兰人根本买不起这些按照1便士1磅进行销售的粮食，只能坐以待毙。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爱尔兰人逃离旧大陆，赶往大西洋彼岸美国碰运气，当时有五分之四是爱尔兰人，这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
与爱尔兰人口一样遭到重创的还有爱尔兰古老的民族语言爱尔兰语（盖尔语）和盖尔文化。爱尔兰语已经在爱尔兰盛行了两千年，此时却像潮水一样突然退落下去。
在1845年，还有400多万爱尔兰人使用爱尔兰语。但到了1851年，使用爱尔兰语的人口已骤减了一半。
如今爱尔兰本国的人口不过400多万，反倒是在美国的后裔人丁兴旺。
时至今日，在美国3亿人口中，爱尔兰裔美国人就有5500 万，占了美国的六分之一还要多，仅次于德裔美国人。
来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筚路蓝缕，一步步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先后出了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和克林顿4位总统。
时至今日，有谁能想到这么庞大的移民潮居然是因为土豆引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