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定王十年（前597年）六月十五，晋楚‘邲之战’以楚军大胜、晋军惨败而告终；楚庄王乘坐王驾仪仗于大战结束后，赶到了距邲地不远的衡雍（河南原阳），准备在此举行祝捷庆贺大会。

而为了纪念这一次辉煌的军事胜利，楚大夫潘党趁机向楚庄王建议说：“臣曾听说，战胜了敌人之后，一定要建造一座耀眼的纪念物，来显示自己的赫赫武功，并让后世子孙不忘祖先的伟大功业；大王您已经战胜了晋军，何不收集晋人遗留在战场上的尸体，筑成‘京观’，以彰显此战的大功呢？”

京观，是古代军队将领们为了炫耀自己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而将阵亡敌军的尸体堆在一起，外面再封上泥土，形成高大的坟冢状的土丘——‘京，高丘也；观，阙型也。杀敌陈尸，筑京观以为藏尸之地，古之夸耀战功也’。

可是，对潘党想要建京观以夸耀己功的想法，楚庄王并不同意，反而正色地对他说：

“这件事的后果，不是你所能体会到的；武功的武字，拆开了就是‘止、戈’，当年周武王灭商，曾作《周颂》——‘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收拾好干戈，包藏好弓箭，追求美德，载于《夏》乐中，成就我大周王业、而保有天下）’；又作《武》篇，最后一章是‘耆定尔功（巩固你的功业）’；《周颂》中的第三章说‘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陈先王美德加以发扬，我去征讨殷商只是为了求得大周安定）’；第六章又说‘绥万邦，屡丰年（安定天下万邦，让国家常常有丰收的年景）’。这些都是周武王的切身体会，并以此来教导我们后人。

所谓武功，是用来禁止强暴的举动，消灭不义的战争，保持强大的国家，巩固君王的功业，安定社稷和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富的，所以才要让后世子孙不要忘记建立武功者、如周武王等先圣们的功业。而现在我只不过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功业，要是以此让两国阵亡的士卒们暴露尸骨的话，那这就是用武力去压迫他国，是强暴的举动；显耀武力、使诸侯畏惧，并不能消灭战争，耀武扬威也不能保持国家的强大。

晋国虽然暂时失败了，但国家仍旧存在，还是我们楚国的大敌，这怎么能叫做巩固功业？我们违背楚国百姓愿望的地方还有很多，百姓远远没到安定的时候，这叫什么调和大众？为了自己的利益，趁人之乱而使自己得到暂时的安定，这怎么能丰富财富？武功，是有七种美德的， 我此次对晋国用兵，却没有符合其中哪怕一项美德，这又用什么来让子孙后代景仰？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为楚国历代先君修建祭祀宗庙，把这一次的成功向先君们祭告。我追求的功业不是一味用武，而是效法先圣、安定社稷、百姓。古代圣明的君王们征伐不恭敬、有大罪的国家，抓住它的罪魁祸首后杀掉埋葬，作为一次大杀戮而筑造京观以惩戒罪恶。现在，晋国又没有大罪，他们的士卒为国尽忠、为君执命，不幸阵亡在战场上，我又有什么理由去建造京观，而对晋国施以并不存在的惩戒和侮辱呢？”

于是，楚庄王没有接受潘党的建议，筑造京观以夸耀武功，而是选择在衡雍举行祭祀大河（黄河）河神的仪式，并在此地修造了楚国历代先王祭庙，向历代先王们汇报了此次大胜晋军的捷报。另外，楚庄王还下令妥善地安葬了晋国阵亡将士们的遗体，并一同加以祭祀。

在得知了楚国战胜晋国的消息之后，挑起本次大战的‘骑墙者’郑襄公，也忙不迭地亲自赶到衡雍，郑重地朝拜‘新盟主’楚庄王；随后，郑襄公在邲地设宴，为楚国欢庆这次辉煌的胜利，也以此正式表明了郑国‘归附’楚国的恭顺态度（果然是将晋国当做占卜的龟甲来用了，只是不知道日后晋军再度南下，郑襄公该如何自处）。

而在和郑襄公会面、并再一次确认了楚郑盟约的实施细则后，楚庄王就率楚军离开了郑国，携大胜凯旋回国，结束了这一次的‘伐郑、败晋’军事行动。

这一次的晋楚大会战发生于邲地，因此在后世史书上被称为‘邲之战’；而邲地恰逢邲水、大河（黄河）的交汇之处，泌水入荥阳处又称“蒗荡渠”，也可以写作“两棠”；所以，邲之战也被叫做‘两棠之役’。

晋军败退回国后，楚军也从郑国撤军回国，郑国终于得到了（暂时的）自主的机会，郑襄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内部的‘乱臣’了。

当初，在楚庄王在第一次围攻新郑之前，郑国大夫石制就曾暗地里派人秘密出城，与楚庄王私下里接触，向楚庄王提出建议——如果楚军继续攻打郑国的话，石制自己愿意充当楚军在新郑的内应，协助楚军攻克新郑；而石制充当内应的条件就是——新郑被攻克、郑国归附楚国之后，郑国原来的土地可以划归楚国一半，而另一半则交给郑国公子鱼臣来治理，由楚庄王改立鱼臣为新任郑伯（至于鱼臣是哪一位郑伯的儿子，石制和鱼臣是什么关系，史书中统统没交待，只知道他们是郑襄公的政敌）。

对石制、鱼臣两人和楚军的暗地里勾结，郑襄公估计心中很清楚，但当时楚军围城进攻很急迫，郑襄公来不及对这两个‘叛臣’做出实际性惩罚；而从楚军第二次围困郑国、历经三个多月才拿下新郑的情况来看，石制和鱼臣估计是没做成楚军的内应，楚军也没和他们有什么联系，应允他们什么条件（卖国都卖不出个好价钱）。

当新郑被楚军攻破，郑襄公被迫向破城的楚军投降后，入城的楚庄王也没将郑国一分为二，分而治之，而是依旧以郑襄公为郑国国君，保持了他的君位；而鱼臣和石制两人的卖国、篡位阴谋，也就此破产。

虽然两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但郑襄公可没打算放过他们；‘邲之战’结束一个多月后，周定王十年（前597年）七月二十九，抱紧了楚庄王大腿、君位稳固的郑襄公毫无顾忌地下令，将公子鱼臣、大夫石制这两个卖国求荣的叛臣给逮捕，然后公开处死，在警示郑国臣子的同时也一泄心头之恨。

《左传》对此事的评论，是——

“君子曰：史佚所谓毋怙乱者，谓是类也；《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適归？’归于怙乱者也夫！”

左丘明是说——

‘不要依仗动乱’，说的就是鱼臣和石制这一类的人。又以《诗经》中的记载‘动乱离散是那么厉害，有哪里可以归宿？’

左丘明表示，“郑襄公这是将借惩罚靠动乱来谋私利的人，以巩固自己在郑国的统治地位。”

诛杀了鱼臣和石制这两个卖国的叛臣、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后，郑襄公便约着许昭公，俩人作伴，在这一年年底一起前往楚都郢都，去朝见新盟主楚庄王，也彻彻底底地将郑国带到了以楚国为首的诸侯联盟之中。

虽然晋国在邲之战中遭遇了惨痛的失利，影响势力也被暂时挤出了郑国，但晋国的国力并没有受到多少削弱，国势也没有一蹶不振，仍然是诸侯中的大国（还是霸主之一）；但晋国的死敌秦国、赤狄两家，趁着晋国败于楚国的当口，连续出兵骚扰晋国大的西北边境地区，使得晋国再次出兵南下，和楚国继续争霸的行动被大大的牵制，一时腾不出手来夺回对中原地区（郑国）的控制权。而晋国想要再一次击败楚国、夺回诸侯霸主的实际地位，晋国君臣就得等到二十一年后，晋厉公与楚共王两人亲自上阵的“鄢陵之战”了。

邲之战败阵后的当年秋天，晋中军将荀林父率晋国残军从郑国返回了晋都新绛；因为在此次作战中，荀林父指挥不力、判断失误，又不能有力地约束其他将佐服从军令、统一行动，导致晋军受到了如此重大的损失，所以，自认为有罪的荀林父主动向国君晋景公请罪，要求以死以谢晋国卿士大夫、国人、三军。

起初，晋景公也对荀林父的战场失误和指挥失当之事恼怒万分，便准备答应他的请求，命其自尽；但晋国大夫士贞子（士渥浊）得知晋景公想要让荀林父自尽的消息后，马上进宫劝谏晋景公：

“君上不能这么做啊，当初，先君文公在城濮大败楚军后，全军将士在楚军的营地内吃了三天楚军留下的粮食，大家都兴高采烈，唯独文公依旧愁容满面；诸大夫们不解，询问文公；‘有了喜事而忧愁，如果有了忧事反倒喜悦吗？’文公回答说：得臣（即楚令尹子玉，其名成得臣）还在，我们晋国的忧患还没消失，野兽陷入了绝地，也会奋起反抗，何况是大国的国相呢（即‘困兽犹斗’成语的出处）。等到楚子（楚成王）听信奸人唆使、逼迫子玉自尽之后，文公这才放下心来，喜形于色地说‘再也没有人能危害到寡人了！

子玉之死，是我们晋国的再次胜利，也是楚国的再次失败！因为子玉的死，楚国两世都没能强盛（楚成王末年到楚穆王中期之前）。现在，我军败于邲地，就是上天要以此来警醒晋国，这已经对我们施加惩罚了；而中军将（荀林父）侍奉国君数十年，进想着竭尽忠诚，退想着弥补过错，他是捍卫我们晋国的干城啊，怎么能让他重蹈子玉的覆辙呢？他这次的失败，就如同日蚀、月蚀一样，正常不过，怎么会损害日月本身的光明呢，请一定不要治他的死罪！”

于是，晋景公听从了士贞子的劝谏，免除了荀林父的罪责，还让他继续担任晋国中军将兼执政大夫，辅佐自己治理国政，以戴罪立功。

而导致晋军在邲之战中遭遇失败的第一责任人——晋中军佐先榖，起初也并没有受到惩罚，晋景公还命他担任使者，在当年冬天与宋国大夫华椒、卫国大夫孔达、曹国大夫在清丘结盟，共同盟誓：“周济有困难的国家，讨伐（对晋国）三心二意的国家。”这可算是对先榖网开一面了。

但先榖却不思悔改，他一是不甘心退出晋国朝堂（邲之战失利，肯定有其他卿族要借此对先榖发难，以取代其中军佐的位置），二是害怕晋景公早晚会因此对自己治罪；日思夜想之下，先榖居然在周定王十一年（前596年）秋，暗地里勾结翟人（即赤狄），进攻晋国的清原（山西稷山）。

先榖的打算是——引狄人入侵，然后自己再出面‘平定、驱逐’狄人，以军功来维护自己和先氏家族在晋国的地位。结果谋事不密，晋景公在发兵讨伐狄人的过程中，得知了先榖和狄人勾结的实情，先榖的计划东窗事发。

晋景公因此追论先榖在邲之战中不听指挥而致使军队遭遇失利的责任，又追究他勾结外敌（狄人）图谋晋国的罪过，于是发兵讨伐先榖，将其诛杀，先氏全族也都被斩杀殆尽。

晋国卿族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先氏，历经先轸、先且居、先克、先榖四代，因为先榖的少年轻狂和贪婪霸道，以私利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终于自取灭亡，家族覆灭。先轸、先且居两代国家功臣、三军元帅，从此再也没有了身后的祭祀。