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昌邑市北孟镇池子村村民姜乃涛在拆除祖屋时，在墙壁夹层内发现一个长木盒。木盒内保存着图画卷轴和书册资料：

《李士桢暨配王氏影像》、《李煦生母文氏行乐图》、《李煦射猎图》、《李煦春游晚归图》、《李煦暨配韩氏詹氏影像》、《姜焯暨配陈氏行乐图》。成达可抄本的《虚白斋尺牍》两册。诰命8件：《广东琼州府崖州感恩县知县姜焯父士楧母黄氏敕命》、《江南徐州知州加一级姜焯父士楧母黄氏诰命》、《广东琼州府崖州感恩县知县姜焯并妻孙氏继妻陈氏敕命》、《江南徐州知州加一级姜焯并妻孙氏继妻陈氏诰命》、《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教谕姜培寅并妻孙氏敕命》、《江南苏州卫前帮领运千总姜鐈祖父姜焞祖母宋氏敕命》、《江南苏州卫前帮领运千总姜鐈父姜培中母陈氏继母李氏敕命》、《广东高州府化州知州姜培柱并妻黄氏继妻宁氏诰命》；《昌邑姜氏族谱》1件；刻有"姜泽永印"和"甦斋"的印章两枚。

这批珍贵史料的发现，再次把"曹雪芹家族史"的研究推进一大步。尤其是李士桢、李煦等人影像资料及"行乐图"的发现，让我们第一次看到李家人的真容。李煦的《虚白斋尺牍》则收录有300多封书信，写给当时各地的达官贵人及亲友，也揭开了李煦工作生活鲜为人知的一面。

昌邑是李煦的老家，这说明李士桢被清军俘虏成为李西泉的继子后，他和李煦并没有忘本，而是始终与老家的姜氏族人保持联系，尤其是李煦与堂弟姜焯的关系更为亲密，否则在姜氏后人中不可能保存这么完整的史料。

李士桢是清朝初年的名臣。他字毅可，自顺治四年中选举人才后，历任浙江布政使、江西巡抚、广东巡抚等职。

顺治初年，问鼎中原的大清帝国面临着战争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因此，各级官吏面对的情况十分复杂。当李士桢初任沧州盐运通判时，清兵正大举南下，沧州百姓流离失所，李士桢在自己的职责内大力保护了很多无辜百姓。顺治十年，李士桢升任安庆府知府，当时清军南下征讨经过安庆，为了减轻军队给当地百姓带来的不便，李士桢各方调节物资，让军民各得其宜。

由于李士桢官声卓著，他被派到各地做官。顺治十四年之后，他先后担任陕西延安府知府、广东按察司副使、山西洋和道副使、山西布政使司、河南按察使等职务。康熙十二年，李士桢升任福建布政使。由于耿精忠叛乱，他经过浙江时被迫滞留在那里，后蒙保举，干脆改任浙江布政使。李士桢在浙江职司上待了6年时间。这正是大清帝国的非常时期，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相继反叛。康熙皇帝被迫派兵征讨，数十万军队进逼仙霞关，当时李士桢参赞帷幄，使转运粮草的兵车络绎不绝，保障了士饱马胜、军民相安，为平定三番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康熙二十一年，李士桢再次被委以大任，他被调到广东担任巡抚。当时他面临的是一副烂摊子，尚之信等人的叛乱刚刚平定，民生凋敝，官员冗杂，山林间盗贼出没，土冦横行，百姓因为各种劳役苦不堪言。李士桢上任后发布文告，严拿盗贼；又整肃武备，端正习气；清查各衙门钱粮籍册；废除火耗，禁止私自向老百姓摊派私税；严格保甲制度，淘汰冗余杂役等16条为政方针。那时候广东商业由总行垄断，强行勒索，贱收贵卖，李士桢因此发布文告，严查不法商贩，听任人民自由合法交易。当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后，李士桢又着手做了一系列建设性工作，比如修缮书院、纂修地方志，上书朝廷设立花县，兴办十三行等。

尤侗在《东莱政纪》序里写道："经营南北，首尾几四十年，美政良法，更仆难数，而总其大端，唯浙藩、广抚二任。"李士桢在浙江和广东做官的政绩是他一生最为卓著的。尤其是当李士桢在广东"致政归"时，"士民辍耕罢市，无不奔走哀号而不能舍。"退休后的李士桢居住在通州王瓜园。那时候康熙皇帝南巡北归，还"亲临其第，慰劳再三，出尚方之膳以赐。"

文人学士们对李士桢政绩的记载，虽有夸张成分，但基本符合事实，赢得老百姓和康熙皇帝的赞誉。

李士桢成为高官显贵后，并没有忘记老家昌邑的姜姓族人。康熙十七年，李士桢的同胞兄弟姜士楧和从兄姜扬波主持重修族谱，得到李士桢的大力支持。《昌邑姜氏族谱》由六世祖姜镗创立，九世祖姜默若、姜默钝重修，但是在壬午兵燹中毁于战火。李士桢为《姜氏族谱》写了序言：

一日，以从兄扬波所集宗谱相视,遂各抚然挥涕,知所本源……迨调抚粤东,适弟士楧、侄孙舜龄省余于署,复将前编出而会同,遂逐一考订,方厘然称可观也。

李士桢写完序言后，又撰写《宗训》27条。包括《尊谱》、《避讳》《祭祀》及《祭荐定期》4条，这是开篇的"敬畏祖宗"；"百善孝为先"，随后是《孝悌》、《宜家》、《亲睦》三条；"耕读传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乡村理想，因此随后是《读书》、《力耕》、《勤俭》三条，延续"读书传家久，耕读世继长"的传统；《急公》、《忠恕》、《诚信》、《礼仪》、《廉静》《羞恶》、《谦让》，则章明修身齐家的儒家理想；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酗酒》、《赌博》、《淫昵》、《比匪》、《律讼》、《骄悍》、《怙爱》、《市侩》、《吏胥》及《女禁》，又对姜氏子孙们提出具体要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李大中丞宗训》里格外提到："凡我子孙，除耕读之外，或务商贾贸易，亦可经营谋生。至于吏役之事断不可为！虽穷死，不可当衙门！"可见，作为高官显贵的李士桢，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诫子孙们仕宦之途"令人畏惧"。然而多年后他儿子李煦也走上"吏役之事"，并最终经历过一场繁华后身败名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康熙二十四年，李士桢已经做了广东巡抚，他兄弟姜士楧和侄孙前去省亲，并拿出家谱，李士桢准备在广东刊刻出来，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直到康熙三十六年，已经担任苏州织造官的李煦遵照父亲遗愿，在苏州把《姜氏族谱》刊刻出来，当时著名文学家尤侗，江西巡抚张志栋都写了序言。

与父亲李士桢一样，李煦也在官场上做出了一番政绩。那时候他父亲在外地官声卓著，他母亲文夫人是康熙皇帝的保姆，这层亲密的关系已经令李家人成为当时的"簪缨巨族，阀阅大家。"

李煦初仕就在广东韶州任知府。后来因为父亲李士桢是广东巡抚，为了避讳调任浙江宁波知府。不久他被康熙皇帝召回，担任畅春园的总管。再后来的经历就很稳固了，他与堂妹夫曹寅几乎同时来到江南担任苏州、江宁的织造。除了织造外，他还担任过浒墅关的税务征收工作，主管过江南盐务。时人称赞李煦曰："克己办公，工匠经济，均沾其惠，称为李佛子。"

正是李煦和曹寅在江南担任织造和盐务期间，康熙皇帝南巡达四五次，他和曹寅也迎驾四五次，这一方面为李煦赢得了天下皆知的显赫名声，也为他后来的败落埋下了伏根：因为接驾而留下巨额亏空！康熙皇帝当然也不傻，他早就看出李煦和曹寅因为接驾而留下亏空，因此多次密折谕旨，令他用盐务上的银子用来填补亏空，对于康熙皇帝的破格，李煦感恩戴德，自称是"罪外有罪"之人，而蒙"恩上加恩"之典，"皆奴才所梦想不到的。"但是，康熙皇帝的"恩上加恩"并非无休无止，但李煦的亏空实在太大，况且旧的亏空清理完毕，新的亏空又出来，而在康熙皇帝驾崩，雍正皇帝即位后，他终于无法再"背靠大树好乘凉"，被迫抄家！

李煦的祖父姜演生有5个儿子，壬午兵燹中遇难了3个，只有他父亲李士桢和四叔姜士楧生还。姜士楧生了4男1女，长子姜焯、次子姜享，三子姜熺，四子姜煌，女儿姜氏。姜氏是个大族，因此李士桢与李煦一直没有断了与昌邑族人的联系。尤其是二人成为满清皇族的包衣人，成为"簪缨巨族"后，与昌邑姜姓族人的往来更为密切。"出土"于1996年的《虚白斋尺牍》是李煦的书信集，总计有300多封谁信，里面就保存了90多封与昌邑亲族有关的信函。

这些信函的意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写给李煦的堂弟堂妹以及姻亲的，只是表示体贴问候。另一方面是写给山东、江苏、陕西等各省道地方官员的，目的是请他们多方照顾提携居住在昌邑或在外做官的姜姓亲族。李煦在信函中一再申明自己与昌邑姜姓族人的联系："先君从龙，赐姓李氏，而昌邑则弟之本贯，姜则弟之本宗也。""弟祖贯昌邑，本属姜氏；从龙之后以李赐姓，而同堂舍弟犹居原籍。""至有寒门亲戚，世居治内……全仰仗父母照拂，俾得安处门里，执耕读之业，则感佩云谊不浅矣。"这些信有写给莱州太守的，昌邑县令的，掖县县令的，无不体现了李煦虽然已经身处旗籍，但对昌邑族人的深情厚谊和宗族情结仍然很浓烈。

在李士桢和李煦的官荫下，姜士楧的长子姜焯也做了官，先后出任济南府陵县教谕，广东感恩知县，徐州知州。

自己的堂弟姜焯做了官，李煦对他是非常关心爱护的。他毕竟是在官场上历练十多年的人物，什么样的官员没见过？什么样的事情没经历过？什么样的官场规矩和人情世故他不懂？但是，姜焯却是那种性格孤傲慢性子的人。虽然他做官在很多地方都得到李煦的照顾，但他却不愿意去逢迎各级官吏。因此，李煦多次在给他的书信中，指导他如何"奉上"和"驭下。"

康熙五十一年，姜焯离开做了14年的海南岛感恩县令，来到徐州做知州。刚到徐州李煦就写信来，告诫他在徐州做官的注意事项："徐州乃属冲途，凡上下往来之人甚多，务必小心应酬，不可怠慢忽略，以生怨谤。总之，一处有一处之规模，一方有一方之局面。"说明徐州与感恩县不同，职务提升责任也更大。为了帮助姜焯，李煦又分别给两江总督郎廷极、江苏按察使卢询等人写信，说明自己与徐州知州姜焯的关系，请求他们多加照顾。不久新任总督赫寿和巡抚张伯行上任，李煦又写信给姜焯，让他去拜见上司："凡属员无不谒见上司之理，况督抚又与别样上司不同，而新任之督抚更与平时之督抚各别，务必尽礼谒见，以通上下之情。至嘱，至嘱。"

但是，李煦如此苦口婆心，姜焯还是很少去拜会赫寿和张伯行。因此总督和巡抚对姜焯十分不满。康熙五十三年，李煦写信批评姜焯，传达了总督对姜焯的批评："彼云，'徐州牧'非他牧可比，两年来不但面不易见，即字迹易不能得一个，性情疲缓，办事迟滞，不即参者，碍汝主人情面'等语，如此震怒，则苏州事毕，即当往金陵谢罪矣。"这年九月，恰逢赫寿夫人生日，姜焯派人去送礼却碰了钉子，赫寿夫人拒绝收他的礼，可见姜焯得罪赫寿之处。李煦当然又写信教训他一通："官场中须要行得活泼，若一味率真任性，随你十分是处，断然行不通。"

李煦原姓姜，与昌邑姜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近年关于李煦史料的不断发掘，昌邑姜家也进入"红学"和"曹学"研究的领域，这是不言而喻、顺理成章的。颇有意思的是，乾隆五年，已经82岁高龄的姜焯忽然作了一篇文章，名为《群生自造化说》，悬挂在姜氏祠堂内：

按造者,事之始；化者,事之终。自造化者,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群生尘世,喜乐者安荣,避忌者忧患。然安荣原非高远难求之术,不过素位而行,居易俟命,行此庸德。其安其荣,造化本无安排,总是善恶之报,如影如形,皆因此造,自然此化。可怜下愚痴民谬认"道在人为"四字,遂妄自行险侥幸,噫,其涸也,可以立而待也。愚年逾耄耋,稍历闻见,即目前亲睹报应之远在儿孙,近在身者,指不胜屈。因此参透'自造化'三字精切,故特表为安荣宝丹,以遗子孙。群生当急切参其旨趣,不可须臾离也。岂不胜遗金玉与子孙万万乎?

时乾隆庚申孟夏八十二岁焯于倦还庐次,并书刻板,谨悬祠堂之侧,垂示子孙,触目警心,世遵勿替,是即永言孝思也。

这篇文章非赋非骈，也非有人要他作这样一篇文章，完全是他有感而发，但通篇又没说明是因为某一件具体的事而起。

但是，当我们联系他堂哥李煦经历两次抄家的变故后，就会豁然开朗，"即目前亲睹报应之远在儿孙，近在身者，指不胜屈。"雍正元年李煦抄家，雍正四年李煦又因为阿其那一事被发配打牲乌拉，最后冻饿而死；乾隆四年同样是个重要日期，原庄亲王允禄与弘皙谋逆，被乾隆皇帝一网打尽，李煦的儿子李鼎和李鼐是否参与这件事而再次遭受打击？目前没有史料证明这一点，但姜焯随即在乾隆五年写这篇文章，称一切都是"自造化"的结果，并以"触目警心，世遵勿替"8字章明，显然过去现在发生的事情对他警示很大！

姜焯的《群生自造化说》与曹雪芹《红楼梦》立意之比较

姜焯与李煦一样是曹雪芹的"舅爷爷"。冯其庸说曹雪芹出生在苏州织造府，他少年时李煦还抱过他。这个论断如何得到的不得而知，但曹雪芹与李煦之间，显然比姜焯的关系更亲近。

目前没有史料证明曹雪芹与姜焯有过来往。但颇有意思的是，姜焯在乾隆四年就写出家训式的文章《群生自造化说》，根据他堂兄李煦以及他做官的经历，参透人生于天地间一切都是"自造化"的结果："其安其荣,造化本无安排,总是善恶之报,如影如形。"这与后来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立意有异曲同工之妙："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二者都有非常惨痛的自警和警示他人的意味。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姜焯的《群生自造化说》与《红楼梦》是有重要联系的，都是建立在当时共同的现实生活基础上，有感而发创作而成，我们解读《群生自造化说》，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读《红楼梦》的创作立意。

目前已知《红楼梦》最早的版本是甲戌本，也即乾隆十九年，是否这时候《红楼梦》已经完稿，或者已经写出一部分，不得而知，但它最起码说明，乾隆十年间（或者更早）曹雪芹就开始创作《红楼梦》，这时候曹家已经彻底败落，他深刻地认识到一场繁华如梦幻般烟消云散，世事无常，唯心自造的生命况味。不同时空的姜焯和曹雪芹，都不约而同参悟到了这一点！

古人把文章写在木板或竹简上，木板大约一尺长，因此称尺牍。后来成为书信的代名词。《虚白斋尺牍》是近年来发现的关于李煦重要史料，是继《李煦奏折》、《李煦行乐图》、《昌邑姜氏族谱》、《关于查抄李煦家产档案史料》等史料后，又一重磅文献。除了写给各级官吏以及昌邑亲友的信件，也有与曹家相关的信件，是研究曹雪芹家族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